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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园林别业与唐代文人吏隐生活的盛行。宋之问在三处园林别业中的生活情形不尽相同，但它们可以用他《蓝田山庄》诗“宦游非吏隐”中“吏隐”一词来概括。这是唐代文人使用频率甚高的一个流行词语，如李峤云：“若人兼吏隐，率性夷荣辱。”杜甫云：“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当时甚至还有以“吏隐”命名园亭者，如刘禹锡《吏隐亭》、李郢《酬刘谷立春日吏隐亭见寄》诗所载。吏隐即亦宦亦隐，是指身在仕途而兼顾高蹈栖隐生活的一种人生形态，显然它是相对于传统意义上那种遗弃仕途、远离都市、走进山林田园而实现的隐逸生活而言。后来白居易又在《中隐》诗中提出“中隐”说：“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中隐”的内涵和“吏隐”基本相当，只不过“吏隐”侧重指仕与隐两者的兼顾，“中隐”侧重指市朝与山林的兼顾而已。可见，“吏隐”或“中隐”实乃唐代文人，特别是长安、洛阳两京文人颇为独特、又极为盛行的一种生活风尚。 那么，唐人何以能把仕途都市和山林田园这对壁垒森然、互不相容的矛盾体整合起来，化为统一体？我们从宋之问身上不难看出，其关键乃在园林别业。祖咏《清明宴司勋刘郎中别业》诗云：“田家复近臣，行乐不违亲。霁日园林好，清明烟火新。以文长会友，唯德自成邻……何必桃源里，深居作隐沦。”白居易《奉和李大夫题新诗二首各六韵·因严亭》诗也云：“箕颍人穷独，蓬壶路阻难。何如兼吏隐，复得事跻攀？”他们更为明白地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正是通过园林别业，唐代都市文人们或模仿自然，移山水入都市，在都市中创造出一个个微型的自然世界；或直接把别业建在山林田园之地，依凭双家或多家的居住形态搭建起都市与山林互通的桥梁。显然，园林别业是文人们弥合都市与山林、仕途与栖隐之间鸿沟的桥梁，是其吏隐生活的载体。 文人园林别业早在唐前即已产生，但它为文人所普遍拥有则是在唐代。李浩师《唐代园林别业考录》中所考得的唐人私家园林别业达700多处，其中长安所在的京兆府201处，洛阳所在的河南府114处。两京之地几乎所有文人都有自己的园林别业，于此不难看出唐人吏隐生活盛行与文人园林别业普遍化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可以说，宋之问在洛阳一带的三处别业其实代表了唐代两京文人园林别业的三种类型。它们因距离都市或山林地区的远近不同而形成了三个层次，可以分别承载长期山林隐居、短暂山林栖居、日常游赏雅集等不同层面的仕外生活。三者互为补充，使都市文人的吏隐生活达到了多样性、最大化的境地。也可以说，这是都市文人们为满足其吏隐生活而精心营构的一个多层次空间系统。 （作者：胡永杰，河南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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