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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 不确定的疫情中退掉过年回家的票，打工人有了“新乡愁” 在北京好像只有工作，回家一趟，才觉得自己背后有人撑着，生活也是有意义的。就仿佛回到了起点，充好电，才好继续出发。 1月20日下午，刘雪的手机开始不停震动——所有资讯类APP几乎同时推送了一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称“卫健委”）发布的春节返乡疫情防控政策，主要针对农村地区，规定“需持7天内核酸阴性证明”、“返乡后实行14天居家健康监测”、“期间不聚集、不流动，每7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等。
“说了这么多，不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回家过年吗？”这是刘雪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想法。接着，整个部门同事一下午都在讨论“回不去了怎么办”的问题。很快，“春节返乡”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后面跟着橘红色的“沸”字。春运被称作一年一度世界最大规模人口迁徙，2019年，这一数字突破了34亿。“从前，乡愁是一张张火车票，我在这头，故乡在那头；而现在，乡愁是一张张核酸检测证明，我在这头，故乡说，你就在那头吧！别回这头。”春节返乡在社交媒体的热议中，被调侃、被重新定义。 1月22日，湖南怀化返乡群众正在参加核酸检测。图片：CFP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称，国内目前河北和黑龙江疫情相对比较严重，病人还在增加，此外，由这两处传到外地的小规模疫情，输入疫情也引起的多地局部暴发。刘雪回家的念想很重。一个礼拜前，她就买好了回河南鹤壁的车票，在原本的计划里，2月9日（腊月二十八）下班，赶晚上19：50的车到郑州，中间休息一晚，转一趟高铁，再打个车，19个小时后，能在除夕前一天到家。现在，她觉得能回家的可能性只有10%了，“很绝望”。去年春节，因为疫情，刘雪在发车两小时前退了票，拎着行李回到北京的出租屋里一个人过年。当时她30岁，做资讯运营，恰逢疫情爆发，整个春节都扑在工作上。年后，她换了个可以双休、不必追热点的工作，终于有时间与自己相处时，也越来越想家，“到我们这个年纪，尤其是女生，将来要面临结婚生子，回家跟父母过年的时间真是过一次少一次了。”1月23日下午，北京南站的人流比往常多了一些，进站检票时也严格要求间隔一米的安全距离。一名车站工作人员告诉全现在，他已经放弃了回家过年，“就算现在回去也得隔离”。另一边，北京东辛店村最大的超市外墙改造工程正在进行。周家父子俩正娴熟地拆下一间钢板房的屋顶，用脚将蓝色的钢材踩直，再放进自己的货车。这里位于朝阳区北部，邻近东五环和机场高速，与望京CBD近在咫尺。据《新京报》报道，这里的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比例接近1:20。 周家父子老家在河南信阳的农村，来北京六年了。年关将至，爷俩兜里揣着攒了一年的辛苦钱，对过年满怀期待——小周想着回家见老婆孩子，老周琢磨着回家抱孙子。不料，新的春节返乡政策出台，给他们的回乡之路上平添了许多不确定性。小周刚晋升为爸爸一年多，恋家心切，他决定撇下父亲，自己一个人回去。他留意到，新的返乡政策从28号开始生效，再干几天活，就可以开车回信阳。老周听说回家需要测核酸、还要居家观察，没多想就跟小周说：“我是不回了，你要回你回。”01“不确定，不知道”
对于在海淀区某高校就读生物专业研究生的康维来说，按照他所在实验室惯例，假期只有14天。要回家，其间包含离校、返乡、回京三段流程。每一段都充满不确定，回家希望渺茫。
离校是第一步。他所在的大学从1月11日开始“封校”，进出校门的审批流程变得更加严格，学生除非有科研、返乡、就医、就业的需要，否则出校申请无法成功通过审批。摆在他面前的是两条路，要么老老实实申请返乡；要么“偷跑”，即用返乡之外的理由获得出校许可。申请返乡需要实验室的“老板”，即导师，进行终审。这原本是一项常规的流程，但在由“老板”掌握着学生“生杀大权”的科研制度里，学生能否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并顺利毕业，几乎完全取决于“老板”的印象——印象减分，就可能导致毕业受阻。1月中旬，一位师姐告诉康维，导师明确表示，“不希望”学生在这个春节回家。在他所在的实验室里，至今还没有一位学生向导师提出返乡过年的申请——谁都不愿意当那个会被“枪打”的“出头鸟”。大家都明白，“不希望”基本等于“拒绝”。如果绕过导师，就只能采取“偷跑”的方法，以科研为由向学院进行离校申请，再直接回家，其代价无非是挨上几顿导师的责骂。但这一方式最终也被他放弃，因为大数据对个人行程的调取，他的行动记录会被准确记录在案，一旦被发现以其他理由返乡，将会被学院以违反规定为由通报。即便成功离校，康维也无论如何都无法躲过返乡后的隔离。他的家乡广西疫情并不严重，截至1月22日24时，全境共有1例本土确诊病例，但根据康维家乡所在地的防疫政策，外地返乡人员需要进行7天的居家隔离。总共14天的假期，将被腰斩。而政策还可能随疫情变化不断更新，北京疫情走向如何还是未知。如果大学所在地区风险升级，回京后，他还将面临一次隔离。而且，按照规定，1月25日至3月8日的寒假期间，学生不得私自返回学校。想顺利在14天内走完返乡-回校之路，还要向学院争取提前返校的机会。 而学院对此含糊其辞。从1月19日到23日，康维总共与学院进行了4次沟通，直到最后一次，院方才表示有可能同意有科研任务的学生在初五（2月16日）后获得返校许可，但这只是“有可能”。刘雪也开始为回家做预案，但同样一切都要随着疫情动态和最新政策而动。春节返乡政策出台第二天，1月21日，鹤壁出了最新政策，在国家卫健委规定的基础上，新增了一条居家隔离细则，“对居家隔离的人员要落实单人单间单独卫生间，每日两次健康监测，并通风消毒。达不到上述居家隔离条件的，一律进行集中隔离。”“这条件在农村基本达不到”，虽然家在县城，但这条针对农村地区的规定之严格，让刘雪顿时“心哇凉”。前一天，她还抱着的“只需要居家监测的幻想”都碎了，而给家人添麻烦和集中隔离，她都不愿意。到了中午，随着不能回家可能性的增加，刘雪回家的念想反而更重了。她买了第二天回家的车票，计划请两天假，再加上周末，在28日前打个时间差，提前回家一趟。哪怕只凑出4天，也满足了。在东辛店村一家电信运营商做店员的王思桃，四年前和丈夫从江苏来北京打拼。他们的孩子在老家上小学。往年，夫妻俩会在过年时回家一次，给孩子买上吃的用的，一家团圆。“不确定、不知道”，是王思桃最常说的词语。他们摸不清楚自己家乡的具体政策，但看了新闻里说的核酸检测和居家观察的要求，王思桃“直觉就是回不去了”。她想起去年在新闻里看到的场景——很多人从湖北回乡后被封闭在家里，连家人也都不能外出。她担心自己今年从北京回去，会不会“连累到家人都不能出门”。也因此，他们一直没有买回乡的车票。周家父子在北京的六年间，辗转住在不同的城中村，三年前在东辛店村落脚。两年前，小周结婚，很快有了孩子。父子俩的担子更重了，他们买了辆货车，到处接工地的活。赚得多的那一年，他们又买了辆小轿车，从信阳一路开到了北京。 2020年对周家父子来说并不容易，去年春节正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们一直在老家待到4月4号才坐着货车回到北京。回京后，能接的活比前两年少了许多。谈到最新的返乡政策，小周笑着说，觉得乡下不会那么严格，自己回去“肯定不用隔离”。老周就没那么乐观。“谁都不知道回去之后是个什么政策”，去年在家几个月没活干的日子，让他心生恐惧，“没啥可回的，过完年都不知道能不能回北京。”老周打定了主意，今年一个人在北京过年。如果小周能够在28号之前顺利返乡，他无疑会成为东辛店村幸运的那批人。刘雪则很快就发现自己没那么幸运，1月21日晚上收行李时，母亲来电话，劝她先别回了——隔壁浚县排查发现两例输入型无症状感染者，老家有三人是他们的密切接触者，辗转两趟火车回去太危险。
02“你什么时候回来，咱什么时候算过年”1月20日一早，老家在黑龙江望奎县的陈安彻底打消了回家的念头。那一天，该县全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此前，黑龙江9天累计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72例，其中150例在望奎县。随着年龄的增长，年味儿对陈安来说越来越淡了。小时候的玩伴大多结婚生子，往年一起打牌的姐妹们也逐渐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每年十几天的春节假期对她来说，就是宅在村里刷手机。和家人在一起成了过年仅存的意义。父母曾经说过，“你什么时候回来，咱家就什么时候算过年”，她一直记到现在。担心往返都会被隔离，加上前一个春节留下的“寡淡和遗憾”，家在贵州的楚恬在一月中旬就决定留京过年。楚恬记得，去年除夕前一天，武汉封城，即使是在贵州老家，大家也不再外出，整个假期都在家里刷手机，过年的意义几乎没了。除夕去了趟奶奶家后，她只有每天遛狗时出一次门。小区外整条街空空荡荡，只有门口坐着的工作人员和提醒“多戴口罩少串门”的高音喇叭声。因为疫情，她甚至错过了见外婆的最后一面。初一开始，部分小区封了，她没能像往常一样去外婆家拜年。回北京不久，外婆去世的消息传来。楚恬对那个春节的感觉愈发糟糕。往年不是这样的——除夕上午，一大家子十几口人都会聚到奶奶家，连楚恬家的狗也要带去。有人在厨房忙着备年夜饭；爷爷腿脚不便，坐着看电视；楚恬则和奶奶、小叔、大姐们搓麻将；小侄子在一旁玩耍。祭祖磕头、年夜饭后，麻将桌便又支起了来，伴着春晚作背景音，他们会一直搓到十二点后。外面“砰砰啪啪”的爆竹声伴着小孩的尖叫声响起时，意味着“过年了”，从四楼窗户望出去，舞龙的队伍正在广场前穿过，头顶是爆开的烟花。 搓麻将是只有在春节才会进行的家庭活动。奶奶70岁的头几年，经常和邻居打麻将，这几年，一起打麻将的老人陆续离世后，过年跟奶奶一起搓麻将成了楚恬的自我安慰——奶奶洗牌、摸牌的劲头在她看来都代表着活力，这让她觉得老人还健康、有自己的生活。代际差异和远距离生活，使得几代人之间的了解和话题变少，搓麻将这种集体活动，也成了最自然轻松的交流。近两年，楚恬格外留意这些最琐碎的日常，她觉得这才是生活，应该被认真记住。刘雪家里做生意，越到过年越忙。每到除夕，她和弟弟会跑遍县城，去买一些爸妈平时舍不得吃的海鲜，做一个大火锅。等父母忙完，一家人一起做顿饭，就让她特别满足。刘雪在北京工作了五年，几乎每周都上六天班。每次回家，父母都觉得她整个人是“蔫儿的”，两天后，便“背也不驼了，眼睛都亮了”，“仿佛一切累和压力都得到了缓解”。对她来说，在北京好像只有工作，回家一趟，才觉得自己背后有人撑着，生活也是有意义的。就彷佛回到了起点，充好电，才好继续出发。上一个春节返乡过年后，由于疫情，康维在家待了半年。那是他读研以来难得的喘息机会。从2019年8月到11月，康维第一次完整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每天早九点到实验室，晚十点回宿舍，一个月能休一两天。导师将整体项目分割为几个大项，分别交由手下信任的学生；这些师兄师姐，再将项目分割成一个个流水线上的工序，交由“底层”研究生，也就是康维们操作。康维把自己称作最底层的“纺织女工”。“中层”的师兄师姐会对“底层”研究生的每一个操作进行评价，这些评价则会进一步反馈到导师手中，影响导师对每一个研究生的印象。想顺利毕业，首先就不能得罪师兄师姐。 上个春节回家后，康维在家待了半年，这是他难得的喘息机会。图片：受访者提供“这点小事都做不好”，这条来自“上级”最多的评语，常常在康维脑中回响，他每天都在责怪自己的能力。直到春节回家，他在B站看了一个又一个有关职场PUA的视频，觉得每个案例说得都像自己，才恍然大悟。那个春节给了他一个从实验室跳脱出来，反思自己的机会。
03“要么回家，要么退学”由于上一个春节是独自在北京过的，这让刘雪更难接受今年依旧回不了家。去年除夕，她点了份“奢侈的”烤鸭外卖，边吃边跟家人视频。出租屋隔音不好，楼上传来一家人看春晚的笑声，透过窗户，她看到对面的另一家人正围在一起吃年夜饭。视频通话始终代替不了真切的团圆，让她唯一当面说“新年快乐”的人是外卖小哥。父母年岁渐长，刘雪总挂念着，每天都要通过视频看看他们状态如何，但也有很多没法解决的问题：老两口手机内存满了不会清理，只能等着她回去解决；两代人平时都报喜不报忧，只有过年回家时，母亲会凑过来说一说平日家里的事，也会吐槽抱怨——这都是只和女儿说的话。回家的票还没退，疫情和政策随时在变，她打算等到最后时刻看能不能回，“唯一的希望是小县城和农村的管理措施不一样”。楚恬已经开始买红酒了，为第一个不回家的春节做准备。想到今年春节很多人可能回不去，楚恬好受了一些。她打算自己煮红酒，配着必胜客的披萨牛排套餐，看一部电影，就算过年了。父亲肯定会打来视频电话，在奶奶家举着手机晃一圈，让她跟家人挨个说说话。陈安则有些期待在北京过年了，两个闺蜜也不回了。如果到时候出行方便，她计划去桂林旅游，或者去附近的张家口崇礼滑雪。如果只能待在北京，几个人打算做一桌好吃的，边吃边看综艺，完后躺在床上聊天，平常又轻松。康维还没下定决心向导师提出回家申请，用他的话来说，“要么回家，要么退学”。如果不回家，他将在那间5米×8米、被自己称为“17世纪纺织作坊”的实验室里，守着自己的“工位”和仪器，在“流水线”上继续运转。 夕阳下的东辛店村，这里聚居了大约两万名在京务工人员。图片：党元悦至于王思桃，她工作的营业厅腊月二十八放假，正月初八上班。王思桃合计了一下，如果回去需要隔离，假期时间根本不够用。况且，“谁都不知道到时候的疫情状况”。“忙了一年了，谁不想一家团聚呢？但如果回去会闹得其他人都不安生，谁也不乐意呀。”王思桃叹了口气。她不知道，等再见到儿子时，他会不会长得比自己都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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