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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是个谜的二叔 ——父亲的青年时代（第七集） 二叔史金鳌（可能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二叔史金鳌，只比父亲小两岁，1911年生人，身材比其兄长，即我父亲，还要高大些，从小尚武，据说会打一手好长拳，体魄健壮，加之性格豪放坚韧，思想激进，少年时代就曾被祖父认为是个当兵吃饷的料。 中学毕业后，二叔最初在一本族长辈开办的油坊记账，后觉不适这份工作的冷清和寂寥，便辞掉，又连续找了几份工作都不满意，大多是干不多久就辞掉了。祖父对二叔这么做很是有意见，但儿子大了，性格又桀骜不驯，骂了几次不听也就算了。1931年底，也就是第二年春父亲去武汉前，二叔就在老家待不住了，刚满20岁的他跑到北方当兵抗日去了。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与很多地方一样，泰州民众也曾组织了反日救国会，还订立了一份盟誓性文件——《反日誓导公约》，声讨日本在东北占我领土杀我同胞的罪行。这事对二叔影响很大。于是没多久二叔就与他的一个同学好友结伴离家出走，说是要到东北参军抗日去了。 头两年二叔还往家里寄信，告知他曾被派到在南京学习炮兵和后来还在长城罗文峪段血战日本人以及自己得以军功升迁的事。但1937年“八.一三”上海打仗后，二叔突然悄无声息地回泰州老家了。他一身便衣短装，风尘仆仆。家人惊喜万分。但二叔对自己事并不多说，与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不往来，只是待在家中一门心思侍奉当时重病在家中疗养的祖父，还有祖母。 那年底，日本占领南京，开始了一场大屠杀，江北的扬州和泰州城里民众纷纷逃难乡下。因祖父病重，行动不便，二叔和家里人哪里也没去，就在家听天由命。第二年，即1938年春，祖父去世，二叔料理完祖父后事，便紧随着他四弟（即我四叔史金龙，后更名力群）和堂弟（即我堂叔史金堂，后更名史敬棠）的脚步到汉口去找他那时可能已经是共产党人的兄长，即我父亲了。 二叔史金鳌对于我们家人来说一直是一个几近神秘的人物。因为不仅当年我的父亲和其他几个兄弟都对二叔情况知之甚少，到现在我们作为其晚辈也没有搞清楚二叔最后的人生经历和轨迹究竟是怎么回事？ 首先，抗战胜利前夕泰州老家人也只是听说他在苏州当了大官，但已去世，家眷情况一无所知。不过自他离家赴武汉后谁也没有见过他。其次，五叔及姑妈生前也对他们的这位二哥了解不多，对我们说的就更少了。还有，那年他到武汉找到他的大哥，即我们的父亲，两人相处也只有两三天就分手了，时间很短，加上父亲那时正在几乎没日没夜地忙于和胡绳先生共同创办他那个《救中国》周刊，他们兄弟俩详谈很少。加上二叔死的早，为此，父亲生前很少跟我们谈及他的这位二弟，即我们的二叔。 但是，从父亲存留下来的资料中以及我们以前从五叔和姑妈处听来的只言碎语，我们还是大致了解了二叔那些年的情况，虽然很多地方仍然模糊不清，甚至不足为据。 1931年底，也就是父亲还在江阴布庄当会计时，不屑于窝在老家谋生的二叔刚满20岁，就借着当时日益兴起的抗日浪潮，离家出走到河北某地的西北军某部当兵去了。读过私塾也是中学毕业的二叔先是任文书，很快便升为少尉连副，后又担任营副，据说中途还曾被送到南京某炮校短期学习。1933年初的长城抗战期间，二叔参加过战事惨烈且重创日军的罗文峪之战。1937年夏，二叔又因实弹训练意外负重伤，被送到河北某地住院治疗。负伤前已升为校官（具体军衔不确定）。 二叔伤愈时，标志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已经发生。此时在河北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竟然不堪一击，没打几仗，一个月不到就全面溃散。很快就天津失守，紧接着华北也全面失守。仓促之中，二叔只得从医院逃出，本想去找部队，但兵败如山倒，其原先所属炮兵部队早已无处可寻了。在一片混乱之中，二叔只能装扮成逃难百姓南下，绕道山东孤身一人回到了阔别6年的老家泰州。 这时，刚刚成年的四叔金龙（力群）也已于那年春天离开泰州到武汉去投奔父亲。中学毕业后三叔金相凭着能写一笔好文字和年轻气盛也早已外出谋职，据说到江南苏州的一家报馆打工去了（详见下一章《三叔、五叔和祖宅的命运》）。父亲兄弟五人只剩下最小的弟弟五叔金钊还有姑妈留在泰州家里，那年五叔刚满18岁。祖父身体不好，弟妹也小，七七事变后脱离部队回到家乡的二叔便哪里也没去，留在家里照顾祖父和祖母。 这年底，南京失陷。二叔在家行孝，一边照顾父母，一边思考自己今后的选择。第二年，即1938年初，祖父因病去世。《论语·里仁》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安葬了父亲之后，二叔没有了牵挂，便也与他的四弟金龙和堂弟金堂一样，告别身体尚好的祖母，离家去汉口找他大哥，即我父亲了。 此时的二叔不知为何没有再去找他原来的部队，而是去武汉投奔他的大哥。这表明二叔显然已对国民党军队感到失望了。他想开始全新的生活。因为这时父亲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身份因在武汉创办《救中国》周刊可能已被泰州家人所熟知了。 五叔生前说过，二叔负伤住院疗伤的那段时间，可能出于不想让家人为其担心，从未写信回家。当然，在那之前他就是写信也最多是报个平安，没有也很少谈及任何有关家事以外的事情。这就有了一个问题，也萦绕了写这篇文章时的我很长时间却不得要领，即二叔在他的这段北上从戎抗日期间，有无与中共接触过、甚至加入了中共或中共外围组织？ 父亲当年对此是否知晓不得而知。他们兄弟在武汉见面时父亲好像也没有问过二叔这个问题。但此时二叔能在那个时候跑到武汉去找他正在创办中共公开出版发行的抗日刊物的大哥，其思想上亲向共产党却是无疑的。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那次二叔与父亲在武汉见面时间并不长。父亲虽然可能了解一些有关二叔的情况，但也不会多，或者说，他们出于各自的保密纪律需要和谨慎并没有向对方明说自己的真实政治面貌。不过，父亲能将二叔介绍与何伟认识，显然是知道了二叔想参加共产革命的愿望的。 可是与年轻的四叔和堂叔不同的是，在父亲介绍他与何伟认识后，同样想参加共产革命的二叔不仅没有被何伟推荐到延安去，不知为何在去了一趟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反而被中共方面派遣回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任职了。但是二叔是到国民政府所属的哪家部队以及干的什么职务却一直无人知晓。父亲也始终没有弄清楚。详情后文再说。 父亲二弟史金鳌来汉时，四弟史金龙（力群）和堂弟史金堂（史敬棠）才先后去了延安不久。父亲那时心里产生的那种孤寂感可能是很浓厚的——也许，父亲想到延安马列学院或中央党校去学习的念头正是此时产生的吧？为此，二叔的到来着实让父亲喜出望外。其实，二叔早在五年前父亲第二次离开泰州赴武汉之前就单独离家出走到北方去当兵抗日了。这就是说他们兄弟两人近六年都没有见过面了。所以，当父亲看到自己二弟出现在自己面前时的那种惊喜交加是可以想见的。 父亲曾说，那天见面，他们兄弟喜出望外，抱成一团。孔武有力的二叔将他大哥抱起来转了一圈，一是表达了一种亲兄弟久别重逢后的那种激动，还有可能就是想以此告诉大哥，他自己的身体早已痊愈无碍了。 在得知二弟也想参加八路军抗战的想法后，父亲很高兴，便立即向何伟引荐了他。父亲知道二弟参加过西北军宋哲元的部队，干的是炮兵，还参加过罗文峪战役浴血抗日，而且负伤前就已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位团级校官了（父亲始终没有搞清楚他二弟的具体军衔）。 他了解自己的这个二弟，性格刚烈豪迈，同时也能坚忍无畏，所以他对曾经身为国军军官的二弟决心改换门庭要求参加八路军抗日的想法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但对其为何要这么做的深层次原因却并不了解。不过，父亲当时也没有多问，很快就将二叔介绍给何伟认识了。 何伟对二叔史金鳌要求参加八路军抗日一事非常重视。与开张介绍信就让四叔和堂叔自己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报到的做法不同，那次何伟是亲自领着二叔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去的。 过了两三天二叔才回来。他对父亲说，他们同意接受我了，我要搬到他们那里去住，谈工作方便。于是，二叔很快便从父亲住的公益会楼上的宿舍里搬走了。但是二叔具体搬到哪里了？父亲没去过，也没问过。总之，二叔到汉口来以后，父亲对这个弟弟的了解似乎并不多。在父亲的回忆中，父亲好像从来没有弄清楚自己这个二弟的真实政治身份和最后的下落。 父亲说，后来几天他们兄弟俩在汉口还见过一次面，但二叔在八路军办事处见过哪些人？如何谈的？以及他这个弟弟最后被派到国民党军队里做什么样的工作？等等问题，父亲说他并不知道。父亲说，二叔只对他说过，他是被中共派到国民党军队里去工作的，而且还有其他人和他一起去，要兄长放心。 父亲也曾对我们说过，二叔是被中共派遣返回国民党军队内部做地下工作去了。我们还问过：二叔去的是哪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干什么职务？还是干炮兵吗？在那以前二叔就是中共党员吗？对这些问题父亲说他一概不知道。而且，自那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二弟。再以后父亲得知二叔下落的消息就是他死了。 父亲曾回忆说，抗战胜利后他是从姑妈处得知二叔抗战胜利前夕可能死了，但怎么死的姑妈却说不清楚。姑妈还说，那些年二叔还曾在苏州作了大官，有太太，还有孩子。据此，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于兄弟情谊，父亲还曾有过去寻找二弟媳及其孩子的想法，但后来因没有任何头绪，加上力所不逮，最后只好作罢。不仅如此，二叔是怎么死的？以及何时死的？父亲更是一个问题也说不清楚。 我曾问父亲，何伟叔叔是怎么说二叔的？他说，何伟好像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只是说他将二叔领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有关部门介绍了二叔情况后就走了，他也不了解组织上具体是如何分配其工作的，但二叔干得肯定是很重要的工作。（经查，1937年底至1938年，一直负责中共特科工作的李克农到达武汉，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和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分管机要、电台和情报工作。何伟那次领着二叔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也许就是见的李克农先生？）何伟对二叔的具体去向不知道还情有可原，但总应该知道二叔当时是不是中共党员吧？我在写这篇文章时也是这么想的。但令人遗憾的是，父亲没问，何伟也没说。结果历史告诉我：二叔始终是个谜。 记得1989年3月下旬父亲去世时，五叔曾来合肥参与治丧并帮助料理后事。那次，我曾问过五叔关于二叔史金鳌的情况。五叔说，抗战胜利前不久他得到消息说，家乡有人看到二叔好像在苏州当了“大官”，可能还是少将，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职位，而且得到的这个消息的最后却是：二叔抗战胜利前就死了。但二叔究竟是怎么死的以及有无遗孀和孩子等问题他也是一头雾水。这个说法与姑妈说给父亲听的相似。五叔还说，抗战那些年二叔从无与泰州家里联系过，就是奶奶还活着的时候，二叔不仅没有回去过，甚至连一封信也没有寄回去过。为什么会这样呢？不得而知。 倘五叔此言属实，这就表明抗战时期二叔确实在苏州干过，而且还当过“大官”。然而，在那个时期，苏州甚至整个苏南地区都是在汪伪国民政府的控制下。这么说，二叔当年还当过“汉奸”？ 带着这个问题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经查，苏州在抗战时期是汪伪政权的重点管辖区域之一。汪伪国民政府在江浙地区设有两个绥靖公署，一是苏州绥靖主任公署，管治苏南及浙江大部分地区，主任是汪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且手中下拥有7个师兵力的任道援。另一个则是苏北绥靖公署，主任则由汪精卫亲自兼任。 任道援此人是江苏宜兴人，发迹于1937年底南京失守之后。据史载，任道援当时收编了数以万计的散失在各处的国民党军队，投靠到大汉奸梁鸿志于1938年春组织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门下任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1941年后又转为前一年成立的汪伪国民政府手握兵权的要员之一。这个任道援还时任汪伪国民政府的江苏省主席和伪江苏省保安司令。抗战后期他似乎还曾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海军部长。1945年后，任道援居然又率军投诚重庆国民政府，获委先遣军总司令，负责南京和苏州一带治安。待国民政府回迁南京后，任道援主动交出所有兵权并自请当了上海寓公以避祸。1949年在其儿子遭通缉时此公用数百根大黄鱼（金砖）成功贿赂有关关防全家潜逃至香港，无几又迁徙至加拿大终老，1980年去世，享年90岁。 如果1938年春二叔在汉口受中共派遣打入国民党的军队就是打入到任道援的队伍里，那么这其中也有很多问题但没有答案。比如，二叔打入国民党部队时改换名字了吗？如更名，那么更名后的二叔又叫什么名字呢？既然是当了“大官”，还是“少将”（？），那二叔担任的是何具体职务？他又是如何死的？二叔如在苏州，为何不与近在咫尺的泰州老家联系？更让人疑惑的是，二叔既然是受中共派遣而打入敌人内部的，为何死后却迄今未见被哪一级组织追认为烈士？是中共组织上忽略了还是二叔后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脱党了？甚或叛变了？（根据已知二叔的性格，我个人判断这后一可能性显然不大）这中间还发生了什么不被外人所知的事情？ 另外，如果二叔死于抗战后期，他那时也应有三十三、四岁了，如果有孩子，那么他的孩子应该也至少有5、6岁了。可是，二婶和孩子现在那里？她们为什么不与泰州老家联系以认祖归宗？可惜的是，上述所有这些情况均已不可考。而现在，因与之有关的当事人均已故去，史金鳌，我们的二叔，他自汉口与父亲分手后打入国民党军队后的经历，无论悲壮或卑鄙与否，也就永远成为了一个谜。 不过在写此文时，我突发一想：也许当年说二叔抗战时期在苏州当了大官并在抗战胜利前夕死去了的事儿会不会就是一个道听途说？如果是，那么1938年春夏二叔与父亲在武汉分手后打入国民党军队之后的经历又是怎样的呢？会不会在不久后的武汉会战以及其它相继各次与日寇开展的会战中，二叔就已经早早地战死沙场、为国捐躯了呢？ 现在这一切均不得而知。为此，我也只能相信那个传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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