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来源：Druckman, J. N., & Lupia, A. (2012). Experimenting with politics. Science, 335(6073), 1177-1179. 作者简介：James N. Druckman，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政治心理与政治传播领域著名高产作者，牛津实验政治学手册主编；Arthur Lupia，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牛津实验政治学手册主编。 编者按：近期，政文观止方法论板块的推送重点逐渐从经典的统计分析转向了定性与多元方法（定性比较分析、比较历史分析、过程追踪、因果机制等），获得了读者朋友们的热议与好评。事实上，定性与多元方法并不是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唯一增长点。随着科研经费的增长和新兴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进军自然科学的“禁地”——实验。本期，政观特选编一篇神刊Science上的文章，和大家一起来揭开政治学实验的面纱。 长期以来，实验一直都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水岭。1909年，哈佛大学校长、美国政治学会主席阿伯特·劳伦斯·洛厄尔就曾悲观地断言，政治科学是“观察性的”而不是“实验性的”。这一思想在大半个世纪内主导了美国的政治学界。洛厄尔去世乃至二战结束后，越来越复杂的统计技术已经在政治科学界大行其道，但实验方法仍然鲜有人问津。 直到八十年代，政治学的传统范式开始和经济学、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合流，更为精确的因果推论逐渐得到重视，实验方法才终于名正言顺地进入了政治学的世界。如今，实验方法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中，原因和后果都成为了被解释的对象。 截至目前，广义上的政治学实验主要有三种形式：实验室实验（laboratory experiment）、问卷实验（survey experiment）和田野/实地实验(field experiment)。 实验室实验将被试置于特定的环境中，主要考察个体如何做出特定的政治决策（譬如投票、陪审和立法）。在此基础上，这种实验可以很好地揭示某种制度设计究竟是否有效。在一项经典的研究中，被试被置于一种人为设计的有限资源环境中。每个被试都可以决定从团体中索取多少资源。显然，如果被试过分索取，那么整个团体就会崩溃。因此，团体成员被赋予了对过分索取者进行罚款或羞辱的权力。实验结果证明，单纯羞辱或羞辱、罚款并用产生了远大于单纯罚款的团体效益。这一研究极大地挑战了“公共物品供给必需外部监督”的经典理论。随后，这项实验引发了对团体自治的海量研究。 问卷实验对于研究政治行为尤其重要。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列表实验”（list experiment）。在一篇经典文献中，问卷首先要求受访者回答“下列事物中有多少项使你心烦”。有的受访者收到了三个选项，而其他人则收到了四个。多出的选项为“黑人家庭搬到了隔壁”。统计结果表明，在美国南部白人群体中。收到四个选项的受访者填答的均值为2.37，而收到三个选项的受访者填答的均值仅有1.95。在假定群体同质性的情况下，42%的受访者对黑人邻居表示厌恶。（即（2.37-1.95）×100）与此同时，非南部的受访者则没有三选项组和四选项组中表现出明显差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只有19%的南部受访者承认了他们的种族态度。这项研究有力地揭示了美国南部客观存在而又被精心隐瞒的种族紧张和种族仇恨。除此之外，问卷实验还可以通过变更问题陈述、多次重复提问、随机分组等技术来实现因果推断。 田野/实地实验是近年来发展最快也最受关注的实验方法。目前成功的案例主要集中在政治动员领域。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研究者在竞选活动中随机地以各种方式向人群散发信息。结果表明，相比于邮件和电话，登门拜访能够极大地提高竞选活动的出席率。在新近的研究中，研究者还随机地向部分人群散发“你的邻居将出席活动”的信息，事实表明这一信息也能显著地提高出席率。事实上，这类研究的成果已经被政治家用到了当代的政治动员中。 上述实验成果无疑表明，当代的政治科学不再仅仅是一个“观察性”的学科。当然，政治学实验的路还很长。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政治学家最希望研究的对象（譬如议员）反而最为抗拒成为实验对象，这就使得政治学实验中留下了太多的“模拟”。另一个问题则在于，所谓“政治”，从来就不仅仅是具体政策和制度的争论，而终极的政治学问题总会上升到价值层面，但实验方法似乎对此无能为力。 无论如何，当代的政治生活大体上仍然遵循着可以被科学揭示的逻辑，而实验方法无疑对于研究者和公民了解政治世界大有裨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