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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学术界，提出并接受学术批评应是每天工作的必修部分，而被后辈学者超越的前辈研究者并不一定会被完全替代。索姆·詹宁斯便是这样一位中国陶瓷研究领域的前辈，时隔半个多世纪，其专著《明代陶瓷》、《清代瓷器》的中译本付梓，希望他对开拓中国陶瓷研究的贡献能永远被铭记。▲图1 20世纪50年代索姆·詹宁斯在台湾鉴定中国瓷器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的研究者和读者来说，索姆·詹宁斯（Soame Jenyns，公元1904~1976年）并不是一个熟悉的名字。长期以来，中国陶瓷学界对于海外相关研究的关注程度有限，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与海外学界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不甚密切，在中国陶瓷研究领域形成富有本土特色的研究方式和体系：以陈万里、冯先铭等为代表，注重窑址的田野调查，并结合中国传统的陶瓷相关的文献进行比对研究；以孙瀛洲、耿宝昌等为代表，有丰富的实物鉴定经验，特别注重对明清官窑瓷器的鉴定研究；此外还有一批陶瓷考古方面的专家。1982年由硅酸盐学会主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便是以上述各专家为核心所编著，是一部中国本土陶瓷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至今仍被学界奉为经典。不得不承认在82版《中国陶瓷史》出版之前，国内陶瓷研究方面的学术性专著较罕，然而早在20世纪初至50年代，西方学界就已经涌现出一大批中国陶瓷研究方面专家和著作，直至今日仍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索姆·詹宁斯就是其中代表（图1）。19世纪末开始，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海外，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逐渐兴起。1935年伦敦举办了中国艺术品展览，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物的极大兴趣。以此为时间节点，英国在这前后出版了十余种关于中国陶瓷研究方面的学术著作，书中的材料主要都是海外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珍贵器物，而这些材料即使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很多都是当前国内学界无法全面掌握的，那个年代是中国文物流失的黑暗期，也是西方世界研究中国文物的黄金时代。一大批的西方学者率先开始对中国陶瓷开展具有科学性且学术性的研究，其中诸多精通中文、日文者，利用文献和实物材料，而这些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在国内则要晚很多。如今看来，在没有考古材料辅证的那个年代，这一批西方学者依然得出了太多令我们震惊的结论，这其中很多的推论和观点已被今日学界的研究证实。▲图2 1881年巴黎原版初印 欧·杜·萨尔特（O. Du Sartel）编著 《中国陶瓷》封面 该书前页注明限量110部，其中日本手工纸10部，荷兰手工纸50部，英国沃特曼手工纸50部。▲图3-1 1897年英文版《东方陶瓷艺术》（Oriental ceramic art）封面 全套共十册，收录并详细解读美国著名收藏家William T.Walters收藏的中国古陶瓷。书内共有彩绘图版一百一十六幅，黑白图版四百三十七幅。此英文文出版于1897年，限量版500套。此书是早期国外研究中国瓷器的著作，瓷器图片来自William Thompson Walters(1820-1894)之收藏，其为美国著名的商人和艺术品收藏家，以其藏品为基础建立的沃特斯艺术博物馆（Walters Art Museum），为美国著名博物馆。▲图3-2 1897年英文版《东方陶瓷艺术》（Oriental ceramic art）内页彩图西方最早一批中国陶瓷研究著作出现于19世纪末，如法国萨尔特（O. Du Sartel）的《中国瓷器》1和英国卜士礼（Stephen W. Bushell）的《东方陶瓷艺术》2等（图2，图3）。后一本书的作者卜士礼为英国伦敦大学医学博士，在中国生活长达30多年，精通中文和中国传统文化，最早把中国陶瓷领域的重要文献《陶说》翻译成英文，并为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购买中国瓷器。卜士礼这样的身份和经历是早期西方关注中国文物艺术的缩影，伴随着大量来自东方的艺术品，西方世界对于中国艺术认知的大门缓缓打开。▲图4 霍布森（R. L. Hobson）中国艺术研究著作三种卜士礼之后，德国人齐默曼博士（Ernst Zimmermann）出版了《中国瓷器》3一书，还梳理了德累斯顿收藏的瓷器4，并较早关注土耳其托普卡比宫的中国瓷器5。与此同时，最知名和最具影响力的陶瓷研究专家就属霍布森（R. L. Hobson）了，霍氏长期供职于大英博物馆，曾担任过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长（公元1939~1942年），利用馆藏资料以及私人收藏，出版了《中国陶瓷》《明代陶瓷》《清代瓷器》三部曲6，极大推动了中国陶瓷研究的水准，对后来的研究有着很大的影响和意义（图4）。此外，霍布森还为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尤摩弗帕勒斯 (George Eumorfopoulos）等几位英国著名收藏家编纂了藏品图录7，学术及印制水准皆颇为精良，成为中国陶瓷研究经典著作。比霍布森稍晚些执掌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陶瓷专家是霍尼（W. B. Honey），他的视野和眼光都十分广阔，除了几部中国陶瓷方面的著作外8，还出版了韩国、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陶瓷著作，是较早具备亚洲和世界视野的陶瓷史家。西方早期中国陶瓷研究中另外两位重要的学者是白兰士敦（A. D.Brankston）和哈里·加纳爵士（Sir Harry Garner）。白兰士敦通晓中文，曾多次前往中国工作或考察，同时也在北京文物市场购买了不少中国陶瓷器。白兰士敦是最早关注中国明代初期瓷器的西方学者之一，这与中国长期以来的瓷器鉴藏品味是一致的。他于1938年在北京用英文出版了《明初官窑考》一书9，着重对明初景德镇瓷器的分类排序作了令人信服的重新划分，对永乐、宣德、成化等不同时代的瓷器鉴别提出了一套标准，并认为永宣时期是景德镇制瓷业的顶峰10。哈里·加纳爵士热爱中国艺术，除了对瓷器深入研究外，还对景泰蓝等其他艺术门类有着独到见解，其最重要的著作为《东方的青花瓷器》11，主要讨论了中国青花瓷器的发展脉络，兼及日本和朝鲜半岛的青花瓷，是难得的关于青花瓷系统性的专著。这也是这批西方早期中国陶瓷研究中唯一一部曾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12，对中国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讨论西方早期的陶瓷研究，就不得不提及英国伦敦著名出版机构Faber & Faber从20世纪50年代起出版的陶瓷研究丛书，内容以国家或时期划分，涵盖了全世界各种类别的陶瓷器。这套丛书前后有多位主编，其中最重要的两位都与中国陶瓷研究有关，一位是霍尼，另一位是哈里·加纳爵士，而与这两位主编关系密切，且在这套书中有多本著作的陶瓷研究专家即索姆·詹宁斯。索姆·詹宁斯经历堪称传奇，他出身英国望族，毕业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1926年他来到香港，供职于港英政府。还为《香港博物学家》杂志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文章常常关注中国华南地区的动植物。在中国的经历也使得索姆·詹宁斯对中文有了较好的掌握，这对于他之后从事东方文物的研究产生较大的帮助，甚至在1944年詹宁斯还把《唐诗三百首》翻译成英文出版，而且之后再版多次，在西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也说明了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和熟稔（图5）13。1931年索姆·詹宁斯离开香港，进入到大英博物馆工作，从事东方文物的保管和研究，此时大英博物馆东方文物的主管是霍布森，他跟随霍布森学习一直到1938年，这与他后来研究的方向和领域有着直接的关联。霍布森对于詹宁斯的影响很大，以至于后来他在书中写到：“在中国陶瓷研究中，我们很难再看到，像他那样简明利落的风格，或者是他所擅长的那种言简意赅、尖锐却恰如其分的表述方式。卜士礼先生作为先锋，在英国开创了中国陶瓷研究，而霍布森的著作则将始终是对该研究领域的全局综述的最佳范例。”▲图6 索姆·詹宁斯著 《明代陶瓷》（Ming Pottery and Porcelain） 1953年版封面、《清代瓷器》（Later Chinese Porcelain,） 1977年版封面▲图7 《明代陶瓷》（Ming Pottery and Porcelain）1953年初版作者签名索姆·詹宁斯是一位极具眼光的学者，20世纪50年代他陆续出版了两部中国陶瓷相关的著作——《清代瓷器》（图6）、15《明代陶瓷》（图7）16。这两部著作延续了霍布森20年代两本书的主题，但从内容的广度和研究的方法上都有了较大的提升。以《清代瓷器》为例，这本书突破了以往在研究断代陶瓷中单纯以皇帝朝代作为分期，而是结合史料，聚焦到清代三位最重要的督陶官——臧应选、年希尧和唐英，别具新意，提供了独特视角，也使得我们对于清代制瓷史有了新的认识。而《明代陶瓷》一书虽然还是保持着以皇帝年号为时代划分，但其所使用的史实和材料，更加丰满全面。作者利用了大量中文陶瓷文献，结合大英博物馆以及欧洲的私人收藏，使得两本书内容极为扎实，而且他还是最早关注到“空白期”和“转变期”瓷器研究的学者之一，具有学术的前沿性。1957年秋至1958年春，詹宁斯访问日本期间，受邀赴台湾，调查了位于台湾北沟库房的清宫收藏的瓷器（图8）。整个调查持续了两个月，后来他在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刊（TOCS）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为此次调查中明初（永乐至正德）瓷器部分的内容17。詹宁斯十分注重前人的研究和学术史的回顾，这在那个年代的陶瓷研究中是很难得的。如何科学且合理地评判前人的研究，其实是推动学术进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詹宁斯作出了很好的回答：“一些历经各种评论的早期作品都存在一些错误，如果原作者还活着的话，他们就会根据最新获得的信息进行修改，但是这不能作为评价他们是否诚实或具有能力的依据。他们的继任者的研究在将来也同样会面临下一代研究者的挑战！要想写一本不会受到武断言辞批判的书多难啊！因为在未知和无证的海洋，判断的尺度依赖的是个人的信仰，这是永远无法用理性解释来评判的。任何作者都可能犯错，但是如果他的本意是为了展现想象力、感情和出于诚信的目的，那么他们在写作中出现的错误都应该获得包容。”学术是严谨且神圣的，前人的研究由于时代和方法的限制，或许在今天看来已经有些“过时”，但这也不意味着要去苛求，只有一代代学人不断地更正推进，学术才能够真正地进步，这是詹宁斯的回答，也是我们看待早期西方中国陶瓷研究的应有态度。除对中国陶瓷有着深入研究外，詹宁斯还是一位日本陶瓷专家，他在1965年、1971年分别出版了《日本瓷器》和《日本陶器》两本专著。相比于中国陶瓷，日本陶瓷更加小众，相关的研究基本都是日本学者所做，一位西方学者涉足日本陶瓷，而且还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是十分了不起的。笔者曾与台湾大学著名陶瓷史家谢明良谈起索姆·詹宁斯的陶瓷研究，听其提及詹宁斯对日本陶瓷的见解和研究，有些是日本学者也没有达到的，也让日本陶瓷学界至今还“耿耿于怀”。另外詹宁斯和日本陶瓷史家斋藤菊太郎保持着长期的通信交流，东西方两位陶瓷方面的大学者之间的密切交流和“惺惺相惜”也传为陶瓷学界的佳话。西方世界对于中国陶瓷的收藏源于著名的元代“丰山瓶”(丰山瓶是一件元代景德镇青白釉开光花卉纹玉壶春瓶，是欧洲的中国瓷器中最早被著录的一件，因其原收藏于英国“丰山堡”而得名，现收藏于爱尔兰国家博物馆），尔后明清时期中国瓷器大量外销到欧洲，掀起了一阵“中国风”。从明代中期中国风格明显的青花瓷，到后来的“克拉克瓷”“纹章瓷”“定制瓷”等，均受到欧洲主流社会的喜爱。欧洲人收藏中国瓷器最早也是基于此，便出现了“强力王”萨克森选侯奥古斯特二世用几百龙骑兵，换回一组康熙时期外销瓷花瓶的“龙骑兵瓶”事件。早期西方社会并不了解什么是最好的中国瓷器，真正“中国品味”的瓷器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霍尼提及晚期中国瓷器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一进入欧洲即广受欢迎，到了19世纪后期，人们开始对这些瓷器进行分类，并准确定年，欧洲人一度想当然地将它们作为中国所能制造的最精致的瓷器。后来因为越来越多更早时期的精美器物进入英国，这个观点才被彻底扭转。清代瓷器不再流行，被归类为“装饰性瓷器”，对于此类器物之价值更大的冲击是，人们认识到这些器物是专为外销生产，从不入中国收藏家法眼。继而，大家便会追问，符合中国审美趣味的器物究竟是什么样的？詹宁斯在就职大英博物馆之前曾居住在中国，这使得他对西方人不容易见到的皇家和私人收藏品非常熟悉。想要详细解读这一时期的中国审美品位，没有人比他更合适。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审美趣味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既有精彩绝伦，工艺奇巧的转心瓶，又有为乾隆皇帝制作的异域珍玩，同时也不乏最为精致的自然诗意18。确实如霍尼所说的那样，詹宁斯在研究之外的收藏品味也是极佳的。他的收藏与自己的研究紧密结合，在明代瓷器、明末清初转变期瓷器、日本瓷器等方面独具特色。他的这批藏品后来大多捐赠给大英博物馆，少部分流入市场中。2018年11月受詹宁斯后人委托，他的部分藏品包含中国外销瓷、日本美术、漆器、造像等137件（组）在英国佳士得拍卖，成交额为41.7万英镑。虽然这在当下的艺术品拍卖市场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成交额，却反映了一代陶瓷史名家收藏品味的流传和再传承。▲图9 青花海水瑞兽纹盘 成化 直径20.3厘米 索姆·詹宁斯旧藏索姆·詹宁斯《明代陶瓷》的第五章为“正统、景泰、天顺和成化时期”。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在中国陶瓷史上被称为“空白期”，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没有发现带有这三朝年款的官窑瓷器，不同于三朝前后的宣德朝和成化朝，都拥有大量带该朝皇帝的年号款识。目前“空白期”陶瓷仍是陶瓷研究领域中一个非常前沿的学术问题，直至1988年以来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的考古发掘，特别是2014年的考古新发现，通过北京故宫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上海博物馆的三次“空白期”主题的展览，我们才逐步厘清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器的大致面貌。然而，早在近70年前，詹宁斯就已经开始注意到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器的问题了，并将其与成化朝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极具学术眼光。他在这一章中就提到了一件自己收藏的瓷器：“在笔者收藏中有一件有趣的碟盘，饰以海水飞象纹。这件瓷器的器身白色闪青，是典型的成化或弘治时期特点。这件瓷器的纤薄和优雅，在第一眼看到时会感到困惑，但它可能是15世纪的。口沿下方绘以一组海水瑞兽纹。大维德爵士赠送给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一件相同主题的花瓶。这些瓷器都不带有款识，很难获悉它们的身份，但是胎体和绘画不像是16世纪的，而绘画和颜料与宣德瓷器上的又非常不同。那么，把它们划定为成化时期，或者是弘治时期，应该是非常有可能的。”（图9）由于当时材料的缺乏，詹宁斯并未把这件我们现在看来是较为典型的“空白期”的青花瓷盘准确定年，但他还是以敏锐的眼光将这件青花瓷盘的年代定在15世纪，且从整体的风格上来看，该瓷盘也是比较接近成化时期，足见其在中国瓷器上高超的鉴赏能力。除了收藏一些典型的明清时期的官窑瓷器外，詹宁斯亦颇为重视收藏的学术性，这与他个人的学术兴趣密切相关。早期西方的收藏家和学者特别重视并且关注中国陶瓷器上的文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维德爵士，在今天看来这种收藏的趣味是极具学术性的。▲图10 丁未纪年款青花铭文双耳瓶 高24.7厘米 索姆·詹宁斯捐赠 大英博物馆藏
▲图11 青花云龙纹“清隐庵”钵 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 直径22.4 厘米 索姆·詹宁斯 大英博物馆藏詹宁斯的收藏中也有不少带有纪年和文字的瓷器。其中有一件带“丁未”纪年铭文的民窑青花瓷瓶，后捐赠予英博物馆，器物上用釉下青花书写了“信士陈娘作喜拾本宫花斗，祈永衣食充足者，崇祯十一年吉日舍”（图10）。另外还有一件康熙时期的青花瓷炉，上书写“康熙六年（1667）孟夏月立弟子王纪喜献清隐庵”，现亦藏于大英博物馆（图11）。詹宁斯收藏的这两件带文字的青花瓷均为17世纪代表性的瓷器，这与他最早重视“转变期”瓷器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在他的收藏中也的确有不少这一时段的瓷器，除青花外，也有五彩瓷，甚至还包含同时期日本伊万里的瓷器。这些收藏无疑是具有前沿性的，“转变期”瓷器的收藏和研究至今仍然是学界和收藏界关注的热点。▲图12 青花卷藤纹葫芦瓶 高17厘米 索姆·詹宁斯捐赠 大英博物馆藏▲图13 青花缠枝莲纹烛台 清乾隆 高13.4 厘米 索姆·詹宁斯旧藏▲图14 青花岁寒三友图盘 清乾隆 直径17.8 厘米 索姆·詹宁斯旧藏除极具学术性和前沿性的收藏外，詹宁斯的收藏中还包含了一批明清官窑瓷器，数量不多，质量上乘。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件青花葫芦瓶，色泽浓艳，小巧可爱，是永宣风格青花中难得一见的珍品（图12）。另外曾属詹宁斯旧藏的青花缠枝莲纹烛台（图13）和青花岁寒三友图盘（图14）也都是乾隆时期典型的官窑产品，制作精美。作为一位顶尖的中国陶瓷研究学者，索姆·詹宁斯的名字和他的贡献应当为我们所了解和知晓。中国陶瓷的研究有今天的局面离不开前辈学人的积累和努力。如今我们再次读起詹宁斯先生《清代瓷器》一书的前言，虽然历经了半个多世纪，但依旧让我们感动和感慨：“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演进，以往陶瓷类经典著作的学术价值也会逐渐受到挑战。因为新证据的出现、侧重点的变化，对瓷器的定年或产地的认定等方面都可能发生改变，甚至影响到对整个陶瓷史的认知。在学术界，提出并接受学术批评是每天工作的必修部分，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合理正当地批评我们的前辈，而不会因此觉得自己太过放肆而内疚，直到我们不再年轻的时候，也可以平静坦然地接受后辈们以同样方式对我们的批评。这是所有学者不可逃避的命运，但是被后辈学者超越的前辈研究者并不一定会被完全替代。如果一位学者的观点得到了验证，那么就像试金验出了真金一样，他为科学真理这条‘黄金链’添加了一两节链条，就像霍布森所做的那样。这样，即使他的研究被后人所遗忘，但是他对该研究开拓的贡献也会长期被人们铭记。本着这样的精神，也是带着这样的慰藉，我才接受了霍尼先生的邀请，来撰写《清代瓷器》这本书。”近期上海书画出版社引进了索姆·詹宁斯关于中国陶瓷研究的两部著作——《明代陶瓷》和《清代瓷器》，对中国的陶瓷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也期待越来越多的文物、艺术领域的海外著作能够在国内引进翻译出版，推进相关研究的发展。(1) SARTEL O. D. La Porcelaine de Chine[M]. Paris, 1881.(2) BUSHELL W.S. Oriental ceramic art: illustrated by exampl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W. T. Walters[M].New York, 1897.(3) ZIMMERMANN E. Chinesisches Porzellan. Seine Geschichte, Kunst und Technik[M]. Leipzig, 1913.(4) ZIMMERMANN E. Chinesisches Porzellan und die übrigen keramischen Erzeugnisse Chinas[M]. Leipzig, 1926.(5) ZIMMERMANN E. Altchinesische Porzellane im Alten Serai[M]. Berlin, 1930.(6) HOBSON R. L.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London, 1915; The wares of the Ming Dynasty, London, 1923; The later ceramic wares of China, London, 1925.(7) HOBSON R. L. 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Corean and Persian pottery and porcelain[M]. London, 1925~1928; Chinese ceramics in private collections[M]. London, 1931; A catalogue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In The David Collection[M]. London, 1934.(8) HONEY W. B. Guide to the Later Chinese Porcelain: Periods of K'ang Hsi, Yung Cheng and Ch'ien Lung[M]. London, 1927; The ceramic art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of the Far East[M]. London, 1944.(9) BRANKSTON A. D. Early Ming Wares of Chingtechen[M]. Peking, 1938.(10) 高康. 白兰士敦和他的《明初景德镇瓷器》[J]. 文物天地, 2010(11).(11) GARNER H. oriental blue and white[M]. London, 1954.(12) [英]哈里·加纳著, 叶文程, 罗立华译. 东方的青花瓷器[M].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2.(13) Soame Jenyns trans., A Further Selection from the Three Hundred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London, 1944.(14) [英]索姆·詹宁斯著, 张淳淳译. 中国明代陶瓷[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9.(15) Soame Jenyns, Later Chinese Porcelain, London, 1951.(16) Soame Jenyns, Ming Pottery and Porcelain, London, 1953.(17) Soame Jenyns, A Visit to Pei-kou, Taiwan, to see early Ming Porcelain from the Palace Collection,TOCS (31) 1959.(18) [英]索姆·詹宁斯著, 崔倩、张淳淳译. 中国清代瓷器[M]. 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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