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东北小城，看见这样的东北

闯关东的关东，是能吃饱饭的东北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多么熟悉的旋律，让人想起“九一八”那个令人激愤的年头。但歌中东北的美好，不只是为了让人激愤，它说的都是真的。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东北就有矿、有粮，确实是个好地方。要不，怎么当年奉系军阀过得那么滋润，支棱起来就逐鹿中原，蔫儿巴了就退回关外。

我的家是个小地方，不在松花江上，而在松花江上的小支流。和众多的东北人一样，我家祖上也非东北人，据说是山东。只能是据说了，因为从小，我能接触到的最老的人——我的祖父母，都出生在解放前的东北。到底从哪来的东北，他们也是听前人说的了。

东北，冬季严寒，人迹罕至。在那个不供暖，也没有厄尔尼诺的年代，大家都愿意入关享受冬日的和暖阳光。可是，就有人偏作逆行者。这些人多数来自靠近山海关的河北、山东一带，听说那蛮荒之域有吃有喝，就铤而走险，想一解饥饿之苦。饿狼们到了东北，多数都在这里扎了根，可见还是比关内吃得饱。

我家祖上追溯多少代，应该也找不出个有钱人，有祖传的抠抠搜搜为证。我爷爷是个手艺人，凭着炸得一手好麻花，养活大了七八个孩子，还积攒了土地和铺子。虽然建国后，他光荣地成为了无产者，但进了国营饭店作厨子，也算有个营生。我奶奶就是一介家庭妇女，也不识字，但因为经历过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也见过些名场面，有时候就给我们忆一下往昔。比如一吃粘豆包，她就会忆起当年批斗地主老财时，上台忆苦的长工们说起的，在地主家吃到的粘豆包：娇黄儿娇黄儿的、劲劲儿道道儿的，吃得那个饱哇！据说，当年的场面也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可我奶奶只说了粘豆包，不知是长工只记得粘豆包，还是她只记得粘豆包。总之，地主家给提供的粘豆包，挺好。

按说，我奶奶应该是不缺吃喝长大的。听她说，她奶奶有一件耗子皮的皮袍。让人联想起，《红楼梦》中贾母送给宝琴的那件凫靥裘，是野鸭子头顶上的毛做的，很稀罕。一件皮袍，得多少只耗子，有点富贵人家的气势哟。奶奶小时候还看过电影，虽然看着看着停了电，冒着被踩死的风险才跑了出来。

三十年代，一个东北小城，竟然就有电影。好像东北还有点发达。

曾经的老大哥，是生机勃勃的东北

解放以后，东北绝对是一线，是当年的北上广深。资源丰富、企业众多，大庆油田、鞍钢啥的，就不说了，就我们家那个小县城也不少企业。在那个上山下乡风行，全国都是待业青年的年代，爷爷奶奶的七八个资质各异、但大体平庸的孩子，竟都有了一份可以成家立业的工作。当时，大家不觉得有啥，后来都觉得有点不寻常。在我们这些第三代都开始考虑升学、展望就业的时候，我奶奶才感叹感叹：“我这些个孩子，也没人管，也都稀里糊涂地自己混了个工作。”

小时候，背诵了“清明时节雨纷纷”，我才知道：在清明时节，南方的孩子已经在草长莺飞中吹牧笛，而我竟在风雪交加中啃冻梨。因此，我就深恨，为啥不生在南方。但当时，这个东北小城还吸引了许多南方人。我记得，妈妈单位的那条街上，眼镜店、茶叶店、日化用品店……甚至包括修鞋的，都是浙江人、福建人、四川人……开的。当时，妈妈单位里的那些大姑娘、小媳妇经常感慨：“穿那么单薄，就敢在东北混，这南方人更抗冻啊！”

下岗大潮，是需要重头再来的东北

本来，小城的街上处处可见南方人。但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东北小城里就渐渐不见了这些南方人的踪影。他们什么时间走的呢？现在想来，应该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而也是从那时开始，我爸、我妈都相继光荣下岗，没了工资。一家老小还得吃饭，我和我哥还要上学。我爸和我妈烙起了烧饼、炸起了麻花。麻花匠子的后代，手艺还在，但却无法积累财富，仅能维持生计。因为，这夫妻俩觉得要想不下岗，还得上大学，就死命地供孩子上大学。但那时的中国却开启了知识付费的时代，大学开始收费了。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小城里所有的职工，几乎都在一夜之间下岗了。城里不再有企业，大家就一窝蜂地，围绕着衣食住行，干起了个体户。一时之间，到处都是小摊小贩，倒也有一番别样“繁华”。

十来年的手忙脚乱，我爸妈终于把我哥和我供到了大学毕业。那时的中国又开启的全面的市场经济阶段，大学生开始自主择业了。我们哥俩的选择余地很大，广阔天地依次走来，一路被拒就出了山海关。我爸我妈，显然没有我爷爷奶奶好命，费尽心力，儿女也未能在东北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最终，我们驻扎在了关内，聊以糊口。然而，这样的故事却批量上演。大学扩招持续进行，让东邻西舍、三叔二大爷家的孩子都陆续成了大学生，都陆续南下求职，漂泊异乡。但当时，南下，还仅普遍发生在念过几天无用书的大学生身上。

拆迁之后，是烂尾的东北

刚参加工作那些年，每次从工作的城市返乡，就像进入了二次元，从光鲜靓丽到低矮破旧。但大概在2006年左右，变化悄然而至。从近郊到城区，好多胡同都被划上了大大的“拆”字。一时之间，百姓奔走相告。在他们的印象中，拆迁是只能发生在北京、上海之类的城市，能让翻身农奴把歌唱的事情。如今，这只能在电视上看见的桥段，居然发生在了小城居民身上。怎能不让他们欣喜若狂？

不过，我不明白，这有啥可欣喜的。就在2010年前后，我姑没赶上拆迁买了一套不到70平的二手楼房，花了6万多，拎包入住了；而我舅赶上了拆迁，两间瓦房，加上一百二三十平的大院子，又拿了将近4万块钱（通水电天然气，交钥匙啥的费用），换了个同样不到70平的新楼房，再拿出2万进行装修，才实现入住。几乎同一时间，发生在同一个小城，幸与不幸，看个人感受了。反正，我舅和他的那些邻居感到非常幸运。好像不管代价几何，只有砸碎了他们曾经未必破败的平房，才能证明自己实现了阶级跃升。

借着拆迁的东风，有资本的做起了建材生意，没资本的就干起了基建的活计。弹丸小城居然也有了房地产，真是喜洋洋。在2012年春节，返乡的我几乎已认不出这是我的家乡：胡同也没了，路也没了，到处不是楼房，就是工地。

平地起高楼，房子多了，自然就得卖。在陪妈妈买菜的路上，我也得到了一张售楼宣传单，赫然写着：南湖家园，毗邻天然氧吧南湖公园……我都不知道家乡竟还有南湖公园这个地方，还是我的老父亲见多识广，嘿嘿一笑：一个外地来的开发商竟然还糊弄我们这些坐地炮，什么南湖公园，不就是王八坑吗？

王八坑，听上去都不太美好。记得小时候，我哥曾跟小伙伴们偷渡到王八坑，进行了半日游。回来后，他不但挨了我妈一顿胖揍，还长了一身的红疙瘩。不知道，这样的王八坑建成的天然氧吧能啥样？

一通拆迁猛如虎，从南边的王八坑到北边的江湾地，涵盖许多耕地，都在如火如荼地房子。向来，搞基建，是可以让一方百姓富裕几年的。但不知是小城自创，还是从别处学来的先进经验，竟玩起了空手道。基建过程中，无论你是供料商还是承建商，获得的报酬都是还没盖出来的房子。连给拆迁户的搬迁费用，都折成了房子。在小城里，从前，有钱人的标配是有几套房产；现在，没钱人，也有几套房产了。但都一样的不值钱。

满城尽是小楼房，住不了，卖不动。留下了几片烂尾楼之后，小城的房地产业就戛然而止。

只见房子不见人，是南下的东北

烂尾之后，随着房地产而兴起的一些行业，自然也就死翘翘了。小城也走上了轻工业直播，重工业烧烤的道路，可这能养活几个人呢？于是，南下，成了多数劳动人口唯一的选择。于是，从黑龙江到海南岛，神州大地处处可见东北人。

只见房子不见人，小城里，除了退休老人，就剩体制内人员。退休老人，靠退休金过活，就够吃饭。体制内人员只能挺身而出，一肩抗起了全城的GDP。说到他们，我想说几句不专业的话。小时候，派出所就十来个个人；现在，二三十都是保守估计。但是，平民的数量却是急剧缩水的。我家附近的小学，在我还是中小学生那些年，一个学年有三四个班，一个班四五十人。可现在，一个学年，连一个班都凑不齐。儿童数量的减少，应该说明人口的发展趋势。后来，这所曾经的××一小改了名字，叫特殊教育学校。有了理直气壮的理由，任他学生一年比一年少，老师依然霸道地一年比一年多。

我都怀疑，如今小城里的体制内人员都快跟平民们一样多了。之所以叫体制内，就是财政开支。那财政的钱从哪来呢？主要应该还是税收吧。小城内没有一家工厂，最大的企业就是超市，最多的私营就是餐饮店。超市就那两家，再开多了就受不了：东方亮了，西方就得灭，就这么大消费能力。餐饮店主要服务于体制内人员，但他们经济实力再强，胃容量也是有限的。一个人，也吃不了300个烤串，就算天天吃，能养活几家烧烤店。就这样的税收来源，能支撑得起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开支和办公开支吗？看来，国家的财政政策是高深的。反正，咱也不懂，咱也不敢问。

我的故乡小城，平时冷冷清清，只有到过年过节时，才能被填满。没有人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法挣钱。每提发展，必提引进人才。但我觉得，比起人才，发展可能更需要的是人口。

我的家是个小地方，不在松花江上，而在松花江上的小支流。游过那条江，听说就到了哈尔滨。哈尔滨，是东北的大城市，但我却没去过。因为，从我长大，无论上学，还是就业，只有南下，从未北上。有钱人说，投资不过山海关。我们没钱人也有说法，就是打工就入山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