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劳动时报》资深编辑、策划人，崔晓飞是个不安分的人，她一直在尝试，在突破，在寻找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从散文、小小说、纪实类的写作到《戏说上下五千年》（以下简称《戏说》）系列短篇小说作品，这个自称“小妖”的侠骨柔情女子，“妖身一变”，变成了一名新历史抒写者。她拉来好友李永斌助阵，组成文坛新组合“笑李飞叨”，以笔当剑，笑傲江湖……作为一名读者，实在惊艳于她的华丽转型。我觉得她找到了她想要的，找到了表达自我最理想的抒写领域和方式。
从远古说到春秋战国时代，她说得潇洒自如，诙谐轻松，又不失对历史的尊重。如果未经通览和精读细研，历史抒写就是胆大妄为下的胡编乱造。崔晓飞的《戏说》显然是她厚积薄发的成果。细品作品的表现手法，我宁愿将《戏说》系列作品作为小说来读。
春秋战国是个热闹的时代，诸侯争霸，百家争鸣，智士奇人、三教九流，纷纷登上社会舞台，使这段历史异彩纷呈。这不，刺客聂政出场了。他是《戏说》之《斜阳匕落》中的主人公。就让我们跟着聂政走进《斜阳匕落》的古风奇异场景，去领略笑李飞叨的“戏说”魅力。
热闹集市上突兀的三声狗叫为小说开了头，接着展开了屠夫杀狗的场面，将主人公的外貌、神色、气质、与狗搏斗及杀狗的动作招法，以不到四百字的篇幅描写得栩栩如生，惊心动魄，亦庄亦谐。但杀狗与杀人毕竟不同，杀狗容易杀人难，尤其是刺杀相国侠累这样的人物。当严仲子请聂政刺杀侠累时，作为读者，我为严仲子捏了一把汗，觉得他看错人了。小说在这里不动声色地给读者设置了一个悬念。虽然聂政自己说他是在魏国杀了人逃到这里来避难的，但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更不知道他杀的是什么人。聂政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将如何面对严仲子的请求？他能否胜任？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却以一种隐形的叙述力量牵引着读者的阅读欲望。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聂政明白了严仲子之意后，按理说，以其“斜阳匕落”的功夫、他的家庭经济情况和严仲子对他的信任，以及他在魏国杀过人的经历，他会欣然应允，但是他婉言推辞了。虽然礼箱暂时收下，可那也是无奈之举。那么，面对重赏，聂政没有丝毫的勇夫气概，是他自知没那个能耐，还是真如其所言“老母在堂，姐姐未嫁，不敢将性命交于他人”之故？亦或是另有隐情？
直到后来聂政单枪匹马杀入相国府，一路劈荆斩棘，所向披靡，扫除众多兵甲护卫，最终刺死侠累，都没用他的杀手锏“斜阳匕落”，其英勇和武艺之精可见一斑。及至聂政以剑割面，撕下自己的脸皮后又剖腹抹脖子自尽，“像一尊黑塔般轰然倒下”，此时我们看见，倒下去的是他的尸体，而一名惊天地泣鬼神的义侠形像跃然纸上。聂政的勇不是为了重赏，而是为了知遇之恩，一句豪气冲天的“我将为知己者用”，让我们想到了当年的豫让；聂政当初推辞严仲子显得不勇，真是“老母在堂，姐姐未嫁”之故。勇与不勇，都是为了一个义字。义是他的做事原则，是他做人的理想。
为了死后不牵连姐姐和严仲子，他割掉了自己的脸皮。这一惨烈悲壮之举，使人物形象一下子得到了更高层次的升华。小说以“戏言”写道：听闻此事，韩烈侯震惊了，大怒道：“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他哪里懂得，聂政正是用“不要脸”的手段维护了他的脸面——一个勇武刺客的脸面，一个崇高义侠的尊严。而姐姐聂荣的出现，使彰显大义精神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她本来可以继续在家相夫教子，安度余生，但她千里迢迢赶来赴死，就是为了弘扬弟弟的大义英名。史书记载，聂荣是因弟弟死亡悲极气绝而亡。在这里，作者将她的死巧妙“戏化”，将悲情的死改为悲壮崇高的死，很好地起到了画龙点睛，强化主题思想的作用。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为了金钱利益，面对种种“重赏”之诱惑，当下世界的勇夫纷纷出手，不择手段，铤而走险，表现出的勇敢和聪明超乎想像。“勇”彰显，而义泯灭。这个看似虚无缥缈的“义”字，正是作者赋予小说《斜阳匕落》的时代意义和价值。其字里行间隐现着鲁迅先生《故事新编》的某些文本元素和文学精神，这也是我为什么将《戏说》系列作品当小说来读的原因。
小说语言活泼诙谐，简洁而富有张力，细节描写生动有趣，叙述演进张驰有度；塑造人物形象笔法娴熟老道，给作品增色不少，比如写到严仲子借聂政母亲过生日以重金相赠，聂政拒不收礼，要把装着黄金的箱子原封不动地给严仲子搬回去，但是礼太重，他搬不动箱子。小说写道：
他运了运气，蹲起马步，伸长双臂紧紧抱住箱子，使劲发力，结果脸憋青了，箱子依旧不动。聂政一冒火，狠狠踢了箱子一脚，疼得龇牙咧嘴，抱住右脚单腿跳了几下。
看到严仲子捂嘴嘲笑自己，聂政羞红了脸，又赶紧站稳，故作镇定地说：“反……反正，我就是不收。你倒是说说，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究竟为何？”
几个动作，两句话，简单勾勒，却将聂政的质朴、厚道、耿直的性格表现得活灵活现。管中窥豹，由此可见作者已深谙小说之道。《戏说》系列作品能引起读者共鸣，也就不足为奇了。
刊发于2021.1.28《劳动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