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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James Mahoney,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Methods, Findings, Futur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Vol.1, No.1（Spring 2015）, pp77-90 作者简介：詹姆斯·马洪尼（James Mahoney），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与社会学系双聘教授，社会学系主任，美国政治学会（APSA）委员会委员，曾在美国政治学会及美国社会学会中的四个分会担任主席，研究领域涉及拉美政治、发展研究以及定性与多元方法论等。 比较历史分析是最知名宏观发展研究（包括那些社会学奠基人的成果）的重要特征。尽管这些社会学奠基人的研究重心放在欧洲的发展问题上，但是马克思、涂尔干、托克维尔和韦伯都是关注发展问题的比较历史分析者。今天对于发展的比较历史研究完全囊括了非欧洲世界（但不排除欧洲）。新的比较历史分析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和市场对于发展的作用(Johnson 1982; Migdal 1988;Amsden 1989; Wade 1990;Evans 1995; and Kohli 2004)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主题比如殖民主义和发展(Steinmetz 2007; Lange 2009; Mahoney 2010 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发展：当代比较政治的扛鼎之作; Go 2011)、社会运动和发展(Heller 1999; Kay 2011; Tarrow 2013; Agarwala 2013)、性别和发展(Charrad 2001; O’Connor, Orloff, and Shaver 1999;Adams 2005)等。 比较历史分析的比较优势 比较历史研究固有的某些特征使它对宏观发展的研究格外有效。这些特征解释了为何比较历史分析能够在几十年来做出理论性贡献并且在领域内设置实质性的议程。 基于案例的研究（case-based research） 比较历史分析研究以特定案例的具体分析为中心，通常是少数几个国家或者宏大单元。这一传统的研究将重心放在选取合适的案例或案例集：利用比较历史分析，一个好的解释必须依据案例中的细节来理解。比较历史分析基于案例研究的一个优势是它容许新观点和新理论的归纳生成。在很多情况下，新的概念——比如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和重商主义的殖民主义（mercantilist colonialism）——处于这些理论贡献的中心。除此之外，主要贡献是关于发展的核心立场。无论哪种方式，概念或命题是能够被运用到原始分析案例之外的更加一般化的理论建构。 与关注具体案例相一致，比较历史分析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是问题驱动的，它由现实世界的问题激发起来：比较历史分析的学者们探索固定在特定时空中的经验性难题(Pierson & Skocpol 2002; Mahoney & Rueschemeyer 2003)。它特别适合解释特殊关注点的结果，例如革命、持续的高增长和经济贫困中强劲的社会发展。这些结果是统计分析中的离群值（outliers），或者说，在因变量具有如此极端值的情况下，它们不能够被统计模型很好地解释。 注重情境（context）与结构（configurations） 比较历史分析研究通过考虑多重因素如何结合形成更大的结合体或关联物（packages），利用被称为结构分析(configurational analysis)的方法解释发展结果(Ragin 1987)。指定因果结构是比较历史分析研究者将情境（context）带入发展分析的一个重要方法。给定因果结构中的变量将提取出背景的特征和案例中情境的组成因素。例如，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快速经济增长的研究中(Deyo 1987; Koo 1987)，学者认为劳动力压迫有助于高增长。而当二元统计研究表明劳动力压迫与发展无关时(Geddes 2003)，这些学者并不吃惊(参见Goertz & Mahoney 179-81)。他们认为劳动力压迫对发展的影响取决于其他变量的意义。特别是，当存在一个新兴发展国家、廉价劳动力的充足供应、强有力的劳动密集型出口的市场时，劳动力压迫有助于发展，但是在其他情境中它就没有这种作用。 关注机制（mechanisms）和时间流（temporal flow） 比较历史分析的解释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定案例的原因和因果结构发挥作用的机制上。当机制不能被发现时，他们可能对潜在的解释持怀疑态度。他们相信有说服力的解释应该通过打开黑箱并确定连接观察到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步骤来揭示为何相关性存在。 在比较历史分析中，对于时间流的关注允许研究者关注变量出现以及相对于其他变量出现的顺序。将解释放置在情境中通常意味着使变量处于特定的时间背景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比较历史分析学者关注时间背景是因为一个变量对于发展结果的影响是会改变的，这取决于它的时间定位（比如Pierson，2004）。 对于机制和时间进程的关注也允许诸如长期发展中路径依赖等现象的研究。对于路径依赖模式来说，关键的解释任务是确定模式的历史资源。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经常关注历史性的转折点或决定性的关键时刻。这些历史时期蕴含着解释长期模式最初是如何开始的选择过程和根本原因。。 迄今为止我们学到了什么 社会学领域的比较历史分析研究为我们许多有关发展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基础。如同社会科学中的任何研究领域一样，这些成果的一部分比其他部分让人更为信服，纵观比较历史分析的各种研究，我们可以总结目前为止有关发展的几个主要成果。这些发现并非详尽无遗，但是却代表了比较历史分析对于知识增益的贡献。 国家和发展 一方面，国家干预同时在促进和阻碍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国家干预既可帮助亦可阻碍发展，这取决于干预的具体类别和发生的情境。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一类文献提出了国家对发展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一系列条件。如果以下三个条件同时结合，国家是很有可能产生积极作用的：独立于强大经济阶级的自主性；内部凝聚力和官僚制；连接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强有力的外部网络。这一有效国家的结构或“处方”主要来自于持续高增长的案例诸如韩国和台湾的比较历史分析。 另一方面，历史外生进程（historical exogenous processes）造就发展型国家。比较历史分析文献同时也告诉我们关于发展中国家中有效国家的根源(Rueschemeyer & Evans 1985; Chibber 2003; Kohli 2004; Lange 2009)。这类文献的核心经验是这些国家是极难或者不可能通过有意设计来创造的。相反，这些国家通常是起源于国家边界之外的历史进程的产物。文献表明两个外生进程对于有效发展国家的创造尤为重要：严重的外部威胁和发展主义的殖民经历。尽管现有的比较历史分析文献留下的是创造发展国家的略微悲观的结论，但也确实给官员提出了一些切实的目标：培育追求集体目标的机构；创造有能力、有凝聚力的官僚制；扩大和鼓励通向关键公民社会群体的网络。 国际进程 首先，殖民主义是长期发展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殖民主义研究成果的核心部分包括了路径依赖的观点：最初的后殖民发展水平是趋向于稳定的。因此，摆脱殖民主义的富裕国家往往保持富裕，贫穷国家往往继续贫穷。这种粘性（stickiness）在比较历史分析文献中部分地通过现实被解释：发展型国家很难构建，因此持续的高增长是一种罕见的现象。 另一方面，世界历史时间（world-historical time）影响政策。不同的世界历史时间的标志是科技、生产方式、全球化和区域贸易的水平、人权规则的差异，以及许多其他能够塑造发展可能性的国际情境进程。比较历史分析文献发现，特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作用取决于当时世界历史时刻的变化。增长政策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世界经济中可获得的经济机会。正因为世界经济背景非常重要，一国必须对一刀切（one-size-fits-all）的增长方案心存怀疑。 国内社会结构 首先，强势地主阻碍发展。比较历史分析文献表明，在现代，削弱或消灭强势地主几乎是持续高速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同时极有利于社会发展。强势地主通过侵蚀国家自主性、妨碍公共产品的创造和阻挠经济变革来阻碍发展。强大地主的清除是罕见的，它通常通过能够迅速清除大量资产、解放依赖性农村劳动力、阻碍农村精英政治通道的事件来实现，诸如殖民主义、社会革命和战争等。韩国和台湾是强大的地主阶级被殖民政策和成功的土地改革削弱的例子。 其次，族群分裂（ethnic divisions）阻碍社会发展。比较历史分析文献强调了族群合作（ethnic cooperation）对分配公共产品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性(Lieberman & Singh 2012;Mahoney 2010; Sandbrooket al. 2007)。尽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但是存在经济贫困但是社会指标异常出色的例外情况(哥斯达黎加) 或者相对富裕但是社会指标表现不佳的例外情况(南非)。在后一种情况下，比较历史分析研究表明，即使经济财富不断增长，历史性的族群分裂阻碍了财富在社会广大范围内的散布，从而阻碍了社会发展进步。最重要的发现不是族群异质性（ethnic heterogeneity）本身削弱了社会发展，而是极化的族群认同（polarized ethnic identities）削弱了社会发展。尽管族群异质性更有可能导致族群分裂，但问题的根源是分裂而非异质性本身。 未来研究的议程 比较历史分析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从现实世界的问题中成长起来的，各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体系的现实变化将决定未来出现在该领域的许多新议程。尽管如此，一些学术趋势能够被觉察并作简单讨论。 重新定义发展 虽然发展的概念一直饱受争议，但直到最近大多数定义首要或专门强调的是经济增长，通常以人均GDP为衡量标准。这一概念化在过去15年间已经受到审视，部分是因为诸如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1999）等作品的出版。现在的发展学者通常强调人类能力的扩大是发展的核心。这一再概念化更聚焦于社会发展，以婴儿死亡率、识字率和预期寿命等指标来衡量。如果发展被认为意味着生活质量的话，这些指标将更好地抓住发展的概念，包括人们主导他们所珍视或者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能力(Sen 1999)。随着人类能力的扩大，对于发展的理解比现有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文献更多地关注于公民社会。例如，尽管促进教育和医疗保健当然需要国家能力，但它也需要来自民间社会团体的帮助。 种族和身份制度 比较历史分析对于发展的研究继续把重点放在历史上构建的制度上，并将其作为原因或结果来解释。然而，比较历史分析研究者正日益关注族群分层制度（institutions of ethnic stratification）以及私有财产制度(例如Lieberman & Singh 2012)，后者到目前为止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私有财产制度（或简单地说，“财产权”）通过管理经济资源（例如劳动力和土地）的规则影响获得资源的途径，族群分层制度通过调节主观身份的规则塑造获得资源的途径。族群制度是将人们分为不同类别的族群，然后在这些类别之内或之间规范行为的规则。它们包括各种非正式的文化符号——从未被写下来，甚至被简单地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们还包括规范行为的法律，通常不明确涉及族群，但却塑造了族群分层。 次国家、国家、超国家研究 到目前为止，似乎大多数关于发展的比较历史分析研究聚焦于民族国家。不可否认，一些研究总是在更高的层次中运行，包括著名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的研究。同样，一些重要的比较历史分析研究把分析的更高和更低层次连接在了一起（例如Saskia Sassen 1994 ；Janet Abu-Lughod 1991)。然而，在未来几年，更多的研究可能会转向更高和更低层次的分析。一方面，随着研究发展的比较历史分析学者关注与全球化相关的问题，他们会将分析的重点转移到民族国家之上的层面。比较历史分析的工具，包括它对结构分析的关注，非常适合于相互联系的世界经济的研究。另一方面，发展学者可能越来越重视民族国家内巨大的区域性差异。关键问题包括：为什么一个国家中某些地区的人们比其他地区更有能力引领健康、明智的生活？为什么一个国家中的特定区域与另一个国家的特定区域类似？地区群体如何以及为何塑造了当地的、国家的和全球的发展的结果？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论工具也将凭借它们对于具体发展经验进行集中比较的能力，很好地适合于处理这些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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