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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版 A. 1949年由列宁格勒歌剧院和芭蕾舞剧院演出 中文剧名：红罂粟花 剧本：米哈伊尔·库里尔科，阿列克谢·耶莫拉埃夫修改 编导：罗斯蒂斯拉夫·维拉蒂米罗维奥奇·扎哈罗夫（Rostislav Vladimirovich Zakharov） 音乐：莱因霍尔德·格里埃尔 布景和服装设计：雅各·齐诺维耶维奇·希托福（Jacob Zinovievich Shtoffer） 指挥：埃夫盖尼·安东诺维奇·杜布夫斯科伊（Evgeniy Antonovich Dubovskoy） 演出日期和地点：1949年12月26日由列宁格勒歌剧院和芭蕾舞剧院在列宁格勒上演 演员表： 塔季扬娜·米海洛夫娜·维切斯洛娃（Tatyana Mihailovna Vecheslova）——桃花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米哈伊洛夫（Mikhail Mikhailovich Mikhailov）——苏联船长 阿斯科尔德·安托里耶维奇·马卡罗夫（Askold Anatolievich Makarov）——年轻苦力首领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祖布科夫斯基（Nikolai Alexandrovich Zubkovsky）——李善福。 1949年10月1日，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重新创作芭蕾舞剧《红罂粟花》的原因，将重心转移到了现代性上，据批评家说，芭蕾舞剧从一开始就缺乏这种现代性。为了庆祝中国革命的胜利，列宁格勒歌剧院和芭蕾舞剧院想起了《红罂粟花》。这部芭蕾舞剧已经在苏联剧院的舞台上演出了三十多年，作曲家再次转向他的作品，重新谱曲。 在D.扎罗特尼茨基斯基（D.Zolotnitsky）写的一篇关于列宁格勒扎哈罗夫上演的新版芭蕾舞剧《红罂粟花》的文章中，作者写道，列宁格勒的版本与莫斯科的版本一样，都聚焦于革命性的主题，试图几乎完全脱离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并代之革命性的悲痛。因此，D.扎罗特尼茨基斯基为什么批评芭蕾舞艺术家希托福浮夸的才华是可以理解的，在他看来，这并没有传达出“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政权的条件下生活和战斗的真实气氛”。 ……希托福在芭蕾舞剧《红罂粟花》提出的的艺术解决方案再次吸收了中国古代的东西，在革命者心中，其形象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所有缺点联系在一起。 特别严厉的批评了第二幕终场的布景，其中“以某种传统的图标绘画方式制成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与红宝石星，其苍白而模糊的轮廓从海浪中升起”。这些布景除了以用图标绘画方式之外，在政治意义上也是“危险的”。在撰写上述文章时，D.扎罗特尼茨基斯基已经意识到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已在莫斯科，对芭蕾舞剧《红罂粟花》有着负面的反应。 B.1949年由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演出 中文剧名：红罂粟花 剧本：米哈伊尔·库里尔科，阿列克谢·耶莫拉埃夫（Alexey Yermolayev） 编导：列昂尼德·拉夫罗夫斯基（Leonid Lavrovsky） 戏剧导演： 音乐：莱因霍尔德·格里埃尔 布景和服装设计：库里尔科 指挥：尤里·费耶 演出日期和地点：1949 年12月30日由大剧院芭蕾舞团于莫斯科大剧院 演员表： 嘉丽娜·乌兰诺娃（Galina Ulanova）和B角-奥尔嘉·列别申斯卡娅（Olga Lepeshinskaya）——桃花 亚历山大·拉登斯基（Alexander Radunsky）和B角-W.W.斯莫佐维（W.W.Smolzow）——港口主管 谢尔盖·科伦（Sergey Koren）和B角-阿列克谢·耶莫拉埃夫——李善福 尤里·康德拉托夫（Yury Kondratov）和B角-米哈伊尔·加博维奇——马立成 亚历山大·拉登斯基和B角-A.R.托姆斯基（A.R.Tomski）——苏联船长。 1.剧情介绍： 3幕13场加尾声 第一幕 1925 年，到埠的苏联商船“莫斯科”号正在中国的一个港口卸货。一群欧洲人正在一家酒吧间里寻欢作乐，观赏著名的中国女舞蹈演员桃花的舞蹈。突然传来江边的吵闹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一群中国的苦力拒绝为一条美国货船卸货，因为他们发现船上装的货物是一箱箱标有USA的军火，监工鞭打苦力，经苏联船长干涉，他们才被迫停手。 码头工人和苦力们高兴地围住苏联船长，感谢他的帮助和支持。桃花献给他一束花。苏联船长从花束中抽出一朵红罂粟花送给桃花作为友谊的象征。桃花为了表示答谢，表演起中国的民间舞蹈。美国走狗李善福在港口开着餐厅，见到桃花这样对待苏联船长很是嫉妒，就命令桃花跳舞给美国人看。 苏联水兵也加入进来，在苏联著名民歌“小苹果”的音乐中跳起了“水兵舞”。 桃花与苏联水兵抱成一团，李善福与美国人看在眼里，怒火冲天。 第二幕 第一场 茶馆。桃花把船长的事讲给自己的女友们听，一个年轻的苦力马立成跑进来，后面有宪兵在迫踪他。桃花把他隐藏了起来，并把宪兵们支到另一个方向去。宪兵们走了之后，她把那马立成放出来。苦力交给桃花一卷革命传单，叫她藏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离开茶馆。 李善福陪着一个欧洲人出场。 欧洲餐馆老板认为造成港口骚动的原因就在苏联船长身上，因此决定利用李善福的嫉妒心达到把苏联船长除掉的目的——他在给桃花的花束中，夹上一封以船长署名的信。他的诡计得逞 了：李善福读了这信勃然大怒。他看到船长正好从门前走过，就冲出去想杀害他。但袭击没有得手。李善福回来之后把桃花辱骂一顿就走了。 剩下桃花一个人悲哀地哭泣眘。她闭起双眼进人梦乡。 第二场（桃花的梦） 桃花梦见一个欧洲餐馆老板站在跪伏在他脚下的苦力的肩上， 驱使一条巨龙镇压他们。 巨龙和菩萨对桃花大发雷霆。幸亏靠船长送给她的那朵小红花救了她。出现一群勇上，他们与巨龙搏斗，终于战胜了它，把所有的苦力从欧洲餐馆老板的枷锁下解救出来。 第三场（梦的继续） 桃花在恶梦之后又作了一个欢乐的梦。少女来到一个神话般的、光辉灿烂的国家……她安静地与苏联船长交谈，请他把她带走……马立成和他的几个同志的到来，惊醒了桃花梦。 桃花把传单交给他们。 第三幕 第一场 在一座高楼的屋顶露天咖啡馆里，一群美国人把钱交给欧洲餐馆老板，命令他无论如何也要把苏联船长干掉。 第二场 广场上的群众游乐场。李善福找到船长，邀请他到戏院去看桃花的舞蹈。 第三场 戏院后台，桃花偶然发现有人把毒药撒到酒里，李善福恰恰命令她把这杯酒敬给船长。 慑于李善福的威胁，桃花只得执行他的命令，但马上又从船长手中将酒杯打掉。李善福在暴怒之下开枪打船长，但没有射中。人群向开枪的人扑去，但李善福跑掉了。苦力号召人们起义。 第四场 江边。苏联商船即将离开港口回到祖国去。桃花也夹在工人和苦力中欢送苏联水手。 李善福和跟踪那位青年苦力的宪兵们出现在江滨大道上。 他们要逮捕这位苦力，但群众都来卫护他。李善福大怒之下向他开枪。桃花用身子遮住马立成，因而自己中弹倒地。女舞蹈者临死把红花送给拥在她周围的孩子们——这朵花是各国人民友谊的象征，是斗争和胜利的象征…… 尾声 民主中国的人民欢庆自己的胜利。 2.创作过程 莫斯科大剧院紧急上演《红罂粟花》，只与列宁格勒歌剧院和芭蕾舞剧院1949年版本上演仅相差4天，只是因为1949年10月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重新创作芭蕾舞剧《红罂粟花》的原因，将重心转移到了现代性上，据批评家说，芭蕾舞剧从一开始就缺乏这种现代性。 社会主题第一次被提出并清晰地表达出来。不仅没有失去艺术上的说服力，反而获得了新的影响力。对剧本进行了全面的修改，除了增加了一些新音乐片段外，音乐内容没有改变。 莫斯科大剧院重新复排格里埃尔一个全新版本的《红罂粟花》，由拉夫洛夫斯基编导，在他的版本中，与最初版本不同，主要重点放在了革命性部分上，桃花成了李善福用来敛财的舞女，欺压苦力、调戏桃花的祸首也不再是英国人或日本人，改成了新近成为头号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革命运动的开始不是因为监工的粗鲁无礼，而是在苦力看到掉落和破损的箱子里有武器的时候，每个人的目的都很明确。 在黑夜中，一个大城市港口的灯光昏暗地发出光芒。在这个港口，外国警察拿着警棍驱使国中苦力工作，将标着“美国”（USA）字样的大箱子卸下来。苦力们用尽全力气搬运的箱子，当一个苦力不堪重负倒在担地下时，一堆美国的枪就从箱子里掉了出来......工人们正在面对面无表情帝国主义雇佣军面前形成一道可怕的人墙。 这是莫斯科大剧院新版本故事情节的开始部分。世界被分成东西方两个阵营——对立的，本质不可调和的——一个是以美国为首西方资本主义反动阵营，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大剧院设法给这部芭蕾舞剧带来了新的、深刻的社会意义，试图将饱受奴役人民以高涨激情，愤怒地从反对帝国主义美国和他的走狗的斗争中解放出来。他提醒观众，即使在英雄的越南，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民族解放战争正在增长和扩大，爱国者们依然流淌着鲜血，美国士兵正在制造死亡…… 我们首先要谈新增一个全新的人物、领导起义的中国苦力领袖马立成，这个角色绝非偶然。这个角色是在这个版本的创作过和中诞生的，创作者提出来加入了剧本中，他是一名革命工作者，同时也是桃花的情人，因此，所有注意力都转移到了主人公的冲动上，以牺牲生命为代价来捍卫革命，从而为它服务。他的存在增强了芭蕾舞剧中所呈现重要事件的确定性，深化了芭蕾舞剧的意识形态概念。编导能够运用纯粹的舞蹈手段，描绘出中国革命运动领袖意志坚强、英勇豪迈的形象。作品中的戏剧表演的舞台，在以前的作品中是在一个中国餐馆里上演的，后来由拉夫洛夫斯基将其转移到民间剧院。所有的观众都被分成两个阵营：一边是中国苦力和苏联水手，另一边是剥削者，以餐馆老板和叛徒李善福为首。特别有趣的是马立成的舞蹈，他在舞台上假扮成艺术家，然后撕下自己的面具。富有表现力的舞蹈动作给人一种他正在从虚伪的敌人那里撕下面具的印象。舞蹈以乐观的情绪结束。音乐中响起了《国际歌》主题，在舞台上引起了斗争的呼声。现在，马立成清楚地认识到，人民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只是遗憾的，大剧院如此成功地创造出来这个的人物形象，却游离在音乐之外。除了由作曲家再次创作的讽刺舞，没有为塑造马立成人物特征创作独特的音乐。 群众革命意识的增长形象地表现出来：从枯燥的、有时是自发的抗议，被残酷剥削的一贫如洗所累死的人民群众，走上有组织的起义，高举起了武装斗争的鲜红旗帜。在第一幕中，当以马立成为首的工们低头敲打着地面，愤怒地向餐馆老板瞥了一眼，编舞让观众感受到集体的力量和凝聚力。清晰而有节奏的动作的敏锐性和张力，所有这些都创造了一个生动的形象，一个民族准备起来为他们的独立而斗争。它的革命力量在十月革命伟大的成就中，在苏联国家榜样的鼓舞下，人民获得了新的力量。在整个戏剧诗意气氛中感受到这种内在的意识形态的潜台词。当黑夜的暮色逐渐变为白昼时，太阳照亮了苏联舰队甲板上火红的“苏联工会-中国工人”的横幅，而在勇敢的船长的带领下，和蔼的苏联水手们在共产主义国歌的声中拉着缆绳，表演立即得到了思想上启发和情感上的的共鸣……苏联国家的强大鼓舞人心的力量，是各国人民和各民族未来胜利和平的保证。 这个想法被诗意地转化成了舞女桃花感人的故事，她从苏联船长手中接过象征自由与奋斗的红罂粟花。桃花胸前的红罂粟花，象征着人民对祖国的爱，对压迫者的憎恨和对翻身解放的渴望，以及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以及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的革命运动。爱国情怀的力量和对祖国复兴的强烈信念，使得桃花为人民事业的胜利献出了生命。桃花用他的身体挡住了坏人射向马立成子弹而献出自已的生命，她不是一个胆小的中国舞者，同情年轻的苦力，而是人民的女儿，她有意识地为一个男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她在这个男人身上看到了一个为自由而战的斗士。 表演令人印象深刻和可理解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中主要角色的生动形象，这些人物在新作品中获变成鲜活的有血有肉人物角色。在这里，莫斯科大剧院艺术家的才华展现得特别清晰，表明了他们在现实题材上创作上能力不断提高。在马立成的形象中，舞者米哈伊尔·加博维奇的成熟才华和和充分的表现手段清晰地表达出来，马立成以其作为革命群众的组织者和领袖所固有的积极的意志和严格的品格，立即引起了观众的注意和同情。另一位舞者尤里·康德拉托夫饰演的马立成这个角色是不同的，他在这部作品中成长了，在他的表演中，内在真实形象仍然超越了外在的气质，披露其思想的构思。 像以前一样，芭蕾舞剧的音乐中心是桃花的形象，在新作品中以极富诗意的形式展现出来。桃花在保留生命现实的所有魅力的同时，体现了人民内心的渴望，他们的灵魂，燃烧着自由的梦想。桃花的“梦”里的中国的神话几乎从桃花的梦想中消失了，现在的梦想更多地是关于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或自由与正义力量以及奴隶和压迫者之间的斗争，戏剧性画面以寓言的形象再现了现实真实的人民斗争和胜利，现在具有重要的戏剧性功能（主要是在第一部分）。 桃花的两位表演者是乌兰诺娃和列别申斯卡娅，为形像找到了一个独立的、深具个性的解决方案。乌兰诺娃一如既往地捕捉到女主人公的情感诗意化概括的力量，以精湛卓越的艺术，高超的灵活性的舞蹈著称。由列别申斯卡娅创作的形像，在一定程度上熟练地完成了编导动作，同时也生动地体现了鲜明的特征：艺术家合理地将自己设定为揭示年轻舞者心理的任务，传达了她幼稚自然天性的魅力。表演者和编舞都充分利用了舞蹈语言的丰富性，来刻化女主角丰富多彩的情感。她被苏联船长真诚的态度和纯洁的光芒所照亮，与桃花对外国人及走狗李善福的恐惧，仇恨和厌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编导详细阐述了这种蓄意地招揽帝国主义者、叛徒和凶手卑劣行径的形象进行了细致的刻画，为表演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这里，埃莫拉耶夫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示了他伟大的艺术才华。艺术家几乎只使用哑剧的手段来成功地确立了李善福谄媚伪装的形象，他十分准确地揭示了李善福作为一个卖身于外国人剥削者的野蛮本质，这是由于剥削者对人民的强烈阶级仇恨及其对进步的人道主义强烈的阶级仇恨。在桃花的“梦”中，李善福以可怕的凶手形象出现，仿佛是由古代传说的幻想所产生的。在这个场景中，埃莫拉耶夫用凸显和通俗的塑造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舞者科伦用独特而有趣的方式创造出了李善福，用轻薄，清晰，锐利的笔触描绘出一个男人的面孔，在外表的平静下隐藏着无情的残忍和愤怒。 艺术评论家V.M.博格达诺夫-别列佐夫斯基（V.M.Bogdanov-Berezovsky）撰写了有关乌兰诺娃既要克服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中“茶舞”异国情调的传统中国民族舞蹈，又要能够克服第一版《红罂粟花》中的表演。这一形象的舞蹈展现所采用的精湛技巧，至少复制了中国日常舞蹈的技巧。她对金银丝的追逐揭示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对中国民间工匠的惊人艺术的研究和理解-大师表现出耐心，品味和发明的奇迹，以及艺术家将精神，艺术本质转化为艺术表达方式的强大能力。 芭蕾舞剧的总体构思和伟大的演技成就，证明了编导和舞者工作卓有成效。拉夫罗夫斯基想到了许多详细重要的舞台细节，为描绘真实的人物找到了全新的、充满活力的色彩，丰富了芭蕾的表现语言，编导将民间舞蹈与古典舞蹈富有表现力的哑剧有机地结合起来。 表演缎带舞阿萨弗·梅谢列尔和饰演杂技演员格奥尔基·卡拉佩托维奇·法马尼安特斯的精湛技艺，维克多·伊万诺维奇·塔普林和A.日乌科夫饰演的水手长具有特色的才能。 但是，这迫使剧院把它最喜爱的新作品发挥到最完美可能性。同时仍然需要关注个人形象，以及芭蕾作品的构图结构，这些还没有完成。强化苏联人物 - 苏联船长（现在他只是扮演一个兄弟国家的角色，他正在全力帮助中国的革命运动，）及其水手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找到更多富有表现力的色彩，而不是简单模式化的哑剧，通过这种方式来解读由斯莫尔佐夫饰演的李善福和他的代理人形像。这些掠夺者的形象，黑社会流氓和凶手，对千百万人带来了死亡和压迫，应该在创作中变得更加真实，他们的面孔应该被展示得更加明显。由此，这将大大提高演出的政治效果。有必要找到一个令人信服解决毒茶的方案，桃花必须将毒茶递给苏联船长。对于李善福对苏联人民的破坏活动，也应该考虑一个更真实的表述。 对于芭蕾舞剧的最后尾声场景，还是需要大剧院认真努力的作出决定。在红旗冉冉上升的背景下，工人和水手的静止的形象过于传统，缺乏表现力。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英雄般的胜利的尾声，在本质上是芭蕾舞剧的意识形态和情感高潮。在这里，必须找到摆脱民族情绪波动的办法，民主进步思想伟大胜利的动力，革命胜利的悲怆。毫无疑问，必须在尾声中展开一幅广阔的伟大交响画面，描绘解放人民的喜悦。 拉夫洛夫斯基编导最好的一段是苏联水手的舞蹈“俄罗斯水手舞”，它已经在世界各地变得很出名。拉夫洛夫斯基出色地上演了这段舞蹈，充满了热情和大胆，强调了苏联人民的力量和勇气，中国苦力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忠诚的朋友。我们还看到桃花第一次见到苏联船长送红罂粟花的情景，她的“金手指舞”被认为是对苏联人民的一种感谢。 总结一下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的真实情况，现在从本质上讲，表演基本上都转向了现实，肯定了在真正的民主旗帜下，团结在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旗帜下的民众力量的不可战胜的思想。 大剧院在莫斯科舞台上以空前的时间重新准备了将近两个月。只有在莫斯科大剧院的整个创作团队的积极合作和支持下，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莫斯科大剧院的创作团队倾听了音乐界的声音，并在表演方面给予了很多考虑，并在首演结束后还在继续进行。莫斯科大剧院对杰出作品的重新制作采取负责任的态度，这可以正确地归因于苏联芭蕾经典。 这种类型作品在其他歌剧和芭蕾舞剧院的剧目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映，几乎完全拒绝用芭蕾表演现代主题。缺乏广泛的创造性讨论，剧院之间的经验交流严重延迟了创作新芭蕾的过程。 有原则的批评气氛，围绕艺术生活及其问题的现象引起广泛的公众舆论是苏维埃艺术（其最好的传统）发展的基础。这种传统必须在苏联芭蕾舞剧院的生活中得到证实。 格里埃尔芭蕾舞剧的重新成功应该再次引起音乐和戏剧界对苏联芭蕾编排问题的关注。苏联艺术诞生之初《红罂粟花》的诞生表明，芭蕾舞剧比起其它音乐和戏剧类型院更早，更全面地响应了苏联时代的需求。苏联芭蕾的许多重要作品，包括近年来创作的作品，都证明了编导戏剧芭蕾已经可以解决紧迫艺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毫无疑问，芭蕾舞剧院在很大程度上准备了创作以苏联当代题材为主题的表演。但是，我们知道有多少这样的表演？各个剧院尝试制作新的苏联芭蕾舞剧的尝试并未获得广泛的公众反响。 三. 第三版 A. 1957年由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演出 中文剧名：红花（The Red Flower） 剧本：库里尔科和季霍米罗夫 编导：列昂尼德·拉夫罗夫斯基（Leonid Lavrovsky） 戏剧导演： 音乐：莱因霍尔德·格里埃尔 布景和服装设计：库里尔科 指挥：尤里·费耶 演出日期和地点：1957年11月24日于莫斯科大剧院 演员表： 乌兰诺娃——桃花 拉登斯基——苏联船长 谢尔盖·科伦——李善福 尤里·康德拉托夫——王立成（Wang Li-chen） 梅谢列尔——长绸舞的舞者 格奥尔基·卡拉佩托维奇·法马尼安特斯（Georgiy Karapetovich Farmanyants）——杂技演员 维克多·伊万诺维奇·塔普林和A.日乌科夫（A.Zhukov）——水手长 1.剧情简介： 3幕13场加尾声 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 第一幕——城市的大型港口 石栏杆的后面是蓝色广阔的海湾。苦力们正在忙于卸下欧洲轮船运送来的货物。监工忙于敦促过度劳累和饥饿的工人。在一高贵女士的陪同下，一群外国客人，包括商人，特许经营人者和银行家，坐着人力车来到港口餐厅大楼。拥有这座城市大部分娱乐场所的李善福以特殊的形象向餐馆老板们鞠躬。 同时，港口工作仍在继续。弯着腰承受重负的苦力。货主很警惕他们。无数的箱子放在仓库的深处……一切似乎都像往常一样进行着。但是苦力和港口工人的表情充满了对港口主管，他的仆人李善福和其他主人的仇恨。在年轻的的王立成业身上，抗议和捍卫自己权利的决心正在成熟。 下班休息。一顶轿子出现在餐厅前面的广场上。从轿子里走出了一位劳动人民的最爱艺术家桃花。她友好地向码头工人打招呼。每个人都微笑试图和她说几句话。桃花在王立成周围徘徊-年轻人彼此相爱。但是李善福不礼貌地冲向那个女孩，餐馆老板本人想看她跳舞。桃花知道，要帮助王立成及其同志，她必须顺服。 苦力们再次背着箱子……一个搬运工倒下了。监工摇晃着苦力，试图迫使倒下苦力站起来。王立成和他的朋友们急忙帮助他，卸掉了压在苦力身上的货物。一个刻有“香烟”字样的大箱子摔坏了，…卡宾枪从里面掉了出来。那么，那些准备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外国所有者会向中国出口什么样的商品呢？ 王立成号召苦力们罢工。工人们异口同声地加入了他们的领导。 港口餐厅大厅。外国客人热切地品尝和尝试佳肴，没有注意到李善福试图用马来人的舞蹈来取悦他们。桃花舞蹈也让他们无动于衷，然而，餐馆老板对艺术家本人却表现出了明确的兴趣。李善福亲切地把她推到餐馆老板的桌子前。桃花试图逃离餐馆，但餐馆老板挡住了她的去路。这个女孩被迫当了餐馆老板的舞伴。 港口主管进入并向餐馆老板通报接近苏联货船的情况。 再次在港口广场，一艘苏联货船停靠在码头上，给饥饿的中国工人送面粉，这是苏联工会送给他们的礼物。警察徒劳地试图驱散人们——这个城市的贫民窟里的农民蜂拥而至，聚集在这里看苏联人。 餐馆老板和李善福带着他们的心腹从餐馆里走出来。在李善福的指示下，港口主管向苏联船长宣布，港口的工人正在罢工，没有人卸货。 苏联船长迅速做出决定。在他的指示下，苏联人友好地开始工作。水手们组成一条“人链”后，传送成袋的面粉。 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广场上，警察再也无法制止他们了。中国工人高兴地欢迎苏联工会的礼物。王立成代表他的同志们，请求船长允许他参加卸载，苦力们加入了苏联水手的队伍。 桃花带着深深的情感注视着正在发生的事情。苏联人民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一个充满人类友谊的世界。她听从一种精神上的冲动，走近苏联船长，感谢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帮助。当苦力们邀请她为苏联客人跳舞时，女孩欣然同意了。她跳了一种有趣而优雅的“手指舞”。李善福假装自己对舞者的表演毫无异议，甚至代表餐馆老板送给她一束鲜花。苏联船长从卖花女的手中挑选了一朵大红花，送给了桃花。 一个普通的节日开始了。王立成和他的朋友们的舞蹈象征着中国人民准备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战。作为回应，苏联水手大胆地表演了水手舞”亚布洛奇科”。 第二幕——桃花走进一个小花园。 桃花正在等待王立成的到来。王立成终于出现了。他给桃花一堆革命传单。桃花把传单藏起来，指着隔壁房间的门，王立成可以在那里举行罢工会议。 王立成拥抱女孩。他们热烈地谈论着他们的爱情，梦想着那时他们将不再隐藏自己的感情，那时他们讨厌的李善福和他的餐馆老板将不再掌控他们。 一群桃花的学生走进房间。开始上课。上课时，有几个一起革命工作的同志，从街上走过，进入王立成的房间。 天黑了，大家都走了。桃花独自一人。她若有所思地看着那朵红花。李善福出现。桃花因在苏联货船的船员和港口工人面前表演而面临惩罚。看到女孩手中拿着一朵红色的花，李善福怒不可遏。桃花从他的手中逃了出来，但是那里到处都是险恶的雇佣兵。那个女孩被路过的苦力救了。 李善福怒不可遏。他像发了疯似的，用刀刺桃花，仿佛发誓要与自由与和平的思想作殊死的斗争。 餐馆老板和李善福正在酝酿一个阴险的阴谋…… 桃花跑了回来。在紧张的过后，女孩无法平静下来。王立成短暂地安慰了她，因为她必须忍受，压迫和无法无天的王国即将结束，桃花保证不会灰心，并在斗争中成为他的忠实助手。 王立成离开了，桃花停留在一个有鱼的水族馆里，她凝视着绿色的水，几乎完全被遗忘了。 一切都在她的眼前，桃花睡着了，她的头仿佛有一个黑色的天空。一只巨大怪物爬到的桃花跟前，躺在里面。在铁拳的击打下，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队伍正在行走：封建中国黑暗的过去的影像渐渐消失。这里是来自贫乏和专制王国之主巨大搏击的“战士，桃花认出他是李善福。 突然，一道明亮蓝光穿透了黑暗，现了在它的前面，所有的人都被击败了。。一切都充满了阳光，一道五彩缤纷的彩虹在透明的天空中。桃花在邪恶的军队里，她旁边是王立成。所有人都为光明战胜了邪恶而欢欣鼓舞。王立成走到花园。就在这里，友谊王国和灿烂的计划，神话般的红花，通往苏欧的道路。但梦正在消失。桃花站了起来，满脸都是汗珠。 第三幕——王立成和他的苦力伙伴们。 王立成呼吁人力车夫与压迫者斗争。每个人都急切地听着他说的话，在大宅的明亮窗户后面，一场针对他们的家园和工人的阴谋正在开始。平共处 舞台前。王立成夜里沿着街道跑着。他用谨慎的目光环顾四周，将革命宣言贴在房屋的墙上。 城市广场。民间戏院坐落在这里。演出很快就要开始了。桃花把苏联船长和一群水手作为贵宾安排在一起！给最好的座位。最伟大的成功一如既往地落到了桃花的肩上，她表演了“伞舞”。演出结束了，观众们从混乱中站了起来。这时一个不为观众所知的戴着面具的演员从幕后出现。他表演了一段有趣的插曲，然后摘下了面具，大家认出了是王立成，他向人民发出了强烈的呼吁，呼吁他们摆脱掠夺国家的国内外资本家的压迫。每个人都支持他。 餐馆老板勃然大怒，李善福和同伙离开了戏院。舞台的幕后准备了招待贵宾的仪式。女孩们拿着装满茶水的杯子。李善福拦住其中一人，从她手里接过杯子。餐馆老板端着杯子，李善福倒毒药进去。桃花这时便进入，走到后台悄悄地躲了起来 戏院里。姑娘们正在上茶。李善福殴桃花，命令她将装毒药的杯子递送给苏联船长。桃花很困惑。她慢慢地走近苏联船长。女孩的眼睛告诉了他一切。苏联船长突然把杯子扔在地上。桃花揭露了餐馆老板和李善福的“犯罪”阴谋。 舞台。餐馆老板和李善福惊恐地跑过城市的街道，逃避愤怒的人们。餐馆老板命令李善福不惜一切代价消灭王立成。李善福穿上一件码头工人的衣服，把一把手枪藏在口袋里，躲在暗处。 港口。夜晚。这座城里开始了起义。 早上。苏联船长带着一群水手正前往苏联货船停泊的码头——是准备起航的时候了。桃花追上了他们。她想告诉苏联船长，他们已起义，这让她很开心。女孩给苏联船长看了一朵她精心保管的红花。——对她来说，它成了对她的人民光明未来的信念的象征。苏联船长温柔地向桃花道别。 城里的起义正在蔓延。在恐慌中，当局的所有者和代表离开了。一群革命人民在王立成的带领下，手里拿着一面红旗冲进广场。桃花很高兴，也很自豪。突然，她看到打扮成工人的李善福，但她没有来得及抓住他。 王立成站到街垒跟前，站在一群工人中间，对那些掌握了权力的人说话。李善福用手枪对准着他，准备向王立成开枪。桃花冲到王立成身边，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他，桃花被子弹击中，跌倒在地。几十只手扶住了这位民族女英雄。李善福被抓住了。 桃花把心爱的花朵抱在胸前，为了人民幸福而牺牲而死，王立成发誓要把人民解放的事业带到胜利的终点。 2.更改剧名的原因 作曲家格里埃尔去世后，芭蕾舞剧《红罂粟花》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在1957年底在莫斯科大剧院上演并成为保留剧目到1960年4月。 拉夫罗夫斯基编导的这个扩展版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场景的数量从8场增加到13场。编导不仅将芭蕾舞剧《红罂粟花》的剧名更改为名称《红花》，还将“听起来像穆斯林”的起义领袖马立成的名字改为王立成，这是因为1949年10月1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成立，10月3日斯大林代表苏联政府承认中国新政府，（因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合作瓜分波兰后，共产国际自行解散）10月5日两国宣布首任大使，苏联任命罗申为首任驻华大使，中国任命王稼祥为首任驻苏大使。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为了得到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大量援助，决定十二月中旬赴莫斯科商谈，并参加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活动。 1949年12月6日晚上9时，毛泽东乘坐编号为“9002”的专列，携带大量祝寿礼物，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缓缓起步，直奔东北边境，为保证专列的绝对安全，一路上专列经过时，百步一哨，路巡，安检直至中苏边境。在边境苏方一侧，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率领使馆人员迎接，1949年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专列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火车站，毛泽东带着中国共产党对苏共及斯大林导师的热爱，第一次站在十月革命的土地上，苏方除斯大林外，全部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车站欢迎，还有相继承认新中国的东欧国家驻苏使馆人员。 1949年12月21日斯大林七十寿辰，这天举行了庆贺大会，莫斯科大剧院装扮得格外灿烂辉煌，霓虹灯的红光衬映着苏联国旗，剧院舞台正面墙上，悬挂着用各色鲜花环绕的斯大林巨幅画像，当主人斯大林在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呼后拥下出现，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及雷鸣般的掌声，震动了全剧场，响彻九天云霄。 毛泽东在庆贺大会上发表了祝寿词，歌颂斯大林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作出的伟大贡献，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祝福斯大林健康长寿，热烈欢呼世界工人阶级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空前大团结。 1949年12月30日莫斯科大剧院准备重新上演三幕五场芭蕾舞剧《红罂粟花》，作为对新中国的献礼，并用以象征“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早在该剧上演前，中国使馆的外交官便已应邀看了彩排。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同时也是中国代表团的随行医生的观感极为不佳。在她的回忆录《难以忘却的昨天——王稼祥小传》中，剧情被概括为：“一个中国妓@女在跳芭蕾舞……手中捧着一枝罂粟花。一艘苏联通商货轮在江边码头卸货，一个年青的海员下船来到马路上，他爱上了这个中国妓@女。妓@女送给他一束花，他接受了。他就把许多马列主义思想传授给这个妓@女。接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最后以中国革命胜利宣告闭幕。”， 同去的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向王稼祥汇报，听到这一言简意赅的剧情概要后，王稼祥非常不满，立刻向苏联外交部委婉地表示了不满，认为该剧荒谬绝伦，将中国工人掌握马列主义思想，说成是苏联水手的传授与中国妓@女的启发，新中国的成立岂非别人的恩赐，而是我党的艰苦奋斗取得的胜利。王大使希望苏联方面能够对剧情进行修改后再公演。 1950年1月11日，王稼祥陪同毛泽东谒拜列宁墓，敬献花圈，用中俄两国文字写“献给列宁——革命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一九五零年一月十一日” 1950 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苏联有关方面又给大使馆送来了专门旨在讴歌中国革命的红色经典《红罂粟花》的演出的票，为增强演出效果，苏联人还邀请了《红罂粟花》的曲作者格里埃尔亲自参加演出，但作品的内容作了修改。毛泽东在听到王稼祥的汇报后没有去观看《红罂粟花》，他指示陈伯达与使馆人员出席观看。 朱仲丽在《难以忘却的昨天——王稼祥小传》中记叙道：陈伯达坐在贵宾席看得入神，剧完谢幕时，陈伯达竟站起身热烈鼓掌。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地批评陈伯达说：“就只你看得津津有味噢，还站起来鼓掌！”。一直到1970年，毛泽东点名批评陈伯达时，还以这次真假难辨的掌声为其大罪之一。事实并非如此，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汉学家，中苏蜜月期间的苏方首席专家费德林（原名：尼古拉·费多连科（Nikolai Fedorenko），1912年12月-2000年），在其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中是这样回忆的：随着剧情的发展即表达了强烈不满：“这个丑八怪是中国人吗？其他那些也是中国人？……你们觉得好玩吗？你看他的样子和动作，真让人恶心！”。而苏方有意安排中方观看这部舞剧似乎是在拿中国人开心。陈伯达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准备中途退场。由于主人的耐心解释和再三挽留，陈伯达才勉强挨到演出结束。 演出结束后，接待人员请陈伯达谈谈观感。陈伯达毫不隐讳地表示：第一，对舞剧的名称不满。他说：“《红罂粟花》这个芭蕾舞剧的名称本身就使我们不快，原因在于我们中国人认为罂粟这种植物就是鸦片。也许你们不知道鸦片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因为它曾害了我们好几代人……”第二，对演员的打扮不喜欢。他说：“我过去在苏联读过书．可是从来没有看过芭蕾舞。进剧场后，看到女演员的足尖，以为是在模仿中国女人的小足，心里也觉得不快。”第三，对中国革命的描写不真实，他说：“看上去，中国革命完全是由苏联的一些船员领导而取得胜利的。剧本写的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事，剧情不像中国中所发生的。” 稍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知道，作为中共的首席理论专家，毛的贴身秘书，会犯这样一个低级的错误吗？（每当一个人落难时，人们往往都不得会落井下石，我们想说无论他犯下多大的错误，我们都不要全盘否定一个人所做的一切）。陈伯达直到晚年，仍坚持辩白自己在苏联看戏时“没有鼓掌”。 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芭蕾舞剧《红罂粟花》与苏维埃艺术中的其它一切艺术一样，成为一种政治工具，但如果它的第一版是现代苏联芭蕾，那么第二版是旨在向新的中国共产党展示友谊外交政策并由莫斯科大剧院和列宁格勒的基洛夫歌剧院和芭蕾舞剧院编导的。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短时间内创作出芭蕾舞剧《红罂粟花》正在改变，在剧本以及与政党危机连带都有变化。主角桃花中国舞蹈家与新来到的苏联船长之间的浪漫关系，工人革命家马立成，他也代表中国的革命运动。苏联船长被赋予预先设定的角色，这个友好的苏联船长是中国革命的支持者，所以在船尾，挂着一张海报 “苏联工会-中国工人”。芭蕾舞剧《红罂粟花》的第二版是在中国代表团到来的时候上演的，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合影，因此计划观看这部芭蕾舞剧作为中国客人文化项目的一部分。但是，正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M.加里诺维奇（M.Galenovich）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斯大林和毛泽东看起来并不像那么的顺利。共产主义的两位领导人——对国家革命是什么有不同的理解，更有甚者是在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内部有对抗，最后一个与前苏联不同，甚至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强加了一名高级同志。毛泽东提到，认为苏联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现实。正如M.加里诺维奇指出的那样“毛泽东无法想象芭蕾舞剧《红罂粟花》本来是可以在莫斯科确立的并非专门用来宣传异教徒，包括首先斯大林主义对俄中关系，俄罗斯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对伟大政治的一个浅显的表现。当然，他不能屈服于这种“挑衅”，立即接受邀请参观莫斯科大剧院。毛泽东小心谨慎，让他的私人秘书陈伯达和他的顾问翻译师哲（他们都不得通晓俄语）去大剧院观看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当他们看到演员化妆时，他们说:“这些怪物是中国人吗？”这就是你对我们的看法吗？这个太可怕了！”我们应该看到，虽然陈伯达在苏联了解过芭蕾，而且，在参观莫斯科大剧院之前，他的表现从未见过，因此一直处于他所经历的那些思想和感情的枷锁之下，几乎没有逃脱在斯大林面前“闲散”的惩罚。他激烈地批评了芭蕾舞剧《红罂粟花》，他要表现出对毛泽东的忠诚，他看到芭蕾舞者的脚，认为苏联方面这样有暗示他的祖国女人有裹小脚野蛮风俗。陈伯达认为，在这个芭蕾舞剧中，中国的革命是由苏联商人团队的成员领导的，将革命带到中国的港口城市，并发展到中国革命胜利。他认为，实际上在舞台上出现这样的中国人，是没有这样的事情。陈伯达说，很明显，在苏联的这些丑陋的小人，真的很喜欢想像中国人。陈伯达甚至不等芭蕾表演结束就要离开大剧院，但由于苏联外交官的熟练的周旋，他没有这样做，这可能对两国关系以沉重的打击。演出结束后，陈伯达在和芭蕾舞团的导演和艺术家聊天中说，观看芭蕾舞剧是徒劳的，他说：“红罂粟花这个名字让我们很困惑。因为在中国，红罂粟花通常被认为是鸦片，而鸦片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鸦片毒死过中国的几代人。”所以对芭蕾舞剧《红罂粟花》表示了不满。 这一事件已成为久远的过去式，但究其原因是中苏两国之间文化上的差异，加上敏感的意识形态，产生了种种误会。其一，桃花的身份是舞女，并非妓@女。其二，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造就了人们之间的差异。把芭蕾足尖舞比作小足女人的表演就是最大的误解。其三，由于我们的不了解，将罂粟通称为鸦片也是片面的，剧中的《红罂粟花》根本不是什么“鸦片花”， 而是 “虞美人”（Corn Poppy，即“苞米罂粟”， 学名叫“罂粟虞美人”（Papaver Rhoeas），而不是鸦片花的“罂粟”（Papaver Somniferum ）。它有许多美丽的传说。在古埃及，它象征着青春和魅力。在古希腊，它象征生育。在东方，它象征幸福，爱与喜悦。在中国，最初它是象征成功，美丽，放松和远离喧嚣的地方。 在英国，人们用“红罂粟花”来纪念一战阵亡将士，，每年11月11日一战“停战纪念日”（Armistice Day）来临，全国上下举行仪式，缅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那之后英国参加的各场战争中的阵亡将士，许多人在这天到来前夕都会戴上红罂粟花。选择红罂粟花，是因为在第一次大战英军死难惨重的欧洲战场上曾开放这种美丽的红花。 在欧洲的一战期间，虞美人曾大量生长在战壕等前线战火波及处。加拿大诗人约翰·麦克雷（John McCrae）一战时任军医赴往弗兰德斯，在那里看到了无数士兵在炮火中牺牲的惨象，而虞美人在人们倒下的土地上生长开花，盛开的虞美人花色如血，于是他写下了著名的诗歌《在弗兰德斯战场》（In Flanders Fields）。诗中虞美人成为了代表阵亡将士的意象，表达着一种对阵亡将士的追思和反战的希望。这种传统是在第一次大战结束两年之后的1921年开始的。那一年，陆军少校乔治·豪森（Major George Howsen）向退伍军人组织“英国军团”（British Legion）提议，每个成员应该做一些红罂粟纸花在公众当中分发。他自己为此设立了一个小作坊，雇佣退伍军人和家属，其中不少是伤残军人。由于人们对这种纪念方式反应热烈，作坊不久便发展扩大成50人的小工厂，现在的厂址在伦敦城南，雇佣了50多人，预计他们每年总共会做出4200万多只花。这些花由30多万志愿者在街头分发，募捐到的钱用来接济处境困难的退伍军人和军属。 20年代的苏联人中文不佳，以为这种花就是中国人说的“桃花”，女主角因此得名。苏联方面并不理会中国大使馆的不满意见，《红罂粟花》没有修改，也没有停演，仍然继续公开演出，自从1950年2月14日签署《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以来，直到1957年，才将芭蕾舞剧的名称由《红罂粟花》更改为《红花》外，还试图消除芭蕾舞剧《红花》中所有关于苏联在中国革命中的首要地位的暗示。 苏联的文化政策，一部新的苏联芭蕾舞剧正在框架内形成，第一部结合了“革命”和“中国”主题的芭蕾舞剧的名字从《红罂粟花》改为《红花》，在当时的苏中政治文化关系的背景下，离不开这些政治现实，它被置于苏联舞台上。分析芭蕾，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这部为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而创作，芭蕾不仅仅是第一部完整创作的”主题“，而且还充满了日常文化的空间与无数的情节。 芭蕾舞剧名字的改变是由政治原因决定的，就像在大多数情况下，改变剧院的名字一样。作品名称改变的最显着的例子是格林卡的歌剧《献给沙皇的生命》。格林卡将他的歌剧构思为颂歌俄罗斯精神和力量，作为回归民族根源，可是歌剧上演时，官员坚持将剧名改为《沙皇的生活》。还讨论了改为《沙皇之死》，这个剧名的变化，正如剧院理事会所同意的那样，但没有被采纳，苏联政府决定使它恢复原名《伊凡·苏萨林》（为沙皇献身）。有理由相信歌剧名称的改变，格林卡的目的是因为想保留和普及君主制的权力，因为当时它 “有一个沙皇和人民团结的正式理论“，枪毙十二月党人的件事还记忆犹新。芭蕾舞剧《红罂粟花》的名称也像戏剧作品本身的历史一样，变化首先是由于政治进程发展的结果。如我们所知，肯定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用列宁主义的理论，在他的控制下，用艺术的力量去控制人民群众的大脑。建立在“党派教义”文化政策，在大众文化的问题上，向精英文化倾斜成为形成“无可争议的苏维埃独立”的基础文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普遍的和个人的，而“艺术意识要么是一种政治，要么是一种说明意识形态“，但是，整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会形成，只有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会生效。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仍然可以观察到文化多元化在艺术上共存并创造出一个新阶级——无产阶级，支持革命的知识分子，还有革命前代表资产阶级的文化知识分子。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多元化只是对过渡时期的临时让步从“旧”到“新”，即新的苏联艺术出现时期，其中的概念在20年代才形成。这个艺术过渡时期的生动例子就是1927年6月首演《红罂粟花》：体现了古典与现代的统一，帝国时代的芭蕾艺术是什么，新的主题是寻找新的表达手段。 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剧作者库里尔科的回忆录中称，芭蕾舞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保存在莫斯科大剧院，至少适应新的苏联的意识形态服务的问题。正如V.范斯洛夫（V.Vanslov）写的，现代芭蕾舞的实现是一个问题，自从芭蕾舞剧“舞台表演”开始，为了使芭蕾舞更加社交化，将杂技、哑剧加入其中，但即使有这样对观众的让步，多年来一直因为过度的象征意义而遭到严厉的批评，在舞台上不止一次或两次（如芭蕾舞剧《红色的旋风》和《龙卷风》）。很显然，在苏联时期流行并受欢迎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范斯洛夫认为恰恰是现代性与芭蕾舞的发展相结合的产物。然而，20世纪20年代，戏剧评论家布鲁姆，P.普鲁亚诺夫（P.Poluyanov）和G.R.里特萨利（G.R.Ritsali），称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它是一个混乱的意识形态灌木，它的创作者（作曲家格里埃尔，芭蕾大师拉什奇林和季霍米罗夫，我会接受莫斯科大剧院（盖尔策和艺术家兼剧作家库里尔科），称他们是第一个为“统治阶级”在学术传统中创造的第二个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以及更多。有趣的是，艺术家V·列别杰夫（V.Lebedev）和N.泰尔莎（N.Tyrsa）批评列宁格勒芭蕾舞剧《红罂粟花》的创作，谴责芭蕾大师洛普霍夫，波诺马廖夫和里昂蒂夫，芭蕾舞本身的缺席，舞蹈创作的碎片化，剧本的薄弱。在所有这些矛盾的批判反蚋在20世纪20年代的艺术中，我们看到了新旧艺术的斗争。但是，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命运很奇怪，它的决定权在工厂，工厂里的工人坚定地进行鼓动作品。感谢盖尔策和库里尔科他们和芭蕾舞团一小部分人员，可以到工厂和讲习班去讲作品，谈论即将上演的芭蕾舞剧并展示其中的一些片段。工会的工人反过来了解了芭蕾舞剧《红罂粟花》的理念，申请观看芭蕾舞剧，在莫斯科大剧院新的演出季剧目中包括了芭蕾舞剧《红罂粟花》。30年代初，任何艺术多元主义都被压制，艺术团体文化落在党和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N.V.克尔塞莱瓦（N.V.Kiseleva）引用了格里埃尔的文档，这表明如何改变芭蕾舞剧《红罂粟花》的创作。特别是受到批评他虚构的苏联船长的原始形象，反映苏联公民在国外的行为有明显缺陷，芭蕾舞剧受到批评的场景，有苏联船长（宴会，赌场）是不能接受的。 在1949年芭蕾舞剧为了回应中国——这就是为什么剧本正在改变，新的英雄人物正在被引入，新的音乐片段正在写。出于政治原因，《红罂粟花》受到中国代表团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本人拒绝观看芭蕾舞剧。就是因为这种政治摩擦，据中国代表团介绍，芭蕾舞剧的名字让我们想起了鸦片战争，这是中国历史上痛苦的一页。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鸦片可能真的伤害了中国代表团，当1950年2月14日签署《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从而表现出对代表们的感情的倾向和尊重批评，此后芭蕾舞剧名改为变成了中性的名字《红花》。所以，新的苏联芭蕾舞剧中国主题几乎是偶然的，但是，在苏联有关政治形势下，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变得非常尖锐，而在这种背景下，苏联与中国关系的政治动态是可见的。因此，在第一部中国主题作品中，于观众面前呈现了一个中国，它反映在中国的艺术，传统和一切基础上中国古代文化。 3.创作过程 关于中国舞女者和苏联船长的爱情芭蕾舞剧如此深入苏联观众和苏维埃党的领导的心灵，而不能不满足他们，这是不可能与它分手，需要一个新的版本，所以拉夫罗夫斯基版本诞生了， 1957年再次在莫斯科大剧院上演。 现在这个芭蕾已经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不叫《红罂粟花》，而是叫《红花》。这是因为一个政治麻烦。苏联党领导人邀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访问苏联并观看芭蕾舞剧《红罂粟花》，这是件尴尬的事件。因为罂粟花与中国文化中的鸦片联系在一起，鸦片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屈辱史。而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却坚决拒绝接受以这种美丽而有毒植物的形象。结果芭蕾舞剧《红罂粟花》立即重新命名为一种不知名的花朵——每个人都可以想象它是人们最喜欢的红色花朵。 拉夫罗夫斯基还向中国留学生征求意见，希望能帮助中国人民更好地欣赏这部苏联文艺界的诚意之作。留学生反馈的意见包括了剧情的各个方面。如把中国底层人民的形象由苦力和黄包车夫改成产业工人，淡化桃花与马立成的爱情，增加各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情节等。 还更改了其中一个主要角色的名称（马立成被王立成代替），因为事实证明，这个名字在第一版谈到了他是穆斯林。桃花与王立成之间的浪漫联系也得到了深化和描绘。重新编导了“苦力舞”， 在民间剧场的舞台上，将中国工人引入到人群场景中，有其独特的鲜明的表现力，苦力们的舞蹈变得充分、自由，使人对即将到来的胜利充满信心。并将1920年代电影中流行的中国革命歌曲主题加入了最后一幕主题曲中。为了保持历史和民族学的准确性，中国公民和苏联汉学家的代表参与了芭蕾舞剧的创作工作。 这一版与先前版本之间的差异也是间接的，其基础是乌兰诺娃1952年在中国旅行，在这次旅行中，乌兰诺娃会见了中国政府领导人，中国艺术界杰出人物以及学生，工人和农民。她参观了博物馆，剧院，宫殿，寺庙，学校，公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武昌，广州，武汉等城市。这次旅行极大地丰富了她对“桃花”角色的理解，这一点在1957年上演的第三版芭蕾舞剧中得到了体现。乌兰诺娃在中国旅行后写道：“我对人民有了更好的了解，我更加爱他们，我密切观察他们的一些生活特征，帮助我更真实地将他们展现在舞台上，使形象更丰满，更鲜亮”但是，与此同时，她也也提出了一些保留意见，即“这与所获得的印象和舞蹈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他们说，在访问中国之后，我以某种方式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跳舞”。乌兰诺娃饰演的桃花形象是“大略概括”的形象，也就是说，从中国的生活中没有直接借来东西，而是她在中国所看到的“生活特征”所创造的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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