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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的贾湖遗址，是新石器时代前期重要遗址，经过科学的测定，距今约9000―7500年。它与同时期西亚两河流域的远古文化交相呼应，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现以后，专家们前前后后进行了八次大规模的发掘，小规模的科学考察更是不计其数。 这么多次的考古发掘，当然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重要文物，也有相当分量的发现。但是，原始社会的遗存，毕竟没有太过惊艳的文物，尽管在文物工作者的眼中，贾湖遗址的地位很高，但普通群众并不熟知。直到在1986年的第四次发掘中，出土了著名的七孔骨笛，贾湖遗址才名扬天下，为世人所了解。 当时，在遗址的一个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根骨头，显然也不是人骨。当时，考古工作人员也没在意，还以为是原始人的装饰品。但是，他们清理时，却发现在这根骨头上，竟然还有细细的孔，一共七个，直线排列。 这就有些意思了，走南闯北的专家虽然见多识广，也从没有看到过这样的骨质装饰品。其中有人大胆推测，这莫不是当时的笛子吧? 这个推测，确实比较大胆。因为笛子虽然归为中国传统乐器，但实际上是由少数民族传入汉族的。即便是在唐朝时，人们还以“羌笛”称之。王之涣的《凉州词》不就有那句脍炙人口的名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吗? 一语惊醒梦中人，经过文物专家、音乐专家和古生物专家的认真分析，这根骨头是鹤骨，而且还真是当作笛子的。经过试验，它完全能够发出悠扬的笛声，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而且，它的发现，意义太过重大。 要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文化之邦，礼仪之国。其实，无论是文化和礼仪，都离不开音乐。在中国历史上，音乐就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了音乐，才会延伸为礼乐。有了音乐，才会有唐诗宋词元曲与之配套。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音乐，我们古代的文化和礼仪，将会变得何等枯燥。 这是从骨笛对于文化的价值来说，即便是在音乐上，它的意义也非常重要。长期以来，我们大多数人提及古代音阶，只会想到宫、商、角、徵、羽。因此，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古代，就只有五声音阶。至于说代表现代音乐的七声音阶，那是到了近现代才传进来的舶来品。 尽管也有少数音乐专家辩驳，说在《史记》中曾记载高渐离为荆轲送行时弹奏 “变徽之声”，实际上就是七声音阶。也有人在《国语》中记录了周景王向乐官伶州鸩请教“七律者何”，明确提出了变宫和变徽两个音阶。 但是，一来在《国语》中乐官伶州鸩的解释天马行空，玄而又玄，不能让后人信服，二来中过古代的七声音阶都没乐器实物辅证。 在贾湖骨笛出现之前，就有安阳埙作为七声音阶的乐器被发现。但是，贾湖骨笛更是将我们先人对七声音阶的认识往前再推了一步。在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已经制作了七声音阶乐器，意味着我们早已经叩开了真正的音乐殿堂的大门。 而且，从那次发掘之后，陆陆续续一共出土了26件贾湖骨笛。它们分别有5孔、6孔、7孔，意味着先民对于音乐的掌握，是在逐渐探索中进步的。这也意味着，七声音阶的奥秘，中华民族早已独自发现了。 只是因为贾湖骨笛的出现太震撼，至今还有两个疑点困扰着专家。一是这些小孔直径太小，通常只有0.1-0.3厘米。在刚刚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如何能用石器将其做得如此精致。几乎同时期的其它原始人，也学会了打孔，但大多都粗糙不堪。 第二个困惑是贾湖骨笛的材质取自鹤骨，大小厚薄并不一致，为了发出标准的音乐，孔的相对位置也会有所区别。当年的先民，是如何精确定位，掌握得恰如其份呢? 贾湖骨笛的出现，比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出现的笛子都要早，是不折不扣的笛子鼻祖。它证明，中华民族在音乐艺术上的创造力和热爱程度，一点都不比其它民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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