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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已经有人驾船横渡整个大洋，从世界的此岸抵达世界的彼岸——这种说法实在是太荒唐了。”公元5世纪，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如此写道。 这句话透着不容争辩的“权威”，1500多年后的我们已用上高德地图，去两里地外的地方赴一个饭局都会用上导航，谁不认为圣奥古斯丁是一个孤陋寡闻的、坐井观天的草包？ 圣奥古斯丁的“武断”显得“非常可笑”，其实他“敢”这样断言，恰恰说明了远古时代人类对地球的客观认知水平——他并不是一个粗鄙之人，而是古罗马天主教思想家、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被当时的人们誉为圣人、圣师，不是他没有想象力，而是当时人类的科技水平和视野限制了他的思维。 像很多人一样，那个时代他看到过大洋但压根就不相信有人能够抵达世界的彼岸。毕竟，横渡整个大洋是圣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数百年之后的郑和与哥伦布先后完成的。圣奥古斯丁能够搞清楚居住地周围事物的位置就已经很不错了。 一部地图史就是人类对地球的认知历程，不断改进的地图忠实、完美地体现在各种各样的地图上——有的纯粹来自于想象和臆想，而最接近于地球本来面目的地图，是那些踏勘者、冒险家、航海家绘制的地图。 在武侠小说里，我们经常读到各种派系的武林高手为一张“藏宝图”绝命天涯，这些武林高手是可以一夜暴富的冒险家，因此“藏宝图”在中国人记忆里是最实用、最神秘的、最有含金量的地图。 其实，与地主的私家地图差不多，“藏宝图”可能是世界上最简陋的地图——它有特别强的目标感，比如是某座山的山脚或山腰或山崖，亦或是某个河湖的地下河，只是具体标明宝藏所在的某个具体位置而已，与真正意义上无所不包的地图相比要逊色很多。 远古时代人们绘制粗略地图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旅游、寻宝，而是为了地契、圈地——毕竟文字上的描绘显得很不准确而乏味，而用地图来展示自己的圈地范围会显得直观，即使发生了纠纷而引起诉讼，用于呈堂供证也具有不可争辩的作用。 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地图，是25000年前绘制在一根象牙上的，被人们发现于捷克共和国的巴浦洛夫地区，图上标有作者的村庄和家园。象牙非常打眼，为了便于携带，不易遭受损坏，“藏宝图”一般绘制在手绢上，放于身体最紧要的部位。而在纸张发明之前，地图被绘制在岩石、羊皮、海貂皮、野猪皮等物体上。 最早的中国地图是1136年刻绘的《禹迹图》，这幅地图甩了同时代地图的几条街，描绘了传说中建于公元前2205年的夏朝大禹王统治地域内贡物运输的情况，图上标注的行政区名有380个，标注名称的河流近80条，标名的山脉有70多座。 实际上，这幅地图标注的名称不是夏朝的，而是唐宋的。这幅地图以相当大的精度显示了中国海岸线和众横交错的河流，尤其是长江和黄河，其干流和支流都有详细的绘制，比300多年后的《大明一统志》要精确得多。 为何叫《禹迹图》？我们可以意会为“大禹的足迹”。其作者已无法考证，这么接近现代地图的地图，如果不是踏勘者的实地测量和记录，是根本绘制不出来的。《禹迹图》被绘制在格网上，是中国最早使用格网的地图，各个方格代表1“里”（约50公里），与后来经纬度交织的地图高度契合。 《禹迹图》被发现于西安以西120里的岐山县，为研究中国地图学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其历史价值和科学意义很受后人重视，英国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权威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中，称此图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是宋代制图学家的一项最大成就”。 《禹迹图》诞生前，中外各国绘制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地图——这些地图中，有的为了探险，有的为了殖民，有的以统治者自我的地域为中心将别的地域画得很“猥琐”，令人啼笑皆非。再看《禹迹图》，绘制者的科学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在古代，人们对世界的了解主要靠旅行家的故事、神话和猜测，测量才体现了科学精神。大约在公元前200年，古希腊人埃拉托色尼首次试图测量地球，首次提出了用经度和纬度来标示地球上的位置。18世纪，经纬仪面世，引发了一场地图绘制的革命。那么，在地球仪诞生的600多年前，《禹迹图》以格网来给州县、地名和山川河湖定位，不愧是地图史上的一大发明。 今天，我们的社区网格化治理，是不是受到网格模式地图的启发？有人推测《禹迹图》的绘制者是北宋的沈括。其理由是，沈括长期从事地理学、地图绘制的实践。1O76年，沈括在三司使任内曾奉敕编绘《天下州县图》。此图共包括一大图、十九小图，而《禹迹图》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108O年，沈括在陕西知延州，于是便在长安刻下了《禹迹图》。 这个推测可信度比较高，问题的关键是，《禹迹图》是如何绘制的？《禹迹图》绘制者付出的艰辛没有文献记载，我们从外国一些高水平地图的绘制可见一斑。 18世纪，第一幅正式的法国地图是巴黎天文台台长卡西尼着手开始绘制的。他将测量员派往全国各地，有的测量员受到了袭击，有的被警惕性很高的当地人杀害。地图还没有完工，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卡西尼的儿子带领团队最终完成了地图的绘制，革命者马上宣布这幅地图为国家财产，并用它来绘制法国的边界线。 伊能忠敬是日本现代地图绘制工程的鼻祖。1800年，他自己掏钱对日本进行首次彻底勘查，仅仅测量工作就历时3736天，一共花了17年时间绘制日本地图，其地图精确到千分之一以内。他在工程结束前就去世了，他的测量团队完成了他的未竟事业。 法国或日本的国土面积相当于中国一个省的面积，而《禹迹图》涵盖的面积数倍于法国或日本的国土面积，它对长江和黄河水系标注之精细令人叹为观止，测量人、绘制人员要付出多少艰辛可想而知。 与那些“藏宝图”一样，早期各种各样的地图都是有特殊用处的，比如地主用于圈地、文人墨客用于旅行游学、冒险家用于探险寻宝、侵略者用于攻城略地殖民等。《禹迹图》刻在石碑上，绘制者的初衷也许是便于保存。石碑高1米，可以用作印版，只要先在上面涂上油墨，再把纸贴上去，便可以进行印刷。这是《禹迹图》无与伦比的先进性，这样的地图对于更多的人群具有实用性。800多年后的二战期间，盟军将“逃生地图”印在了纱巾上，轻便、防水、耐用，可以当着围巾使用，一些被击落的飞行员借助它来偷越敌方领土。当时，350多万幅丝质和布料“逃生地图”分发给了盟军部队。 《禹迹图》的易于复制性，并不比盟军的“逃生地图”差。曾有人通过诗文中的地名绘制了中国古代文人的行踪图，尤其是那些从中原一带被贬到各地的官员或从偏远之地被提拔进京的官员，他们去一个地方上任或游历，都要长途跋涉数月，那么问题来了——他们如何行进才不至于南辕北辙或走冤枉路呢？ 可以说，手执一份《禹迹图》便是王道。苏轼一生仕途坎坷，行程数万公里，假如他当年有一份《禹迹图》，每去一个新的地方任职也许会少一份苦涩，多一份诗情画意。可惜，他去世20多年后《禹迹图》才绘制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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