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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文化‌‌‌‌、三星堆青铜文化

 天舒云舒心舒 2021-02-01

相信二里头夏都说的学者,总是想方设法地想证明黄帝、涂山氏、大禹出生地都在以伊洛盆地为中心的豫西地区。这种一厢情愿不但脱离了古代文献的记载,也脱离了已知的中国考古发现的事实。研究中国历史,大量掌握古代文献是基础中的基础。无论考古发掘有多少,原本古代文献的重要性都不会降低。

《尚书》、《左传》、《国语》、《诗经》、《墨子》、《竹书纪年》等。

4100年前中国的青铜时代——BC2300年石峁遗址 ~青铜武器石范

1.天山南北、甘青齐家青铜文化】出现,与印度河的青铜文化显然关系不大。

2.【二里头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冶金技术在中国青铜史具有革命意义:开始走向本土化特色发展的道路。

3.【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盘龙城、新干大洋洲、三星堆、殷墟 

青铜文化与二里头青铜的重要区别是:青铜都含有高放射性特殊铅,说明中国的青铜文化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印度河青铜文化没有使用高放射性特殊铅的证据。三星堆青铜文化使用了独步世界的磷技术


➡️ 盘龙城、江西新古大洋洲的青铜文化并不比三星堆晚

➡️ 盘龙城相当数量的器物含有(三星堆无)。

➡️ 新干大洋洲的青铜农具是三星堆、盘龙城不具有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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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   

三星堆青铜文化属于三星堆文化第三期(前1600年~前1250年)。与三星堆存在文化交集的青铜文化特别多,比如二里头文化、郑州商城文化、盘龙城文化、新干大洋洲文化、台家寺文化、城固铜器群文化、殷墟文化(年代最晚)。

【天文】

与苏美尔、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相比,

中华天文学使用【赤道坐标系】,以北斗崇拜为中心的

西亚:黄道坐标系是以太阳为中心的,地平坐标系是以观测者为中心。

?《左传》:高辛氏“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参宿为大夏主星,其地在晋,

?《史记·天官书》:“参为白虎。”

?《星经》云:“毕、觜、参,魏之分野,益州。”

【16厘米的纵目】

?《庄子》:“用管窥天。”窥管在称先秦时期已经在使用。

?用突出的眼球来表现观察能力的增强和延伸,在人类学上不乏其例:北美、爱斯基摩

?《尚书·尧典》“璇玑”。

孔安国说璇玑为“王者正天文之器,可运转者”。

汉儒马融说,璇玑是浑仪的前

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发表《艺术和科学》,提出璇玑复原方案:把玉璇玑、玉琮、玉璧等组合成一台观测仪。认为璇玑是通过确定拱极星的位置来寻找天极中心的仪器。

?《路史·前纪·蜀山氏》云:“蚕丛纵目,王瞿上(三星堆)。”

?【大禹】

《尚书·舜典》郭店楚简之《唐虞之道》、皋陶、大禹、尧舜同时期人物,

《穷达以时》记载,皋陶为武丁时期人物。郭店简和清华简二篇地下材料的记载就形成了对应,证明了在战国人的观念中,大禹与盘庚、武丁是生活在同一时期

三星堆玉石料主要来源于岷山,祭祀坑亦面向岷山方向,故蜀地祭山,首重岷山。《山海经》亦称岷山为昆仑山。 


“主流”意见,主要是三点:

(1)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属于“古蜀国”;

(2)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烧埋年代晚至“商末周初”,即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200年之间;

(3)三星堆青铜器受到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影响。 Ⅹ

前2800年~前1100年

三星堆文化存续时间对应的是夏商时期(二里头晚期到殷墟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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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30°一带:三星堆、湖南安化、宁乡,湖北盘龙城、江西新干大洋洲 

出土大量精美的帝王(夏天子)级别的器物,跟三星堆青铜器完全是同一系列。青铜器都含有高放射性成因铅同位素,铜矿矿源检测: 铜矿并非产自巴蜀更非国外,是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青铜器具有十分明显的渊源,与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古冶矿矿源一致。 

【湖北石家河遗址,蚩尤部落青铜工艺的延伸。长江流域的高度发达的青铜器,铜矿来源都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大冶是华夏青铜文化发祥地。

湖北九头鸟正是三星堆青铜树的文化继承,蚩尤是三苗地区,四川是九黎地区。

前1690~前1500年:新干大洋洲墓葬

出土大量精美和帝王级别的青铜器,碾压殷墟妇好墓,专家们完全失语,假想这是一个文献从未记载、与殷商同期的南方“方国”。

与同时期境内其他遗址出土文物不同,三星堆文物造型精致、怪诞、夸张,呈现出的文化面貌却与夏商存在较大差异,语言、习俗、政体都与中原迥异,巴蜀文字至今没有破解,青铜重器所呈现出的文化内涵也是纷争不断。特别是青铜人雕像和面具,过去仅在埃及、希腊才有。

【专家学者则依据古籍记载,将三星堆文化归入古蜀国脉络中,解释三星堆文明归属。】

“  蜀  ”最早不是指三星堆所在的川蜀之地,以“蜀”为名的,河南、陕西、山东、安徽均出现过。直到春秋时期,诸多史料中都没有任何关于三星堆所在的蜀地的记载,蜀地真正纳入华夏文化圈是秦灭巴蜀置其地为郡县以后。

把三星堆算入古蜀国,继而以古蜀国来拼凑华夏先秦文明版图,显然是欠妥的。顾颉刚论述:“历代人士为秦汉的大一统思想所陶冶,认为古代也是一模一样的,终不肯说这一块地土上的文化在古代独立发展,偏要设法把它和中原的历史混同搅和起来,于是处处勉强拍合,成为一大堆乱丝”。“华夏本土起源论”“中原中心论”

《山海经》“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梳理古蜀国世系为“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五代。

其实五王可能是上古川蜀一带众多酋邦国家中实力较强的5个酋邦,因而能被后世传颂记忆,有点像尧舜禹之间的关系。

川蜀之地关山阻隔,形成一个自我发展的闭环,因而导致了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和其他地区的邦国文明呈现出较大差异,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明发展支脉。不能因为三星堆挖出没有见过的青铜器,就认为三星堆是外来文明创造的。同样,也不能笼统用一个古蜀国来强行将三星堆文明拉到和夏商同步演进的时间线上。

在陶寺、石峁、良渚古国文明先后消亡,中原大地崛起一个以夏文化为代表的“中央”文明时,被崇山阻隔的川蜀之地依然在延续着华夏上古时期“多部落邦国”的模式,而这恰恰造就了不同地域不同特殊的华夏上古文明华章。

  三星堆 是否  夏? 

做历史研究,是否是科班出身确实没有那么重要。(历史学家陈寅恪、饶宗颐、李学勤等不是学历史学考古出身)但起码的研究逻辑总是要的。说到底,根本的还是多去读读中国的古代文献、多去了解一下中国境内的各种考古文化。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地理、遗传学等等都是基础性质的学科。要想在历史研究中不断逼近真相,我们需要大量的学习,靠着一两类知识就希望把中国历史的各个环节打通,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推崇学贯中西的饶宗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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