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军：《满洲实录》成书考（下）

五、《太祖实录战图》八册和《满洲实录》八卷

腾格里特古格奇汗乾隆《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注:“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敬贮乾清宫，恐子孙不能尽见，因命依式重绘二本。以一本贮上书房，一本恭送盛京尊藏，传之奕世，以示我大清亿万年，子孙毋忘开创之艰难也。”(34) 除此之外，诗注中提到“实录”之处还有三处。根据题目《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实录八册”究竟是指“《太祖实录战图》”还是“太祖实录”，颇容易引起歧义。如果是后者，并且还是“国家盛京时旧本”，则只有崇德元年纂修的《太祖太后实录》符合条件。因此，后世学者对“实录八册”何所指称，历来有此两说。首先来看清朝官方是如何认定的。

《开国方略》卷首特古格奇汗乾隆与臣工的联句诗注文中有:“乾清宫敬贮《太宗实录战图》八册，乃盛京时旧本。皇上以尊藏之帙，子孙不能尽见，因于辛丑春，命依式重模二本。以一本贮上书房，一本恭送盛京敬藏，并御制敬题诗什。”(35) 其中，《太宗实录战图》为《太祖实录战图》之误。这句话将《太祖实录战图》与“八册”并称，即认为《敬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注中的“实录八册”就是《太祖实录战图》。《开国方略》成书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与《满洲实录》绘成相距五年。臣工的这种指称公然出现在《开国方略》联句诗中，清高宗未见有异议，抄入《四库全书》亦未见有修改。又据《国朝宫史续编》:“《太祖实录战图》一分。八册，凡七十七图。”(36) 以上记述也是将《太祖实录战图》与“八册”并称。两段记述内容一致，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臣工一致认为特古格奇汗所言“实录八册”即为《太祖实录战图》八册，并无产生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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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见被后世一部分学者所接受。但是学者在接受的过程中，却做了错误的推论:

第一，认为《太祖实录战图》原先有文字;

第二，《太祖实录战图》八册即为《满洲实录》八卷的原本。

1905年内藤湖南发现盛京崇谟阁藏本《满洲实录》后介绍给学界，他将《太宗文皇帝实录》天聪九年八月乙酉条的记载“画工张俭、张应魁恭绘《太祖实录战图》成”(37)首次与《满洲实录》末尾《敬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注中“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联系起来，认为《满洲实录》的原本为《太祖实录战图》。(38) 孟森也接受这个说法，他认为:“清太祖第一次初纂实录，在太宗天聪九年。先成太祖战迹之图，每图带说。既成，而又摘图中之说，别为一本。”(39) “每图带说”的误解根深蒂固，到了八十年代，学者单士元承其师说，更是直接认为《太祖实录战图》即为《满洲实录》:“清朝在未统一全国还在东北地区称‘汗’时期，也修过实录。这就是皇太极(清太宗)天聪九年曾为其父努尔哈赤(清太祖)编纂一部有图有文记录开国事迹和其他事迹的实录，题名《满洲实录》。”(40) 中华书局影印《清实录》时，亦认为该书“第一部绘写本成书于天聪九年(1635)”，(41) 并将其编排在《太祖高皇帝实录》之前。

《满洲实录》八卷，各卷之前都用“卷一”、“卷二”、“卷三”等满、汉、蒙三种文字标明，并非八册。从文献学角度来看，不仅“卷”、“册”有别，而且书本“卷”、“册”和图画“卷”、“册”的涵义也不相同。“唐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书画装裱和书籍装帧方才逐渐分为两种工艺。古代书籍的名称中如‘册’、‘卷’，在今天仍然沿用，而‘轴’、‘卷轴’、‘册页’等名称，便成为书画装裱款式的专用语了。”(42) 对于书本来说，“有以一卷为一册者，有以数卷为一册者，必视其书之厚薄为之。”(43) 由于卷数固定，而册数随意，故一般称书以卷而不以册。而《太祖实录战图》称“册”不称“卷”，正好说明《太祖实录战图》是图画而非书本，因为“中国书画的装裱，是根据书画幅面的不同规格和款式，分别采用不同的装裱款式，而册页，正是传统的装裱款式之一”(44)。

著录有《太祖实录战图》的《国朝宫史续编》将图画分为图像、图刻、图绘三类，每图记录形制和尺寸，有轴、幅、卷、册、分、函的不同称谓。“轴”即传统书画装裱款式中的立轴，一般长度大于宽度，如:“《孝陵图》一轴:纸本，纵一丈零五寸，横三尺七寸。”(45) “幅”即横披，一般宽度大于长度，如:“《泰陵图》一幅:纸本，纵七尺四寸，横八尺四寸。”(46)《国朝宫史续编》中，斗方、圆盘、扇面等款式也称“幅”。“卷”即手卷，一般幅面特宽，如:“《皇舆全图》十卷:纸本方格，纵一尺七寸，横一丈六尺。”(47)“册”即册页，主要用于装裱小件字画，每一册少则几页，多则七、八十页，如:“《江扬舆图》一册:绢本，纵一尺九寸二分，横一尺七寸，凡二十一叶。”(48)同一系列的若干册页或是若干幅图加上函囊，就叫做函，没有函囊，就叫做分，如:“《御题平定伊犁回部全图》一分:铜版纸印本，每幅纵一尺六寸，横二尺七寸，凡三十四幅。”(49)《太祖实录战图》就是没有函囊的一分册页，共八册，77图，157页，平均每册近20页。

日本学者松村润在努尔哈赤实录研究上取得的成果代表了该领域的最高水平，他也意识到《太祖实录战图》只是图画没有文字，于是另辟蹊径，无视清代官方“《太祖实录战图》八册”的说法，而对“实录八册”作了另外的解释。他认为:“《满洲实录》是在乾隆年间根据乾清宫藏盛京旧本即崇德初纂《太祖太后实录》重绘写的。但不是照样绘写崇德初纂本的内容，其内容几乎完全依据了顺治重修本内容。很明显地沿袭了顺治重修本改写过的开国纪的记载。还有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词的汉字标记比乾隆重修《高皇帝实录》更新，与乾隆五十一年(1786)完成的《开国方略》一致。在满洲文缀字法上同样与在乾隆年间重抄《旧满洲档》的《满文老档》的缀字法一致。只有在卷数上依据了崇德初纂的满洲文本的八卷八册的样式。”(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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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初纂的满、汉、蒙文本《太祖太后实录》均已失传，内容与卷数不详，乾隆年间是否存在也缺乏记载，松村润对《满洲实录》和《太祖太后实录》关系的假定殊乏证据支持。另外根据学者陈捷先逐字逐句对照，《满洲实录》的满洲文部分几乎是完全照抄满洲文《武皇帝实录》，(51) 只不过满洲文《武皇帝实录》只有四卷，不符合特古格奇汗诗注“实录八册”之说，故松村润只好将《满洲实录》与已经失传的满洲文本《太祖太后实录》硬扯上关系，并且由“实录八册”之说倒推得出满洲文本《太祖太后实录》为“八卷八册”的结论，殊不能令人信服。他显然是不明图画和书本的“卷”、“册”有别，图画“八册”不能对等于书本“八卷”，将“实录八册”解释为崇德初纂的满洲文本《太祖太后实录》，煞费一番苦心，可惜还是解释错了。

六、《满洲实录》是一部伪书

《满洲实录》是乾隆时期官修的最后一部以图画为中心记载满洲起源神话和努尔哈赤开国功绩的实录，可是后世很多学者诸如内藤湖南、孟森、单士元等人却误会此书天聪朝即已出现，乾隆时期不过重绘重抄而已。他们的误解其实是与清统治者的故意误导分不开的。清朝官方对该书成书过程的百般遮掩、蒙蔽事实，以制造此书早已有之的种种做法都是有意为之。也就是说，《满洲实录》是一部存心作伪的伪书，作伪之迹甚为明显:

第一、《满洲实录》有83幅插图，特古格奇汗在诗注中说是“依式重绘”，但是根据上文的考证，实际的做法却是在“重绘”77幅《太祖实录战图》的基础上还补绘了关于满洲起源神话的6幅图。特古格奇汗和清朝官方对后补的这6幅图都不加任何说明，意在误导后人以为这些神话在天聪朝绘制《太祖实录战图》时已经存在。

第二、《满洲实录》本无其书，是在一本图册的基础之上不仅补绘了图，还补充了文字，乾隆四十六年才修纂而成，但修纂的过程只用“恭缮”二字瞒天过海，给人造成此书早已存在的假象。《高宗纯皇帝实录》记载:“图内事迹，应派员缮写。拟分清字、蒙古字、汉字，各派中书四员，在南书房恭缮。”(52)清代在内阁中设中书，官阶为从七品，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前名单可知，纂修《太祖高皇帝实录》用了21名中书，分为办事中书和撰文中书两种，掌管收掌、翻译、誊录之事。清修实录在卷前一般都有纂修实录的官员名单，《满洲实录》用了12名中书，不可谓少，但是12名缮写官的名字在书中却无从得见。《满洲实录》的文字本来是无中生有，为何却叫做“恭缮”？一方面，道出了《满洲实录》成书的实情:照抄《太祖武皇帝实录》即可;另一方面，让人以为《满洲实录》原来实有其书，现在不过是誊录而已。

第三、《满洲实录》成书之前已经有乾隆四年修成定本的《太祖高皇帝实录》，可是根据学者陈捷先考证，满洲文部分几乎是照抄满洲文《太祖武皇帝实录》，他将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之残三卷(全帙为四卷)之满洲文《太祖武皇帝实录》与《满洲实录》满洲文部分一一勘校，“结果发现两书的内容相同，仅有文字上的小差异，几乎可以说两书是同一著作。”(53)《满洲实录》汉文部分则以《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汉文内容为基础而变化。陈捷先指出，“显然在乾隆四十多年绘制这部书的时候，皇帝与参与工作的官员们，都没有受到《太祖高皇帝实录》一书的影响。”(54)这恰恰说明了该书存心伪造之迹，宁可不采用乾隆四年修成定本的《高皇帝实录》，偏要舍近求远，以《太祖武皇帝实录》为本，就是因为后者史料上更接近原始，语言上更为质朴，这样伪造出的《满洲实录》才更像一本早已存在的书。

四王射死囊努克

为了使这部书弄假成真，还特意保留了一些原始记载和文字表述。如保留了昆都仑汗杀戮大臣噶盖扎尔固齐的经过，保留了昆都仑汗以四个婢女殉葬博格达车臣汗生母的故事，而这些事情在定本《高皇帝实录》中都不同程度做了删略。在藻润文字上，据陈捷先研究，《满洲实录》中对明朝仍用敬词；对昆都仑汗努尔哈赤仍用早年的书法；记时也用旧法，记日多不用干支，也不像《高皇帝实录》一样在每月之前增补朔日干支。(55)这些故意与定本《太祖高皇帝实录》立异之处，亦是刻意为之，以显示此书自有渊源。

在体例上，《满洲实录》的插图是所谓“依式重绘”，文字是所谓“派员缮写”，但是却看不到任何人员的名单。与《武皇帝实录》一样，《满洲实录》无皇帝序文、无进呈表文、无凡例、无目录、无纂修人员名单，这些体例陋略之处，也是为了故意造成《满洲实录》成书在入关之前未受汉人修实录成例所影响的假象。总之，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体例上，清代官方将这本最晚修的太祖实录置于清朝所有实录之前的意图至为明显。

第四、《满洲实录》依据乾清宫的盛京旧本《太祖实录战图》绘写成书，分为八卷，每卷的图画大概也进行了重新编排。清高宗看到的重绘本，已经配上了文字，故他在《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注里说“实录内载”云云。可是，特古格奇汗在《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注里，却有意将盛京旧本和重绘本混为一谈，他一面说“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一面又说“《实录》内首载长白山”，让人误会“盛京时旧本”《太祖实录战图》已经有了文字。为了达到混淆二者的目的，他在诗注中只称“实录”，而不言明是旧本还是重绘本，误导后人以为《太祖实录战图》旧本就已经有了文字，从而认为《满洲实录》八卷即为盛京旧本八册。他的目的显然已经达到了，很多学者误会《满洲实录》即为《太祖实录战图》就是被特古格奇汗的诗注所蛊惑。特古格奇汗出于皇帝之尊，不敢公然作伪，但是他闪烁其词，语焉不详，言实录而不言是何实录，言册数而不言卷数，在作伪手法上也比常人技高一筹。腾格里特古格奇汗乾隆其实是此书最大的作伪者，《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就是他作伪的证据。

《清实录》存在大量讳饰和篡改之处，孟森称其“长在推敲之中，欲改即改，并不似前朝修实录之尊重，亦毫无存留信史之意”，(56)“务使祖宗所为不可法之事，一一讳饰净尽，不留痕迹于实录中，而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此为亘古所未闻者。”(57)如今，《清实录》屡经修治、尽删所讳、湮灭真相的事实已为人所共知，但是这些伎俩跟《满洲实录》彻头彻尾出于伪造比较起来，犹小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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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天池）

　　七、《满洲实录》造伪的原因

《满洲实录》卷一于“其国定号满洲，乃其始祖也”之下注曰:“南朝误名建州”，(58)意思说女真族的先祖早已建立了满洲国，明朝误为建州。（东北君：从入关前编纂的《满文老档》来看，建州二字所对应的满洲文确实是manju满洲，努尔哈赤所在部落名即为“满洲”）这一桩有意讳饰的事件，史家早已揭破，目的在于掩饰他们与明朝的臣属关系。“长白山发祥”、“天降三仙女”等神话传说都在于阐明满洲是自天而降，与明朝毫无隶属关系，但是清朝官方能找到的最早的史料，只是八册有图无文的《太祖实录战图》。于是，他们依托《太祖实录战图》原有的77图为基础，新补入6图和文字，以与真迹相窜乱，制造了伪史《满洲实录》，来充当满洲起源的证据。所以，《满洲实录》是一本图画部分为伪、文字全伪的依托真迹来作伪的伪书。

满洲族由部落建成国家，占有满洲诸部和蒙古大片土地，进而入主中原，勃兴时间之短，让人惊叹不已。明末人写了很多满洲族发展历史的著作，如“女直考”、“建州考”、“东夷考”等。这些人对满洲族所做的种种解释，虽然有些是耳听途说，有些带有民族歧视，但是多少涉及了一些历史真相，特古格奇汗对此甚为不满，称“明季狂诞之徒，寻摘字句，肆为诋毁，此如桀犬之吠，无庸深较，而舛误之甚者，则不可以不辨”（59）。为了掩盖历史真相，清统治者采用了种种手段，如诛杀私人编史者，康熙间的文字大狱庄氏史案，兴起的原因之一就是庄氏所修明史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为统治者所忌讳。在禁毁私家修史的同时，乾隆年间，清高宗又至少采取了两种手段来为满洲族历史“正本清源”:一为官修《满洲源流考》和《开国方略》，一为伪造《满洲实录》。

《满洲源流考》、《开国方略》是两部与《满洲实录》互为表里的书。《满洲源流考》二十卷，特古格奇汗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下令编修，总裁即为编纂《满洲实录》的大学士于敏中。《满洲源流考》“如建州之沿革、满洲之始基，与夫古今地名同异，并当详加稽考，勒为一书，垂示天下万世”。（60）《满洲源流考》刚编完，就开始了《满洲实录》的绘写。而《开国方略》乾隆三十九年(1774)开始撰修，五十一年(1786)成书，是一本纂修时间早于《满洲源流考》，成书晚于《满洲实录》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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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方略》昆都仑汗努尔哈赤部分也是八卷，博格达车臣汗皇太极部分为二十四卷，共三十二卷。特古格奇汗敕命撰修该书，是要“直书”清朝开国创业的艰辛经过，《开国方略》序云:“兹《开国方略》之著，不重于继明定中原，而重于自俄朵里以至赫图阿拉，因十三甲筚路蓝缕，得盛京而定王业。若夫兴王之始，长白朱果，盖犹简狄元鸟，姜嫄履迹。天生圣人治四海，必有祥符与众不同，而更在于圣人之奋智勇，受艰辛，有以冠人世，答天命，夫岂异哉!”（61）此书修成后任坊间刻印，可是由于书出官手，虚饰、隐讳、曲笔、篡改之处颇多，史学研究者普遍认为价值不高，很少引用。倒是《满洲实录》这本书，由于清统治者刻意作伪，棋高一着，反而瞒过了无数学者的法眼。

特古格奇汗伪造此书乃天聪朝物还有一个不得已的苦衷。历代官修实录之例，都是后一朝修前一朝，而乾隆朝生造出此书，与惯例不合，因此也只好说天聪朝即有之。特古格奇汗《太祖高皇帝实录序》云:“太宗文皇帝继天登阼，命儒臣敬辑实录，规模略备。圣祖仁皇帝复加搜考，修纂成书，尊藏内府，并贮史宬。惟是山川、疆土以及臣僚名氏前后间有异同，清、汉之文或简或繁，未经画一，我皇考世宗宪皇帝惧有舛讹，特开史馆，重加校订，按日进呈，亲为阅定。朕缵承丕绪，仰体前徽，用复洁诚，披览卷帙如旧，缮录一新。”（62）在这段序文里，谈到努尔哈赤实录的纂修，皇太极“敬辑实录，规模略备”，康熙帝“复加搜考，修纂成书”，雍正皇帝“特开史馆，重加校订”，乾隆虽然对《太祖高皇帝实录》大加修订成为定本，可能出力最多，却只能说“披览卷帙如旧，缮录一新”。

况且乾隆四年清高宗已经钦定了《太祖高皇帝实录》，如果再钦定一本太祖实录，将置定本于何处？如果钦定《满洲实录》，不仅出现了两种太祖实录，而且也破坏了本朝不能修先祖实录的规矩，再加上《满洲实录》的插图也与历代帝王官修实录体例不合，因此只好说此书早已有之。《满洲实录》修成之后，在定名上也颇费了一番脑筋，以至于乾隆四十六年特古格奇汗题诗时，书名还没有定下来，只好以“实录”称之。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清高宗重又鸠集人员绘写第三本《满洲实录》，“谕曰:开国实录，著八阿哥传原写清、汉、蒙古字各员，敬谨再缮一分，并著门应兆照旧绘图”，（63）称为“开国实录”，可见名字仍然未定。最终不知何时才采用了“满洲实录”的名称，却又不见任何记载，则《满洲实录》之得名，更使该书的成书过程笼罩在迷雾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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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

由于误认为《满洲实录》的文字来源于最早的《太祖实录战图》，学者就不免夸大了《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郑天挺将《满洲实录》和《满文老档》的史料价值并列，称它们都是“满洲初期的资料”，“没有经过企图符合后来发展的润色”（64）。学者孙文良更认为皇太极“统治时期编撰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是清朝的建国史，也是成文的满洲族勃兴史”（65）。陈捷先对《满洲实录》深研有得，他对此书的奇特之处颇感诧异“《满洲实录》既成书于乾隆四十多年间，当时正是文字狱案大兴，搜求遗书不遗余力的时候，照理说这部书应该要符合当时时代要求才对，文字与内容方面至少也得像乾隆四年修订的乾隆皇帝实录一样，强调满清的正统，删略不合帝王体式的记述。可是，出人意外的，《满洲实录》中不但行文简朴，汉化不深，而且若干俚俗淫乱的记载仍存留书中，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66）对此，他认为原因是“乾隆间的整理与重制旧满洲档及满洲实录这完全是这位‘稽古右文’君主的热心与好大喜功的结果，因此他不删略档中和书中的丑恶记录，也未见他增饰更多的虚美之词。对于昆都仑汗实录的修改来说，如果以‘改实录为日用饮食之恒事’来批评特古格奇汗，我倒认为是有商榷余地的。”（67）

如果特古格奇汗具有“稽古右文”的热心，那么这一热心同样应该表现在他校订淑勒昆都仑汗、博格达车臣汗、额耶尔札萨克汗三朝实录上，可是事实上这三朝实录的篡改在整个清实录当中情况最为严重，已为识者所共鉴。对于三朝实录是如此，为何独于《满洲实录》网开一面？陈捷先此论，又给清高宗加上了不恰当的光环只有确定了《满洲实录》是一本伪书，那么才可以重新审视其史料来源和价值。可以肯定的是，《满洲实录》本身绝对不是原始史料和《太祖武皇帝实录》以及各种原档相比实为第二手材料，史料价值不高。

额亦都招九路长见太祖

《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文本一部藏于国家图书馆，（68）一部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69）两部书均只有三卷，缺第一卷。陈捷先曾将这三卷文字“逐一地和《满洲实录》相核对，结果发现两书的内容相同，仅有文字上的小差异，几乎可以说两书是同一著作。”(70) 对于一些史实的记载，“《满洲实录》的内容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内容都是完全一样，只有少数几个字略有差别，对整个史事的内容根本无一关碍”。(71) 通过《满洲实录》满洲文本可以略窥《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文散佚部分之原貌。另外，《满洲实录》还改正了《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文的手民之误以及一些老旧字词的用法和写法。

《满洲实录》的汉文部分则以《武皇帝实录》汉文本内容为基础而变化。在人名、地名的修饰上，不仅要比《武皇帝实录》雅化，也比乾隆四年定修本《高皇帝实录》为雅。全书为避帝讳，“弦”字缺末笔，(72)“玄”字改写为“元”，(73)“曆”字改写为“厯”，(74)等等。因清统治者声称现存《满洲实录》是重新绘写，诸如人名、地名、讳字此类“文字上的小差异”，并不对该书所伪托的时代造成影响，故听任缮写官修改。另外，由于《满洲实录》虽为满、汉、蒙三文合璧，但是以满洲文为尊，因此汉文不仅要迁就满洲文的书写习惯从左至右，而且为了照顾满洲文的篇幅长度还得适当伸缩。从行间字数来看，满洲文的书写从容不迫，汉文则三字一行、四字一行、五字一行、六字一行不断变换以迁就满洲文。孟森也说:“(《满洲实录》)于其所附之说，则以意改从后起之意，然说为图之篇幅所限，不能任意更动，只可扣准字数略加增损，故虽有改动，又不似定本之称意变置。其所改字句，乃与初纂、再纂本皆不同，亦与定本迥别。”(75) 故《满洲实录》中有与《武皇帝实录》、《高皇帝实录》个别说法不同的地方，有些只是由于三体文字并行而造成汉文长短不得不伸缩以迁就满洲文而造成的。

因为现存《武皇帝实录》无蒙古文本，所以《满洲实录》的蒙古文部分来源不详，或许只是译自该书的满洲文本，并在翻译时参考了汉文本。根据学者乌兰其木格的比较研究，“发现其蒙古文部分内容基本上与其满洲文内容相同，可见《满洲实录》的蒙古文部分内容也不是天聪九年产生的，而是乾隆时期，增纂《太祖实录图》时才产生的。”(76)但她同时认为:“其蒙古文部分内容基本上与其满洲文内容相同，但仍有一些记载不同于满洲文本，而相同于汉文内容，并且有的蒙古文内容和记载方法与汉文和满洲文内容哪一个都不相同。”(77)

三仙女浴布勒瑚里泊

关于蒙古文记载与汉文、满洲文记载均不相同之处，她举了三个地名为例:(1)汉文“赫图阿拉”、满洲文“赫图阿拉”、蒙古文“山间高台地”（东北君：满洲语hetu为横、斜，ala为山岗之意，所以用蒙古语来解释hetu ala很正常）;(2)汉文“邻朝鲜境”、满洲文“沿着朝鲜境”、蒙古文“朝鲜境外”;(3)汉文“至于人居之处”、满洲文“至运水之渡口”、蒙古文“至取水之渡口”。

她还举了一个器物名不同的例子:汉文“坐具，似为椅形”、满洲文“杌（wù）子（即凳子，满洲语为mulan，桌子为dere）”、蒙古文“桌子”（蒙古语凳子为sandali，桌子为sirege）。从以上所举例子可以看出，蒙古文内容与汉文、满洲文内容并无太大出入，不过是三种语言在字义上无法一一对应而产生的翻译问题。乌兰其木格又举出两个满洲文和蒙古文有记载而汉文无记载的内容，比如卷一“布库里雍顺住白山太阳升起之方向的名为鄂莫晖之平地的鄂多理城”，这句话汉文付之阙如。(78)其实这些遗漏之处正是上文提到的由于三体文字并行而汉文不得不扣准字数以迁就满洲文造成的。

《满洲实录》书名的由来，恐怕是整个成书过程中最扑朔迷离的一件事。乾隆时重绘《太祖实录战图》，由于配上了文字，所以不便再称为《太祖实录战图》。在《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注中所称“实录”与《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所称“开国实录”，这两个名称都与太祖有关，全称应该是“太祖实录”和“太祖开国实录”。之所以两个名称有所省略，是因为如果不加省略，称为“太祖实录”或“高皇帝实录”，则已有钦定的《太祖高皇帝实录》，揆之情理不能出现第二部；称为“太祖开国实录”，则开国定号者据《满洲实录》所言实为满洲始祖布库里雍顺，似乎也不妥当。这本图文并茂的《满洲实录》，虽然图画和文字都是以努尔哈赤为中心，体例也是帝王实录体例，起讫年代也与《太祖武皇帝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并无二致，却不知何时又在何种情形下，没有冠上太祖的名称，而是冠上了“满洲”二字。按照特古格奇汗的解释，“满洲”是其部族的名称，是国号。虽然目前不明这个得名的由来，但是将一个帝王的实录转而变为一个部族的历史，这种历史观的进步恐怕非乾隆时期的人所能有。

注释：　

　　本论文获得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基金资助，资助编号为MXRZZ2011004。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华书局:《影印说明》，《清实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2页。

②程大鲲:《辽宁省档案馆藏〈满洲实录〉版本探析》，《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③《满洲实录》卷8，《清实录》第1册，第423页。

④黄道周:《博物典汇》卷20，《续修四库全书》第124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21页。

⑤⑥⑦⑧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9页;第58页;第63页;第67页。

⑨《太宗文皇帝实录》卷24，天聪九年八月乙酉，第320页。

⑩满文原文见《旧满洲档》第9册，台北故宫博物院，1969年，第4415页;汉文翻译采用松村润译文，见松村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考》，《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11）松村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考》，《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第44页。

（12）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第97页。

（13）《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2，崇德元年十一月乙卯，第406页。

（14）徐丹俍:《“努尔哈赤实录”考源》，《满学研究》第1辑，1992年。

（15）“张应魁”满文见《旧满洲档》第9册，第4415页;满文罗马音转写采用陈捷先译文，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第6页。“张应奎”满文见《旧满洲档》第10册，第5307页;满文罗马音转写采用陈捷先译文，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22页。

（16）《清太宗实录》卷16，天聪七年十月己巳，第214页。

（17）《杨方兴条陈时政奏(十一月二十八日)》，《天聪朝臣工奏议》，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第37—38页。

（18）《清太宗实录》卷32，崇德元年十一月乙卯，第404—405页。

（19）《清高宗实录》卷1076，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乙卯，第436页。

（20）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卷97，左步青校点，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56页。

（21）《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30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四库全书》影印本，第550页。

（22）《盛京通志》卷15，《四库全书》影印本第501册，第289页。

（23）《清高宗实录》卷1130，乾隆四十六年五月辛巳，第109页。

（24）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下册，左步青校点，第956页。

（25）松村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考》，《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第51页;又见徐丹俍:《“努尔哈赤实录”考源》，《满学研究》(第1辑)，1992年。

（26）（38）松村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考》，《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第49页;第43页

（27）（28）《汉译〈满文旧档〉》，李林译，辽宁大学历史系，1979年，第57页;第105页。

（29）程迅:《“三仙女”是女真族的古老神话吗》，《民族文学研究》1985年第4期。

（30）胡敬:《国朝院画录》卷下，《续修四库全书》1082册，第56页。

（31）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第180页。

（32）庄吉发:《清代乾隆年间的铜版得胜图》，《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附录二，中华书局，1987年，第529页。

（33）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卷96，左步青校点，第943页。

（34）《满洲实录》卷8，《清实录》第1册，第423页。

（35）《皇清开国方略》卷首，《四库全书》影印本第341册，第13页。

（36）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下册，左步青校点，第956页。

（37）《清太宗实录》卷24，天聪九年八月乙酉，第320页。

（39）孟森:《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481页。

（40）单士元:《整理清代实录记》，《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3期。

（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华书局:《影印说明》，《清实录》第1册，第2页。

（42）（44）冯增木:《中国书画装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248页;第136页。

（43）叶德辉:《书林清话》卷1“书之称册”条，李庆西标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45）（46）（47）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卷99，左步青校点，第990页;第990页;第989页。

（48）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卷100，左步青校点，第1001页。

（49）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卷97，左步青校点，第960页。

（50）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敖拉翻译，《蒙古学信息》2002年第1—3期。

（51）（53）（54）（55）（66）（67）（69）（70）（71）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大化书局，1978年，第92页;第92页;第70页;第66—69页;第65、66页;第100页;第92页;第92页;第91页。

（52）《清高宗实录》卷1076，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乙卯，第436页。

（56）（57）孟森:《读清实录商榷》，《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688页;第686页。

（58）《满洲实录》卷1，《清实录》第1册，第8页。

（59）（60）《清高宗上谕》，《钦定满洲源流考》卷首，《四库全书》影印本第499册，第452页;第453页。

（61）《清高宗御制皇清开国序》，《皇清开国方略》卷首，《四库全书》影印本第341册，第2页。

（62）《清高宗太祖高皇帝实录序》，《太祖高皇帝实录》首卷3，《清实录》第1册，第11页。

（63）《清高宗实录》卷1130，乾隆四十六年五月辛巳，第109页。

（64）郑天挺:《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看满洲族源》，《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

（65）孙文良:《〈满洲源流考〉辨析》，《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3期。

（68）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第02358号，2008年。

（72）（73）（74）《满洲实录》卷1，《清实录》第1册，第51页;第72页;第24页。

（75）孟森:《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82、483页。

（76）（77）（78）乌兰其木格:《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编纂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40页;第224页;第224—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