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早期民族学家在川南叙永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javascript:;刘;芳?2019-10-16?https://www.wenmi.co
m/vip/guide.html版权声明?javascript:;举报文章[摘要]20世纪40年代，我国一批著名民族学家先后前往四
川南部叙永苗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相关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近半个世纪，研究内容涉及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等领域。从我国民族学发
展的历程来看，对同一社区内同一民族支系的研究持续达七十多年的情形实不多见。本文对老一辈民族学家对川南叙永苗族的田野调查方法和研究成
果及其价值进行了回顾和评述，旨在为青年学者提供借鉴。[关键词]芮逸夫；胡庆均；葛维汉；川南叙永苗族；田野调查[作者]刘芳，云南财经
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法学博士。昆明，650221[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
(2010)04－0080－006中国四川南部叙永地区的苗族由于经济地理、历史际遇和文化特色等因素，加之研究者视域的遴选，在20世
纪40年代，我国许多著名民族学家曾到这里开展过田野调查，此后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近半个世纪，研究的内容涉及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历
史学等多个领域。田野调查及其研究成果发表的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学界一直仍然关注该区域和族群，其研究也不断深化和扩大。一历史
上，四川的区位较为特殊，除了过去的西康省大部分地区是解放后合并进四川省外，在其传统的省域内的东部(重庆没有成为直辖市以前)是主要和
湖北、湖南两省的苗族地区连接在一起，历史上称为“苗疆”地区；西部毗邻康藏(藏、羌两族)地区，西南部则是与云南省连接在一起的大小凉山
彝族地区；而南部与云、贵两省交界的民族散杂(苗族、彝族、布依族等民族)区。因此，它应该是一个以成都、重庆等大城市为主要坐标的发达内
地与周边多民族大散小聚的欠发达边地共同构成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省域。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初，由于抗日战争失利，大批的学术机构及学者迁
至四川躲避战乱，并选择在叙永开展民族学的调查。古人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长期以来，金沙江是四川和沿海城市保持密切商业联系的重
要水道，金沙江上游的水运最大中转站是宜宾，宜宾成为重要的西南腹地河港。如果要继续往西南方向的云、贵腹地，就要在泸州南折经过叙永县出
川。叙永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云贵高原北端，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长江上游与赤水河中、上游之间。因此，叙永县城在历史上曾经是长江
航运辐射云、贵、川、赣等省市的重要陆地中继站之一。有“川南门户”的美誉。老县城过去是富贾贤士南来北往、国粹民俗兼容并蓄的古镇，被称
为“鸡鸣三省”之地，至今也还散发着悠古的气息。由于二十世纪50年代后全国的经济地理格局发生调整，以及环保和气候异常等因素，致使河水
断流，叙永县城才逐渐变成今天交通上的死角。其实，60年前的叙永县城虽然深处西南内地，但并不是一个信息闭塞和孤寞的边陲小城。叙永县境
充分体现了我国西部复杂的地形地貌。首先，自然地理上，它正处于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县域内地势落差极大，从地势最低的县城到直
线距离50公里左右的南部山地，海拔落差可以达到近1600米。垂直气候和垂直植被明显，县城之外绝大多数地方山形陡峭、沟壑纵横，交通极
为不便；其次，人文地理上，这里自古就是夜郎古国域内、罗氏鬼国所辖、水西土司盘地，古代族群成分复杂，现在也还有苗族(支系繁多)、彝族
、回族、布依族和自称为“弈人”的人群分布……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还处于前期溃退阶段。东北、华北、东部沿海一线失守，云南、广西告
急，国民政府被迫内迁四川、重庆等地，大批的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也迁到四川，1940年8月西南联大在叙永县设立分校，几乎同时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所也迁到南溪县李庄。我们设想；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按照二十世纪初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勃兴和发展，民族学作为其中的显学之
一，一定会得到极大的发展空间，会有不少研究成果出世，川南苗族的研究迟早也会在其列。但事实是由于日本的侵华战争，使中国山河破碎、人民
流离失所，也使得我国的学术研究受到极大的影响，包括民族学研究在内的许多学术研究被迫中止。因此，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1942
年－1943年间我国早期民族学家能够在叙永开展苗族研究，其必然之中就带有更多的偶然性因素，这就是本文所表述的历史际遇。二根据芮逸夫
先生在他和管东贵先生合著的《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资料之部》中的“自序”中说：1940年夏，“日军登陆越南，威胁滇、桂”，因此，迁
入两省的学校和学术机构再度内迁至川南。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从昆明迁到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而与当时一同迁来的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
究所“合并一处”。我们说，军人报效国家的方式是浴血抗战，而部分学者认为对国家的报偿之一就是继续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于是，他们在19
42年冬天，一边安顿下来一边就着手开始计划在川南地区选择合适的田野调查地点继续开展民族学研究工作。时任历史语言所副研究员的芮逸夫先
生和傅斯年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民族学家的胡庆均先生便开始了叙永县南部“鸦雀苗”的田野调查工作。芮先生在他出
版的著作中回忆：他们确定的研究对象是苗族，并制定了具体的调查时间、路线和调查范围，同时设计的调查内容也十分详细。因此，我们不禁要问
，川南实际上是一个多民族杂散区，不仅民族成分多，民族内部的支系也很复杂，选择叙永“鸦雀苗”及其分布区开展调查研究，除了前面对川南整
体上的经济、地理和历史际遇等综合因素的了解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答案是通过分析他们的工作，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基本上是沿着川南向
云、贵方向延伸的一条主要交通要道展开他们的调查工作。但是，尽管如此，地理条件表现出来的生活条件的艰苦和海拔落差大表现出来的复杂气候
特征，以及匪患不断的危险环境等等，还是让他们吃了不少的苦头。但是，对当地苗族的整体了解，除了书本上的系统理论、专业上的实践经验外，
我想还有就是当时外国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对苗族的田野调查研究，其中重要的首推日本民族学家鸟居龙藏，还有在成都执教的美国考古学、人类
学家葛维汉教授。1902年，日本民族学家鸟居龙藏通过对贵州等地苗族的40多天调查，1905年出版了《苗族调查报告》。这在国际上和中
国人类学界都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专业上的，而且据说蔡元培先生在鸟居龙藏的中国苗族研究著作出版多年以后仍然耿耿于怀，曾经嘱咐
加命令似的让凌纯声先生一定要写出一本中国人自己对中国苗族研究的学术著作，并且要求超过日本的鸟居龙藏。于是1933年，凌先生与芮逸夫
、勇士衡前往湘西苗族地区调查，不仅调查资料详细，涉及苗族历史、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式出版的著作共有十二章节，并另有附录和图片
)，而且还使用了摄像机，开创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先河，可见当时的决心之大和寓意之深。该书于1936年在国内出版(凌纯声，1936)2
003年再版。有了蔡元培院长的教诲和曾经跟随凌先生的田野调查经验，芮先生在对湘西苗族的田野工作结束多年后，进而在川南再行中国苗族的
民族学调查，作为学科旨趣之外想必也大有发扬光大中国苗族研究的意含。葛维汉(David，CrockettGraham，1884－1
962)，美国人，心理学硕士，人类学和考古学博士、荣誉科学博士，他于1911年以美国浸礼会牧师的身份来到中国。从1912年到191
8年间，以及1928年，他都到过四川的叙府(现宜宾市)，他以传教士的身份在四川多年。但是，作为外国人、经过正规专业训练的、早期的人
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所做的工作，才是他在中国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重要原因。从1932年至1948年退休，葛维汉一直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教授
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被任命为该大学考古、艺术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在四川长达36年的生活和工作中，他主持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首次考
古挖掘，对四川西部、南部少数民族――羌、藏、苗、彝等民族的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悬棺葬、考古遗址、自然――历史标本等等进行了长期而卓
有成效的研究。由于他最感兴趣的是部落文化及其风俗习惯的研究。回到美国后，利用自己36年来在中国搜集的丰富材料，写成《川苗的歌曲和故
事》(1954年史密斯索尼学院出版)、《羌族的习俗和宗教》(1958年史密斯索尼学院出版)的专著。他在四川研究的数十篇学术论文成果
基本体现在《中国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和其他杂志上。1934年和1935年夏天，他曾对位于四川和云南交界地区川苗一也就是
川南苗族的宗教仪式进行了记录。计划是在分头进行中实施的。1942年12月初，芮、胡二位先生由李庄至叙永。(胡庆钧，2006)芮先生
也谈到：在最初第一月“观察了十几处苗人生活”……“在后山乡火麻沟苗村参加了苗胞张理安为子娶媳的婚礼；在枧槽乡峰岩苗村，参加了苗胞罗
正伦亡故后的丧礼；又在分水乡越过省界至云南威信县境的牛路坪苗村，参加了苗胞陶家朝亡故数年后举行的做斋祭仪。”1943年1月中旬，他
们又分开进行调查：胡先生去峰岩，芮先生去海霸乡南凹田。(芮逸夫、管东贵，1962)之后他们的具体的工作分工是：胡先生结束后回李庄做
他的硕士论文写作，芮先生再到大树乡搜集婚丧礼俗资料，工作40天，再去东部落窝乡、西部的大坝乡、古宋县境内的白苗一个月多，五月中旬返
回李庄所内。同年9月到12月三个月时间，请马家屯的苗胞古元生补充记录婚丧礼俗的原始语音资料。(芮逸夫、管东贵，1962)胡先生在《
汉村与苗乡》“题记”中回忆：从1942年12月1日至1943年1月10日，和芮逸夫先生一道，走过叙永县第三区的五个乡，即由城区――
后山――枧槽――分水――树坪，并因治安原因与原计划有出入外，从同月12月至5月约共4个多月的时间，我去了枧槽乡沟边(海拔约1000
米以上的高山地区，有苗族分布)从事社区研究，芮先生则去了海拔较低即约4500米的矮山地区。在胡先生会议的田野调查行程中除了按计划开
展工作外，他的行程则充满新奇、愤懑和冒险的经历，在去叙永途中，对船行速度和行程状况的描述，虽寥寥数笔，充满诙谐的情趣，让我们窥见到
了当时中国许多背景：“二月一日出发，自李庄乘长远轮去叙府(本文注：现宜宾市)。二日搭民同轮下抵泸县(本文注：现泸州市辖域)，这一段
水程是很方便的……四日晨由兰田坝搭木炭车去叙永，全程一百一十公里，按平常的标准三个钟头便可以到达，可是木炭车倒像一个干痨病人，形容
憔悴，一路咳喘不止，摇头摆尾的常要休息。”他亲眼目睹社会的黑暗和军阀的残酷、军阀混战、草菅人命、以及社会底层、山地苗族生活的苦难，
土地严重分配不均，感慨时局戡乱，“文人学士，涉足惊心，巨匪大盗，隐藏得所”，以及军阀混战，“滥杀无辜”。苗民“因经济状况不佳”丧失
土地所有权，导致“且易受客族凌侮”，使他为此忧国忧民：“除了农业技术的改进外，必须注意他们土地所有权分配问题，以各种可能地方法使边
民重新获得土地，同时协助发展农业以外的副业，维持收支平衡的局面，稳定边区经济。”但是，关于少数民族的汉化问题和现代化问题，他们的看
法毕竟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例如，芮先生曾断言当地的苗族已经“在物质文化方面，除了妇女的服饰外，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汉化了；在社会组织方面
，和当地一般山居农民，也没有太大的显著差别了。唯有在婚、嫁、丧、祭时举行的各种仪式中，尚保存着不少原始的风习。”胡庆均先生认苗族的
汉化不仅不是现代化，而且在和汉族学的过程中存在生吞活剥的状况，这些显然还存在着文化等级和社会单线进化的思想。1943年底胡先生完成
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而且于1944年――1948年分别在当时的《边政公论》、《中央周刊》、《自由论坛》等刊物上分别发表了他的川
南苗族田野调查报告和民族社会学研究论文：“川南苗乡纪行”、“川南苗族人口调查”、“不容忽视的边区土地问题”、“叙永苗族的生活程度”
、“苗族人口品质的商榷”等，他的研究报告的发表和他在川南从事田野工作的时间相距1――4年。2006年6月他首次将他在70年的研究成
果编辑成专著《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出版，他在川南苗族地区的田野工作和研究论文收入该书的“第二编
苗乡社会”。至此，自他开始田野工作到2006年学术专著出版时间过去了63年。芮先生在川南苗族地区的田野工作研究成果首次发表在195
4年，名为“川南永宁河源苗族亲属制探源”，而基础性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民俗材料集这本专著――《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资料之部》首次公开
发表是在1962年，从他田野工作开始到学术专著论文和专著出版时间上的差距是11――18年。按照他在《资料之部》“自序”上的计划还有
一部鸦雀苗研究的第二部专著《解说之部》要面世，但是遗憾的是，直到他去世也没能实现。从两位先生各自的先期田野调查工作和后期对应的研究
成果的指向来看，芮先生主要侧重在苗族的历史源流、神话传说、婚姻家庭制度、亲属关系和称谓、婚丧礼俗等方面，他田野工作后期主要是对鸦雀
苗的婚丧礼俗原始语音进行记录搜集和初期整理，工作是在多人合作状态下取得的：一位当地苗胞古氏的现场演示，加上著名语言学家张次瑶(琨)
先生的“审音辨调”，成果中的“苗语词汇”部分，后来则是由李方桂教授“审阅凡例，指正几处谬误”后完成(芮逸夫、管东贵，1962)这也
似乎印证了他在马家屯从事的鸦雀苗婚丧礼俗调查是最为主要的田野工作，这样的工作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长期下来鲜有人能坚持下来，这以
芮先生最后出版了有百多万字的田野调查资料为证，这样的工作在整个中国民族学学术史中似乎绝无仅有。而胡先生的川南苗族研究则侧重于苗乡社
会面貌分析、人口素质、农村生活、土地问题等方面，从胡先生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田野调查路线似乎也较芮先生曲折而考察的内容也较之为宽泛，它
运用了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的两种研究手法，即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这即使是在学科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也是田野工作中最重要、最基本
的技术路线。但是从芮先生的研究成果看出，他的学术研究功力比较而言，对当时还是一个年轻学生的胡先生来说是有差距的。三跨越时空的梳理，
我们不仅为我国民族学的前辈们终其一生孜孜以求的执着的学术追求精神所感动，也为他们不同的经历和境遇不胜唏嘘。可以说，本文所回顾的民族
学前辈及国外学者，他们的田野工作和经历以及研究成果为我们后人的承继性研究和比对百年来的田野本身的沧桑巨变，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第一手资
料。还可以说，对川南叙永苗族民族学的田野工作，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可资学习借鉴的经典范式，在我国民族学学术史中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就其现
实意义来说，它们对研究我国民族散杂区社会历史文化变迁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不可复制的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资料弥足珍贵。
今天看来，包括芮、胡等先生在内的我国民族学先驱们对我国各民族所做的田野工作都已经成为不可复制的孤本，尤其是不少学者亲自到真正的田野
工作中去，亲笔记录、亲临搜集的第一手材料，以至于他们偶尔的情绪发泄和旁白作为背景性知识都显得十分宝贵。尽管当前人类学理论已经对这样
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质疑：所谓的“参与观察”和“观察参与”。但是本文的看法是，虽然我们有为前辈们因受到学术理论和时代发展的局限性和制约
性开脱的嫌疑，但是，必须厘清的是，即便是在今天人类学已经有了足够的学术反思的背景前提，我们仍然不能否认人类学仍然是人(人类学家)在
研究人(人类社会或族群)的事实。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任何人都不能绝对地摆脱自身的文化背景和人类普适的深层意识中思维结构和模式的原
影响。当然，胡先生最精彩的田野研究成果还不算是川南苗族的田野工作，同一本书的第一编“滇东汉村”，是他在1940年代对云南昆明近郊(
现在昆明市的呈贡新区)汉人社会的田野调查，这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较为完整的社区田野调查工作。作为当时年轻的学生，胡先生的确是忠实地
秉持了扎实的田野工作学风，并充分展示出了一个民族学、社会学家的学术品格。其次，开启民族学学科建设“本土化”探索之先河。他们都有欧美
人类学学科训练背景。尽管胡先生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但是也是在严格的欧美民族学学科体制下得到培养的。但是，他们的田野行为却无不表现出
对民族学学科建设的本土化倾向。首先，蔡元培先生提出相同的研究不能落后在外国学者的后面的期望，等于是在告诉国内学子，我们不仅要占据本
国民族学田野而且在研究成果上也要有中国特色。杨成志先生也感叹外国人走在了中国人的前面，他说“与其让外国人代庖，不如我们自己来干一干
。”提出中国学人应当反省“偏重闭门读书以为便能知天下事的恶习……实行到民间去!在那里有许多奇葩异果，待我们去摘取的”。其实，这在当
时的中国学术界从上到下似乎也有了一个这样的从精神到物质的支持，这表现在当时虽然国力疲危，国民政府仍然对学术研究在财力上的大力支持，
我们可以在芮、胡先生的川南苗族田野工作的情形中略见一斑。因此，当时一线的民族学家作田野工作时的设备一摄影器材、摄像器材、测量仪器等
等在当时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材质。最后，几十年注重民族学田野工作和对材料的仔细消化吸收，决不轻易的“制作”田野工作文本和提出先验性的
结论。我们看到，不论是在两岸的哪一边，也无论是出于什么复杂原因，芮、胡先生田野研究工作的最终成果都迟迟才走出书斋和大家见面。一方面，尤其在大陆，由于过去极左时期几次运动把民族学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予以取消，把我国第一代民族学者几乎都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不但抄封他们的学术研究文本甚至剥夺了他们学术研究的权利，使得他们的学术研究受到很大干扰；另一方面，大量田野资料后期的系统整理工程十分复杂和艰巨，往往一个人力所不能及，需要团队的共同努力。因此，芮先生的后期整理工作似乎是有较大的难度，耗费了很长的时间，我想这兴许和芮先生等那批到了台湾的民族学家一样，将研究领域和旨趣转向台湾原住民研究，而使得对川南苗族的田野材料整理工作暂时放置一边也不无关系。还有，就是芮先生最后也没有能把《解说之部》付梓，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想象：再细致的田野调查也难免挂一漏万，两岸的长期阻隔，芮先生几乎不可能及时重返原来的田野进行材料的补充完善，而田野的背景、情景和场景是不可能再复制了，因此只能留下终生遗憾。这也充分说明老一辈学者学术研究的审慎和严肃性，即学术研究有想象的空间――推论和预设，但是绝不能臆造的妄断甚至是作假。成为我们后来者的学习典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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