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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的机缘，我与花火来到他的故乡，一个海边县城。在那里，我度过了花火童年擂咸茶、逛夜市的时光，也从乡土风物中获得了短暂的故乡记忆。 早上乘大巴从香洲车站出发，先往北，在虎门大桥折向东，经东莞、惠州，最后穿过两条漫长的莲花山隧道，就可以到达县城。这是花火固定的回乡路线。窗外高低起伏的丘陵，细长笔直的桉树，散落的山坟，规整的盐田，都是南方沿海乡野最鲜明的标志。 姜醋鸡：母与子 回到家中，已是中午。花火倚在厨房门边，漫不经心地讲述疫病的情况。母亲宝珠一边念叨“阿弥陀佛”，一边着手准备午餐的原料。四方的空间里，摆放着佛祖像和祭祖的冷热拼盘。寥寥无几的共同生活经验，平日的三餐，“阿弥陀佛”的对答，是花火与宝珠交流的全部日常。 在疫病横行的新年，家里的菜单也出现了变化。除了例牌的薯粉饺子，增加了一道姜醋鸡，姜醋本是广东地区坐月子的食谱。许久之前，老人们就在网上获悉醋能杀菌，也一通百通地传出姜醋鸡的神奇效用。 土鸡块、梅头肉、小黄姜只需洗净，下锅煎制。梅头肉细腻，间隙的脂肪与略显肥胖的鸡肉不分伯仲，在热油的催动下，糖、氨基酸和蛋白质间产生美拉德反应，激发出焦褐迷人的香味。小黄姜火药味强烈，与肉类在此前孕育的油腻达成辛辣同盟。此时，奶白色的高汤汇入，菜脯、虾干、片糖、米醋同锅炖煮，菜脯给流动的汤羹添了一丝咀嚼的快感，虾干释放了被封存在夏日的鲜甜，片糖和米醋构筑了最基本的酸甜底味。 酸甜辛辣，家的百味汇成一锅热腾腾的姜醋鸡。 “花啊，味道怎样？”宝珠问。 “还可以，不过油重了些。”花火回答。 “可能是老鸡肥了……”宝珠欲言又止。 究竟是油下得重还是老母鸡肥了，我不得而知。母子二人的对话总是充满猜测，好像谁也无法轻易说出一样结果。就好像在县城的变化中，无法正确地指出曾经有过的一条街、一座庙。母子二人，一个扎根于乡土，一个离乡15年。先前听花火讲述的寨仔埔、铜钱山、罗厝围这些地名，在高德地图上早已无法寻得踪影。家乡的概念也愈渐模糊，以老红场、老红宫为圆心，周边数公里内的沿街建筑，这些童年记忆的背景，在“红城文旅小镇”工程的推动下，全部被粉刷为红色。 所幸的是乡味没变。一口姜醋下肚，虽然油腻，但仍温暖熨帖。“还是好吃，以前的味道。”双方释怀。 咸茶中的县城 午后，宝珠端来茶砵。这是海丰人家常备的咸茶器皿。一个粗瓷茶砵，肚稍肥，内部纹路犬牙交错，便于研磨茶叶、芝麻和海盐；一根番石榴木擂棍，在研磨的同时，赋予咸茶一丝特殊的果木香味。 每日的咸茶，像县城的必备功课。寻常主妇家里会擂，寺庙庵堂会擂，乃至本地的天主教堂也会擂。 本山绿茶、粗盐、薄荷依次放入茶砵，擂棍顺时针研磨，在盐分和外力的作用下，茶叶渗出更加浓郁的草青味。研磨完毕，热水入砵，稍闷四五分钟，便可舀至碗中。 
茶钵 咸茶在我的印象里一直与茶泡饭联系在一起，而在电影《茶泡饭之味》里，这种食物早已解构了阶级的孤立，抚慰了家庭的冷暖。在将茶用作食材，妇女们共同擂茶的线性劳作中，想来咸茶大概也有相似的功效吧。 出神片刻，几副碗筷围在面前，紧接着，一罐炒米花，一瓶黑芝麻，一袋花生米，一罐虾干，还有炒熟的各式豆子，一一落桌。包子和姐夫随即横跨在左右两侧的椅子上，宝珠把茶砵里沉底的茶叶捞了捞，液体更浑浊了。然后伸手把面前的碗拿起，另一只手把茶叶共同体舀入碗中，动作又快又稳当，就像盛起陈年的酒水一样，盛到面前时，水还是流动着的。 宝珠把五谷杂粮一一开盖，用一只半径又长又深的勺子挖出一勺芝麻，落在茶水里，然后是花生、炒米、虾干。炒米一颗一颗吃着水位，芝麻有的沉底，有的晃悠悠地漂。我赶快端起碗喝了一口，茶味的苦涩，薄荷的清凉，还有很重的海盐味道，一口茶水退潮后，花生碎、虾米、芝麻全都涌上来了，嘴里越嚼越干涩，来不及细细咀嚼，又灌了口茶水，把干货冲进胃里。 茶叶的品质，茶的浓淡，擂茶的功夫影响着咸茶的口味。在海丰人面前，品尝食物的好坏对我来说是一件难事。吃咸茶的工夫，宝珠捧来茶砵，递给刚刚生吞了一大碗五谷杂粮的我，告诉我用大臂带动前臂用力研磨茶叶，并以每秒两周半的速度做了示范。 宝珠很慷慨，不但给予我咸茶吃，还传授了擂茶的功夫。一时间我不知如何回应，只念了一句阿弥陀佛，拿起钵子和捣棍磨了一周，然后持续地磨下去。 研磨至茶叶柔软，粗盐变为细腻的盐渍，没有明显的阻碍和沙粒感，才将茶砵放下。在这期间，包子捞了一捆荷兰豆，一边去筋膜一边截成小段。堂姐从冰箱拿出冰块和柠檬，开可乐瓶的瞬间可以听到汽水落入冰块的声音，低温和酸味将用来化解过分的油脂。姐夫好像很忙的样子，不知从哪里弄来了竹签，硬生生穿过螃蟹的身体，又不能准确地致命一击，让螃蟹活受罪。花火和姐姐争论开瓶器的去来，宝珠将薄得只剩一层膜的塑料袋套在圆桌上，用来收纳鱼虾蟹壳的尸骸。大家胸怀坦荡，每人赋予晚餐一样劳动，在厨房、餐厅、客厅三个空间里各忙各的，各说各的话。定向劳动之间，彼此有种隐约的心照不宣。 在这里，时间的维度似乎不同于寻常。一次烹煮，一次研磨，一条海鱼的解冻，一只螃蟹的生死系连着每日的时间长度。这里新闻匮乏而海产丰富，唯有食物能够维持鲜活的状态。 而在疫病突发的年夜，围坐在封闭的空间里，姐夫口述着县里的种种变化，四周一切好像鲜活了起来。我始终惊异并摇头回应着，没见过，没吃过，没听过……在珠三角生活了二十多年，从未到过粤东地区，粤北、粤西也未去过，对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以及粤地方言一无所获，实在惭愧。关于有没有骑过摩托车，我欲言又止，也没有。“那就对了。”姐夫高兴起来，“等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就可以出去吃宵夜了。” 夜市寻故乡 县城里的夜晚，星星点点散落着些许摊档。 我坐在摩托后座，穿梭在巷道。驾驶新工具时好像拥有了新的语言。一辆摩托遇到另一辆，就好像一艘船遇见另一艘，一列火车遇到另一列，直到掌握它，驾驭它，彼此才渐渐默契起来。身体和轮子之间隔着座椅，前进方向随着重心偏转，四周并没有保护的空间，只能牢牢贴着它，贴近着道路和不断升成的气流，在逼仄的街道和不停发力的马达中保持低速的飞驰。 在从晚餐中得知这座县城的口述史之后，经过红场时，可以看见崭新的红色与陈旧的架构互相融入，白天的革命根据地在夜晚升腾起遍地烟火气。四周湿润和海盐的味道好像唤起了未知的童年记忆：不远处的大湖镇上，仿佛可以听到蚝苗繁殖的声音，在那片万物疯狂生长的土壤里，孕育着鲜肥滋味之享。 穿过红场所在东门头，三角站的数家“麻鱼煤”档互为犄角。本地的街边排档，习惯将菜品以大红字书于招牌边，“麻鱼煤”是最常见的。“麻鱼”即“鳗鱼”，“煤”即“糜”的乡音，正确的名字应是“鳗鱼糜”，也就是鳗鱼粥。本地排挡老板多是精明灵活之人，待人接物和掌勺功夫了得，但文化都缺了一些。自从第一个排挡老板打出“麻鱼煤”的招牌，“番薯煤”、“炒米C”（即炒米粉，“C”与“丝”乡音相通）便成为了县城排挡通用的语言。本地人心知肚明，游客们却常感到疑惑。 
“麻鱼煤” “麻鱼煤”档是县城最热闹的排挡。海鳗被细细分解，陈列于碎冰之上。鱼肉、鱼丸入生滚砂锅粥，鱼肚、鱼肝可配苦瓜咸菜，鱼骨可粘地瓜粉入油浸炸……各个部位所得其所。海鳗生猛，排档热闹，在炉火和木桌间，多是归乡的人。 三角站往前一点，就到了城隍庙。按照惯例，每逢年节，城隍庙里都会请几台白字戏。小时候，花火跟着外公，没少在城隍庙听戏。台上《同窗记》《白蛇传》咿咿呀呀唱着，生旦丑净公婆贴七个行当粉墨登场……在疫病横行的新年，戏台已经搭好，戏班子却停了，台下的老人也走了，只有庙门口的糖水铺还点着暖光灯。 城隍庙糖水种类不多，芝麻糊、花生羹、糯米粥、绿豆沙、五果汤、杏仁露是常年不变的老六样。薏米、芡实、桂圆、莲子和小豆是为五果，合煮为甜汤。旧时戏班散场后，外公与相熟的乐师会在庙口再吃口甜汤。外公嗜甜，常让花火去应利饼家多买一份糖冬瓜，与五果汤同食。在空荡荡的的竹棚戏台下，花火一家与我同饮一锅五果汤，甜润如斯。 城隍庙 一大口甜，与此前的一大口咸茶，富饶着海丰的各处人家。两者互相滋润着，激发着更深处的味觉。而在此之中，迟迟到来的乡愁早已浸润我的味蕾、肠胃，猛烈地生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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