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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典著作的研究既可能是悲观而无用的，也可能是精彩有益的。这完全取决于研究的形式。在继承发展伟大前辈的理论遗产的积极活动与仅仅是诠释和平庸化的消极活动之间是存在巨大差别的，正是这一差别构成了科学家们在广泛阅读过去著作时的矛盾心理的基础。 ——罗伯特·K. 默顿 如果我们将巴林顿·摩尔视作当代比较历史分析的奠基人，那么他开启的有关专制与民主的经典讨论也成为了这个领域最为经典的议题。在历经前三次次基于方法论（比较历史分析总论、制度变迁理论以及观念与制度）的文献研讨之后，本次主题聚焦到了“政体变迁”这一更为实证的议题。本期所选的六篇文献出版时间从1998年至2017年，大致勾勒出了近20年来比较历史分析在政体变迁这一宏大议题上的发展变迁。其中，三篇为文献综述，三篇为实证研究，所关注的对象涉及欧洲、亚洲、非洲、拉美的多个国家。与此同时，这六篇文章可以很好地向读者展示比较历史的研究者如何做实证分析以及如何实现知识积累。 首先是各位老师和同学就具体文献分享观点并提出问题，接下来则就这些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虽然大家提出了很多疑惑，诸如社会科学进路与历史学进路的异同、行为人与结构的关系以及政体类型学的划分等等，但最终的讨论聚焦在了两个方面，一是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在政体变迁中的应用，二是当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阶级分析。 其实在文献讨论会之前的历史制度主义工作坊中，已经有学者勾勒出了近二十年来这一领域研究方法的演进脉络。总体来说，“时间性”这一核心特质是逐渐凸显的。正如蒂利所言，不同事件发生的顺序影响了其发展进程与最终结果。在解释为什么苏联解体后部分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能继续执政而其他国家不能的差异时，作者关注的是学校教育的时机和内容。在前共产主义时期就有民族主义的学校教育的国家会产生共享的记忆和信念，这会消解共产主义统治的合法性。但很遗憾的是，这篇文献虽然言简意赅地展现出“时序”政治变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但是这篇文章似乎这并没有引起大多数与会者的激烈讨论。 与会者似乎更加关注“路径依赖”“历史关节点”这些老生常谈却最为基础的概念。马奥尼的那篇对中美洲的分析就是路径依赖范式最为经典的运用，在文章的结尾，作者似乎想说明很多著名的比较历史研究其实都或明或暗地运用了路径依赖范式。但在十年之后，也就是泽布莱特与卡波奇亚的那篇研究中，作者提出了一种称之为“时段分析”的新方法。他们认为，历史分析应该关注制度不同维度所形成的关键时刻，因此，型塑制度特性的关键节点可能不止有一个，产生于不同时期的历史动力之间的叠加与互动共同推动了制度的形成与历史的变迁。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路径依赖模式呢？有与会者提出，马奥尼虽然划分了两种路径依赖的类型，但如今看来所谓的“反应序列”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概念；相反，人们更倾向于皮尔逊等人将路径依赖视作“自我反馈序列”的看法。至于路径依赖概念的适用性，与会者大体分成了两派，一种观点认为路径依赖强调历史延续性，因此它正如皮尔逊所言“在政治生活中更为普遍”；但另一种观点将路径依赖赋予了更加明确的定义，如马奥尼那篇文章所说的，包括先前条件—历史关节点—反应序列—制度重构—最终结果等一系列步骤，因此它反而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制度变迁模式，尤其是相较于渐进制度变迁而言。今年，马奥尼在美国社会学会比较与历史社会学分会上提供了一个研究纲要，主要是讲“事件X到底为什么是造成结果Y的关键时刻”。至少从目前的有限版本来看，其中广泛应用了集合论的思维与很多抽象概念，但方法论走到这一步也的确挺无聊的。正是基于此，有与会者认为历史关节点、路径依赖的相关概念可能在前几年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比较精致的地步。比较历史方法论的下一步创新，反而可能是费勒缇在她博士论文提出并与马奥尼进一步完善的“比较序列分析”的方法。 很显然，关于方法论的争论是恒久且很难达成共识，许多问题从第一届文献讨论会延续至今。于是，主持人设定了第二个讨论主题，即阶级分析法在宏观因果分析中的效力到底如何。众所周知，包括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内的许多政治学流派强调“阶级是分析政治的钥匙”，而在斯廷奇科姆看来“社会学只有一个自变量，那就是阶级”。《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堪称阶级分析的典范，而《国家与社会革命》所强调的“结构分析”的视角很大一部分即体现为阶级结构。在列入本次讨论的埃特曼的那篇文献中，作者所回顾的文献大部分都使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其中，鲁伯特的《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更是堪称摩尔之后阶级分析的集大成者。但与此呼应抑或争论的是，克拉克在2017年的回顾性文章中提到，当下社会冲突分析范式的一大特点体现为超越了传统的阶级视角，更加强调国家、政党以及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这一点，在齐布莱特与卡波奇亚的研究中同样有所提及。遥想阶级分析法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流派在美国政治科学中逐渐边缘的地位，我们也不仅反思，阶级分析是否还有重振雄风的可能。 在主持人的预想中，大家或许会围绕哪种阶级抑或是阶级联盟对政体变迁的影响而发表议论。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大多数与会者对“阶级”这个概念本身产生了质疑。有的与会者认为，当下的所谓“阶级”可能更多的是韦伯意义上的“阶层”，即便退一步讲，我们依旧无法得知形形色色的阶级是如何产生“自为”的运动。另一些与会者认为，所谓的阶级理论在本质上更像是政治集团理论，在实际的政治变迁过程中更多地体现为精英政治的延续。还有与会者提出，在某些特定时空的重大变革，如非洲国家的民主崩溃，阶级的力量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是很值得商榷的。正如本期文献讨论中克拉克的研究所回顾的那样，当下社会科学已然出现了比阶级更为具有解释力的因素。 当然，这种情况也毫不意外。如果我们回顾美国社会科学中阶级分析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兴衰，亦会在其中看出些许端倪。在二战结束之后，随着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左派学者与阶级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整体复兴，而历史社会学的当代开拓者如摩尔、沃勒斯坦等人也有着明显的左派烙印。与此同时，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米利班德和普兰查斯等人的理论也受到了极大关注，并成为日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一大源泉。然而也正是斯考切波等人引领的国家中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当现代化走向后现代化，包括李普塞特等人开始呼吁社会科学研究从阶级理论中“撤退”。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阶级分析法失去了往昔魅力呢？答案恐怕还在于研究者本人的学术水平。正如同样是降龙十八掌，在萧峰、郭靖那里能成为震古烁今的绝技，但对史火龙而言即便仅学了十二掌却也因内力不济而半身瘫痪。因此，我们既会看到摩尔、鲁伯特等人娴熟地利用阶级分析法描绘出壮美的历史画卷，也会看到另一些“自废武功”的学者将阶级分析法逼向僵化与教条的绝路。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必须承认：当一个概念被反复讨论时，它一定拥有者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当一种理论或视角在遭受各路批评却依旧屹立不倒时，研究者们就不得不重新估量其价值。当“996无关剥削”的声音从耳边划过，我们不禁恍然大悟：这依旧是一个阶级的年代。 讨论意犹未尽，而窗外已是落日熔金暮云合璧的光景。本期文献讨论紧接第三届历史制度主义工作坊，它们都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的资助。历史政治学的提出以及相关学术机构的建立是当下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件大事，它为建设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话语体系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有首歌叫《我和2035有个约》，那么，比较历史分析对未来是不是也应该有所期许？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国内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的逐渐壮大，未来十年必将涌现一批基于历史分析的实证成果；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国内定性方法的发展，未来十年也必定将涌现一批反思性与建设性的方法论研究。正是源于实证研究与方法论研究的“未来可期”，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2035年之前，这批立志重塑社会科学历史想象力的少年们定能出版一本类似于《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那样的作品，以全新的姿态展现比较历史分析的脉络、议题与方法。 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撰文：释启鹏 审读：何家丞 编辑：郭静远 你在看政观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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