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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年解放战争中，我党我军共策动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的部队高达177万人，其中有少将以上军衔的就有1400余名。在这些起义部队和将领中，最早起义的是1945年11月1日在武安县和平改编的高树勋部新八军。 可以说，众多国军将士的起义投诚是我军能在短短四年内把老蒋赶出大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高树勋无疑起到了标杆作用。为此，毛主席曾经评价：“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是靠小米加步枪再加高树勋。”  高树勋，河北盐山人，早在1915年就进入冯玉祥所部当兵，从战士、班长做起，慢慢积攒功绩资历逐步晋升为冯部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倒蒋失败，冯玉祥余部被老蒋编入国民党第26路军，高树勋担任27师师长。然而就在一年之后，第26路军因为不堪老蒋对杂牌的歧视虐待，在江西宁都起义，从此加入了工农红军。当时高树勋在天津养病，没有参与此事，但麾下部队都没了，他也只能离开军界。 此后，冯玉祥东山再起，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高树勋又跑到老东家那里，担任抗日同盟军的骑兵军军长，长期坚持对日作战，是一位颇有爱国心的将领。受冯玉祥影响，高树勋对我党也颇有好感。  抗战期间，高树勋先后担任河北游击军总指挥、新六师师长、新八军军长等职。前面说了，老蒋终其一生都改不了的坏习惯是极为明显的区别对待中央军和杂牌军。长期以来，高树勋受蒋介石的排挤，和中央军嫡系矛盾极为尖锐，为此，早在抗战胜利前，他就通过在本部担任参议的地下党员王定南与我党保持着联系。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高树勋早就看蒋介石不惯，心向共产主义，于是有了率部起义的想法。 通过王定南的牵线搭桥，高树勋与晋冀鲁豫军区的刘元帅、邓政委取得了联系。因为此时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冀察战区总司令的头衔，所以高树勋准备等自己把麾下所部及收编的伪军带到冀察战区后再举行起义，这样起义部队更多也更有把握一点。刘元帅邓政委经过考虑后，同意了高树勋的意见。  然而，正在此时，蒋介石又任命高树勋为第十一战区的副司令长官，让他同另一位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一起，带着新八军、四十军、三十军三支国军部队沿着平汉路北上前往平津一带。刘元帅邓政委得知消息后，知道非同小可，老蒋是打算让这三个军到北平，再让北平的国军去侵占东北。 而东北当时是我党的重中之重，为了掩护东北，刘元帅决定让高树勋就地起义。 高树勋的起义之心还是很坚决的，也的确是心向共产主义，但他燕赵豪杰出身，重感情讲义气，怕因为自己的起义坑害了三十军和四十军的西北军同僚，为此有点犹豫。但经过王定南的劝说后，最终还是决定就地起义，早日走向光明。 在高树勋的配合下，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发动平汉战役，以很小的代价取得了俘虏马法五及其所部1.7万余人，毙伤敌3000余人的战果。  事后，高树勋率新八军开赴武安县伯延镇，和平改编为民主建国军。因为有了高树勋做榜样，此后国军将领向我军投诚，心理负担大为减少。可以说，因为高树勋的存在，使得我军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也为我军减少了很多伤亡。 按理说，对待高树勋这样主动起义的有功将领，我党一向是优待有加的，为何邓政委晚年回忆说：“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得不公道呢？”。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在1947年的时候，高树勋的老部下，警卫团团长在国民党特务的糖衣炮弹频繁拉拢下，企图拉走部队再次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当时晋冀鲁豫军区的某些领导对这件事处理得有点过激，竟然派兵把高树勋抓到司令部，名为保护实为软禁，让高树勋吃了不少苦头。其实，高树勋从头到尾都没有起过再次投奔老蒋的心思，很显然，在这件事上，他是被冤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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