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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我在一个小镇工作，下班后同事们大多回了附近的大镇或县城，留守的人几乎没有文娱生活。 几个同年参加工作的同事先后恋爱结婚后，斗地主、打麻将的班子都散伙了。这次散伙来自一次表扬：月底周末的某夜，我们照例打一块钱的麻将，午夜时其中三人已身无分文，大家就商议以扑克记数。次日，校长在镇里开关于禁赌的会议，得到领导的表扬，“我们昨晚夜巡，发现你们学校的职工连打麻将都是以扑克论输赢……” 周末是最难熬的。于是，工作之余阅读《南方周末》成为了我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上学与教书是一个单循环，当时《南方周末》的一系列批评性、揭露性报道成为我了解社会的一个窗口。 一块钱的麻将无论玩多少个周末或夜晚，消耗的都是堆积如山的时间，得到的都是越来越空洞的虚无。一份《南方周末》也是一块钱，阅读后内心充盈，看到的是一个磅礴的世界。 不仅仅因为当时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一口气从头条读到最后一篇（包括数年后才心领神会的软广告）。如果有意外，那是因为舍不得一口气读完，像一个人遇到好吃的想给自己下一顿留着，作为下饭菜。 出于自愿自费，这是我订阅的第一份报纸。1998年底，连”本报讯”都没有写过，怀揣着一些豆腐块，我竟有了一个想法：去搞新闻。 《南方周末》是我的新闻启蒙老师。 20年过去了，我干过行业周报、都市日报、杂志、地区党报，遗憾是没有像我的同龄人一样在新闻第一现场历练——也许是因为在农村待过很多年、干过很多农活儿给人以沉稳的假象，想做记者而不得，总是被领导安排做编校工作，再有这样的机会已是中年。 这20年里，在我见得着《南方周末》的地方，断断续续地翻过她，这是我最牵挂的一张报纸，我的心态早已改变：也许像一个人，过去天天只能吃学校或单位食堂，现在选择性很多了；也像一个人进入中年后，喜欢与否都不会把某个人或某件事梗在心里；更像对社会有了新的理解，社会进程自有机理，一味的闹骚与批评于事无补。 前不久，有人说”南方已不在，只剩下周末”，他批评这家媒体没有批评性、揭露性的报道了，似乎连”阳光打在你脸上的”新年献词都已成绝响。写这篇微信的人是一个律师，我想，媒体人或从事宣传工作的人都会原谅他的。 某天，朋友圈一个人告诉我：你对某事不在朋友圈发表批评意见，我就立马删掉你。我连”随便”都不想说，也不想关心他是否删除我——他整天在朋友圈闹骚满腹，批评某个人或整个世界，这只是他一个人的事业而已。 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或别人加入其中？别人是你的同姓、同学、同乡、同群，都是你要求的理由吗？知敬畏、知边界，明白自己是谁，才能好好地活着，一个人如此，一个媒体也是如此。 曾国藩说过，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得从批评转向建设。社会由粗放式发展进入越来越有序、规范的境界，那么，一个有担当的媒体，也应该建设性地转型。从批评到建设，《南方周末》的精气神还在，她采编、制作新闻产品的工匠精神还在，她叙述新闻事件的质地还在。 因此，2018年订阅报刊时，我订阅了唯一一个纸媒——《南方周末》。虽然，这与我第一次订阅她已过去了20年。 20年，一个人的履历已有些杂乱，但越来越有章可循，除非你永远处在叛逆期的泥潭或青春期的迷幻；一个波澜壮阔的国家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变化、变革，人民越来越安定、从容，除非你以激愤标榜自己的个性不想合群；一个菱角分明的媒体显得更端庄、包容，《南方周末》的“从这里读懂中国”依然令人肃然起敬。 寒冬，你叹水冷；酷暑，你叹水闷。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20年，很多人离开或到来，也有很多纸媒告别或诞生，不管是转行还是转型，不管是蛹化蝶，还是以难以描述的方式重生，快乐地、好好地活着依然是最大的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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