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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数年前游岳麓山，在蔡锷墓围栏上看得一幅阔达恢弘的对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它是孙中山写给蔡锷的挽联，上联说的是投笔从戎的班超，下联说的是马革裹尸的马援，巧的是他们都是东汉人，都是陕西扶风人，马援还和班超的父亲班彪一起在隗嚣处共过事。 对于马援，除了在中学时学过他的一篇《诫兄子严敦书》以外，其它印象并不多。先通过百度百科快速地介绍一下马援吧： 马援，东汉开国功臣之一，汉族，扶风茂陵人，因功累官伏波将军，封新息侯。马援的祖先是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新莽末年，天下大乱，马援初为陇右军阀隗嚣的属下，甚得隗嚣的信任。归顺光武帝后，为刘秀的统一战争立下了赫赫战功。天下统一之后，马援虽已年迈，但仍请缨东征西讨，西破羌人，南征交趾（今越南），其“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气概甚得后人的崇敬。 我承认这种介绍是典型没有任何养分的，它把一个生动无比的人物埋葬在一段干巴巴的文字里。 中国历史中从来不缺乏名君、名臣、名将，牛人很多。不过在韬略、军旅、经济、识人、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很牛的人，还是不太多见的。印象中，管仲算一个，曹操算一个，诸葛亮算一个，明代的王阳明算一个，近代的曾国藩算一个。 我认为，马援也应该算一个。只是他的名气比前面所说的这些人要小得多。 马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多面手呢？ （二） 识时务，明大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台词被叛徒劝降末路英雄用得泛滥了，但丝毫不妨碍它所蕴藏道理的正确性。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成功者从来都是顺势而为的，而阻挡历史车论的一定是悲剧下场。马援的敏锐，当他还在隗嚣手下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历史翻到公元28年，刘秀已经称帝4个年头了，除了陇右的隗嚣、西川的公孙述，新成立的东汉王朝算是大体上统一了中国。这一年，隗嚣派出马援到公孙述、刘秀那里去看风头。公孙述和马援是老乡，老乡上门又是重要势力的使者，公孙述自然热情款待，不但“盛陈陛卫以延援入”，还给马援做了衣服、帽子，“立旧交之位”，本人“鸾旗、旄骑，警跸就车，磬折而入”，并准备封马援做大将军。这番热情感动了马援的随从，人人都愿意都留下来（旁白：怪不得古人云：少不入川啊！） 马援清醒地嗤之以鼻：“天下雄雌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回去向隗嚣汇报更是一针见血：“子阳，井底蛙耳。” 随后，马援又到了洛阳，黄门引入后，发现光武帝就坐在宣德殿的门廊里，戴着头巾，见到马援站起来笑着迎接，可谓素面朝天。马援大惊：“我今天远道而来，您怎么知道我就不是刺客，（防卫、仪仗）如此简单？！” 我相信，马援不是那么容易被征服的人，真正征服他的，一定是一路上的所闻、所见与所思，好感已然形成，再见到如此平易近人的光武帝，自然如沐春风。 从此，马援就跟定了汉光武帝，甚至老东家隗嚣后来造反，他“数以书责譬之”，还游说羌地大豪和隗嚣部将不要追随隗嚣。 能带兵，会打仗。马援的带兵生涯是在隗嚣造反被平定之后的事，他并没有直接参加对隗嚣、公孙述的战争，或许马援和这两位大豪都有着不同寻常的交情吧！不过这也使得马援成东汉开国诸将中少有的没有直接参加内战的将领。 换句话说，马援打的基本都是开疆拓土的边境战争，或者是巩固政权的平叛战争。 公元35年，光武帝任命马援为陇西郡郡守，几年之内，他只带几千兵力先后平定了先零羌、参狼羌。 公元37年，交趾（今越南北部）征侧、征贰姐妹起兵叛汉，声势浩大，高潮时期据说岭南60余城尽被占领，并自称为王。马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光武帝封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将，率领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马援还未封侯，却配了一个侯爷作为副手，耐人寻味。公元42年，马援在浪泊大破叛军，次年正月，诛杀了征侧、征贰，遂平交趾。而马援也因此被封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 公元44年，马援班师，在京都洛阳郊外对前来迎接、劳军的大臣说：“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马革裹尸成语因此而来。（注：突然想起毛泽东曾引用龚自珍诗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十分感慨，国共两党的领袖居然都如此熟识马援典故！） 马援实现了他的诺言。公元48年，武陵五溪蛮（今湘西）暴动，大败汉武威将军刘尚。时年60余岁的马援请命出征，光武帝感动之下同意了老将的请求。49年，马援被蛮兵凭险阻于壶头，时暑疫肆虐，马援也身患重病，不久死在军营，真的如他告辞时所说：“吾受厚恩，年迫余日索，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 （三） 明韬略，善从政。马援的参谋才能极高，公元32年夏，光武帝准备亲征隗嚣。当时有大臣认为：“东方初定，车驾未可远征。”甚至“当车拔佩刀以断车靷”，而诸将也“多以王师之重，不宜远入险阻”。惟独马援排除众议，力主进军，而且还在皇帝面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开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析，昭然可晓”，使用了沙盘作业这一当时十分罕见的军事推演方式。光武帝后来常对人说：“伏波论兵，与我意合”。 公元35年，马援受命任陇西太守后，没有一味地采用军事手段去征服羌地、羌人，而是采用了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手段。特别是在“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涂远多寇，议欲弃之”的情况下，他坚持道：“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后来，他放回了三千余客民，并“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开沟洫，劝以耕牧”。同时又招抚塞外氏、羌等少数民族，重新恢复了少数民族中“侯王君长”的身份。自此，河西、湟中初定。 很多人对马援的这段战功不太以为然，一是通鉴着墨不多，二是现代中国拥有新疆、西藏，陇右、河西到湟水谷地一带的战略价值经常被人忽略。但在古代中国，这一带是中原朝廷与少数民族争夺的焦点，稍有不慎，很容易成为动乱的根源，从而造成整个黄河流域的动荡。西汉开国之初，汉高祖就设置了陇右郡，凉州也一向有“天下要冲，国家藩卫”之称。 在当时的陇右，主要是羌、氐民族比较活跃，汉代长期设有护羌都尉，说是“护”，其实不如改为“防”或者“征”、“抚”比较妥当。羌人性格本就粗爽，也就屡叛屡征，屡征屡叛。西汉宣帝时期名将赵充国最卓著的功勋之一，就是晚年平定了湟水谷地的羌人叛乱。 所以，史书中的轻描淡写，并不能遮住马援平陇右、治羌人的大功劳。再多说一句，未来驰骋中华大地、少数民族的杰出代表前秦天王蒲坚就是羌人。 现在应该知道，马援工作的不容易吧？ （四） 通经济，懂经营。论语有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学》则引用孟献子的话说：“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可见古代的达官贵人精通卖官鬻爵、巧取豪夺的多，而了解缁珠必计、和气生财的少，对生意人是很鄙夷的。 与众不同的是，马援是个成功的生意人，而且从事的就是畜牧业。 马援幼年丧父，与朱勃等一起学习《诗》、《书》，朱勃那时已是“辞言娴雅”，而马援却才开始读书。马援的兄长马况安慰他：“朱勃小器速成，智尽此耳，卒当从汝禀学，勿畏也。”后来马援以家用不足辞别兄长，想到边境去放牧，马况并没有因此去阻挠他，而是说：“汝大才，当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从所好。”鼓励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马援在北地放牧，不断有人从四方赶来投靠他，手下很快就有几百户人家，他带着这些人游牧于陇汉之间，很快发家致富。 在马援的成长过程中，我始终认为放牧生涯对他的锻炼是至关重要的，一是从实践中学会了管理和沟通，而不是去读死书；二是在迁徙中熟知了当地的地理、天时，这才有了以后聚米为山的壮举；三是学会了经营，了解到经济对组织的重要性。 马援自然不满足于做一个富家翁，他常说：“大丈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这就是成语老当益壮的来历。而唐朝王勃更是把马援的这种精神写进了千古名篇《藤王阁序》里面，正是：“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于是在某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已是富裕人家的马援一声慨叹：“凡殖财产，贵其能赈施也，否则守钱虏耳”，于是散财、散人，先投隗嚣，再遇光武帝刘秀，投身于治国平天下的大型游戏中去了。 经过生意磨炼过的头脑让马援对经济事务十分敏感。公元40年，马援在陇西太守任上，公务繁忙之际，戎马倥偬之中，还上了道奏章，要求重铸五铢钱。通鉴又只有一句话：“奏宜如旧铸五铢钱，上从之；天下赖其便”。 古人可能难以认识到这件事的意义，但从当代人角度去看，这可是件不得了的大事。 中国是一个缺铜的国家，自古铜的用处就很多（我们在很多古代文章中读到的“金”，其实指的就是铜，比如秦铸金人十二，这里的金人就是铜人的意思），最大的用处就是铸币。作为“贵金属”铸成的货币，是以重量作为其价值的衡量标准。“铢”就是重量单位。 凡是乱世，私铸货币的人家很多，重量不一，币制不一，必然导致经济混乱。西汉初年，贾谊就铸币一事上疏，他指出了当时货币市场的混乱：“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 直到汉武帝时期，经过数次币制改革，终于在元狩年间开铸五铢钱，统一了货币标准，将铸币权收归政府。 西汉后期成帝、哀帝之世，续而王莽新政，社会再度动乱，币制也随之混乱。 东汉立朝不久，百废待兴，正是马援的建议，才促使朝廷重铸五铢钱，稳定了货币的价值，可不是“天下赖其便”五个字所能概括的。可谓功莫大焉，善莫大焉！ （五） 但马援流芳千古，最为人佩服的，却是他的家庭教育以及趋福避祸的先见之明。 一切要从他的那封家书说起。 《诫兄子严、敦书》——这篇被收入《古文观止》、中学课本的隽永短文，与诸葛亮的《诫子书》一道成为中国家庭教育的最佳文章。（详见文末附件） 以《古文观止》的版本为准，马援的信不过三百余字，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开展论述： 1、怎么正确对待他人的缺点？ 2、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为什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马援的答案非常明确：“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避免祸从口出。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正是通篇的精彩之处。他举了当时的两位成功人士龙伯高和杜季良，他说对这二位的情感都是“爱之重之”。对于学习榜样，他却坚决选择“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的龙伯高，而反对“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的杜季良。 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成才的“成功率”。 马援在信中说：“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马援已经顺便为我们贡献第三个成语了：“画虎不成反类犬”。 当代社会成功人士形形色色，为孩子选择学习榜样似乎更为纷繁复杂。不过，近两千年前马援提出的选择原则，依然能给我们带来实用主义式的启迪：在选择学习榜样的时候，你得先考虑如果孩子无法做到那么成功，他会成什么样？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关于梁文道先生的故事，说梁先生曾在黑社会中打拼，后来幡然醒悟，读书破万卷而成为经纶满腹的学问家。 你会让孩子走梁先生走过的道路吗？ 同样的，韩寒能以调侃的口吻写出动人的故事，文采斐然，笔锋犀利，视高考和大学为粪土，你愿意让孩子以韩寒为榜样吗？ 我想，我可以去赞赏梁先生的勇气，欣赏韩先生的文字，但绝不会鼓励自己的孩子去走那样一条道路。 （六） 《诫兄子严、敦书》的幸与不幸之处都在于汉光武帝读到了它。这封家书中提到的杜季良有一个仇人上书告状，拿马援的信作为证据，说：“保（杜季良，名保）为行浮薄，乱群惑众，伏波将军万望还书以诫兄子，而梁松、窦固与之交结，将扇其轻伪，败乱诸夏。” 光武帝看到奏章后，罢了杜季良的官，把龙伯高升为零陵太守。要命的是，奏章中提到的梁松、窦固可都是皇帝近臣，世家子弟。从此，马援就算和这两位小辈结下了梁子。等到马援讨伐武陵蛮，兵锋挫于壶头，皇帝派梁松前往监军。梁松到时，马援已病死于军营之中，但梁松旧恨难平，狠狠地告了马援一状。 光武帝因此收了马援新息侯印绶。马援妻孥惶惧，只敢把马援遗体草草葬于城西，而“宾客故人，莫敢吊会”。 一代名将，身后居然如此凄凉！ 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人平常的为人就显现出来了。马援的人缘不错，除了梁松以及他撺掇的人告状之外，并没有人落井下石，也没有人趁机对马援的家属下狠手，相反很多人上书为他说话。马援很干净，梁松找了半天都找不到他贪腐的证据，只能说他从交趾拉了车珠宝回来（实际上是薏米）。 实际上，武陵的形势根本没有那么糟糕，两军相持之下，蛮兵也是精疲力竭。马援的监军官宗均使用奇计，先派使者矫诏招降，大军徐后跟进，遂平息了武陵之乱。光武帝收到消息，怒气自然消了一半，也就再没对马援穷究下去了。 很多人认为光武帝对马援过于刻薄，说马援毕竟不是昆阳或河北的老人……凡此种种，不再讨论。 命运之轮再次发挥了它的威力，马援家庭教育结出了硕果。最大的果实便是他的女儿。公元60年，东汉明帝即位，马援的女儿被册封为皇后。这位马皇后、后来的马太后深明敦厚周慎的道理，常执谦退之道，抑进求退。通鉴说她“既正位宫闱，愈自谦肃，好读书。常衣大练，裙不加缘。”不但自身简朴，数次推辞对家人的封赠，还对自家人严格管教，“其外亲有谦素义行者，辄假借温言，赏以财位；如有纤介，则先见严恪之色，然后加谴。其美车服、不尊法度者，便绝属籍，遣归田里。” 无论西汉，还是东汉，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外戚专权。东汉末年更有宦官乱政，每一次政权斗争，总是伴随着失败者的头颅滚滚以及灭族之祸。窦宪、阴纲、邓骘、梁冀……可以写出一串很长很长的名单，他们既是杀人者也是被杀者，甚至是被族灭者。而马家能在权倾天下之后全身而退，与其说马皇后居功至伟，不如说马援家庭教育的成功。 最后，引用马援幼年好友朱勃在马受到迫害时所上奏章中的一段话，对马援的人生进行总结总结：“故伏波将军马援，拔自西州，钦慕圣义，闻关险难，触冒万死，经营陇、冀，谋如涌泉，势如转规，兵动有功，师进辄克。诛锄先零，飞矢贯胫，出征交趾，与妻子生诀。间复南讨，立陷临乡，师已有业，未竟而死。吏士虽疫，援不独存。夫战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败，深入未必为得，不进未必为非，人情岂乐久屯绝地不生归哉！” 附：诫兄子严、敦书 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前在交趾，还书诫之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缡，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如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赦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迄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 烛微客 201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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