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铜器承载悠久历史文化 青铜器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18世纪前的夏朝，就已能生产很复杂的青铜器。到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中国青铜器达到鼎盛时期。那时青铜器只是上层贵族享用物品，平民百姓无法享受。直到公元前3世纪，青铜器发展步入最后阶段，青铜器不再为少数人所专用，而成为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 青铜器是民国藏界“龙头”藏品 几乎每一件青铜器背后都有一个传奇故事，以毛公鼎、大克鼎、大孟鼎为例。 毛公鼎为西周晚期青铜器，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口饰重环纹一道，敞口，双立耳，三蹄足。毛公鼎铭文字数接近五百字，在目前所见青铜器铭文中为最多。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毛公鼎在陕西被挖出后，辗转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手。咸丰二年（1852），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之手以1000两白银购得，陈将此鼎深藏于密室，秘不示人。陈介棋病故后，1902年其后人卖给了两江总督端方，1911年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之后，端方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购买，端家嫌钱大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人士呼吁保护国宝，大收藏家叶恭绰将其收入，存入大陆银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上海寓所里由于叶恭绰是用假名买的毛公鼎，日本人一时无法查知其下落。叶恭绰嘱咐其侄子叶公超：有朝一日将毛公鼎献给国家。后毛公鼎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拒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尊假鼎交给了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携毛公鼎秘密逃往了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又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送回上海秘藏。叶公超后因生活困难，将毛公鼎典押给了银行，巨贾陈永仁出资将其赎出。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南京故宫博物院大量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现毛公鼎成为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大克鼎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出土于陕西扶风县。该鼎腹内壁上刻铭文28行，共290字，为西周大篆的典范之作。 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潘祖荫的援手，上奏咸丰皇帝，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才获免罪潘乃当时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克鼎后遂赠予潘，以谢当年搭救之恩。巧的是，左宗棠同治年间又购进大孟鼎，后转让给潘祖荫。大孟鼎又称廿三祀孟鼎，西周炊器，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孟之事，1849年出土于陕西。 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大孟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回绝。上世纪30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党国大员突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展览会，邀潘家以大孟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有然此拙劣伎俩为潘氏识破，婉言拒绝参展。 抗战时，潘请人帮忙，连夜把大克鼎、大孟鼎和一批青铜器装箱深藏屋子底下、城陷后他家前后闯进7批日本强盗，贝才产什物损失殆尽，连日军司令松井都查问潘家收藏，却到底没有发现大克鼎、大孟鼎等青铜器的踪迹。 抗战胜利后，宝藏再次“出土”潘祖荫把它们藏在一间屋里，用旧家具、破杂物将其覆盖，再将整进房屋密封，既不住人也不走人。1951年7月移居上海的潘祖荫寄出一封信：“窃念孟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接受并表彰了潘氏的无私捐献。1952年上博开馆，二鼎如愿入馆，使上海市民第一次饱览了这闻名半个多世纪的“国之重器”。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孟鼎等125件珍贵文物应征北上，从此两件巨鼎各镇一方。 青铜器长期被市场低估 在艺术市场上，青铜器一直是艺术品投资中的龙头老大，其投资回报率一直很高。民国时期北京琉璃厂发大财的古董商不少是以“吃金石”居多，当时一件周代铜鼎可换一堆康雍乾官窑瓷盘碗罐等器。相比鉴别明清官窑瓷器，鉴别青铜器的难度要大很多，这也大大增加了它的利润空间。上世纪90年代国内兴起艺术品拍卖后，由于受到政策法律等因素制约，市场上很少见青铜器亮相。1995年朵云轩曾拍卖过一件商代青铜夔纹觚，估价50万至60万元，当时并未引起人们太多关注，成交价仅为75万元。2001年纽约佳士得推出一件西周青铜酒器“皿天全”方罍器，上拍时受到了世界各地藏家的热烈追捧，最后被一法国私人藏家以924.6万美元收入囊中。此价位开创了亚洲艺术品拍卖新天价。遗憾的是，该纪录一直保持到2017年。 近年来青铜器异军突起 2017年青铜器犹如一匹大黑马在海内外市场上狂奔，先是纽约苏富比（微博）传来喜讯，一件由美国纽约Albcenter-Knox艺术馆提供的“商代青铜酒器鸮纹方斝”以810.4万美元成交，创下了当时青铜器拍卖的全球第二高价。之后，纽约佳士得又传来捷报，“商晚期青铜饕餮纹方尊”以3720.75万美元成交，折合人民币2.57亿元；“商晚期青铜饕餮纹方罍”被拍至3384.7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34亿元；“商晚期青铜饕餮纹瓿”和“商晚期青铜羊觥”分别以2712.75万美元成交，折合人民币1.877亿元。 而在国内市场上，西泠印社春拍推出了“西周宣王五年青铜兮甲盘”，这是南宋唯一存世的宫廷旧藏青铜器，最后，此盘以高达2.12亿元人民币成交，轰动全球。 到了2018年，保利香港2018春拍“西周晚期青铜龙纹鼎”以1062万港元成交；苏富比纽约亚洲艺术周，一件商殷墟时期“青铜饕餮纹卣”以193.5万美元成交，约合人民币1223万元。 实际上，青铜器在2016年已有启动迹象，在中国嘉德2016秋拍“大观”专场中，一件吴隐、叶恭绰旧藏，陈介棋监拓的“周毛公鼎六名家题跋本”上拍。据载，早年端方获此鼎后，曾制作几十张拓片出售，每张时售200两白银。这件拓片中有吴昌硕、张祖翼、陆恢、吴臧龛、褚德彝、王国维跋语。此件“黑老虎”以140万元起拍，最终以1138.5万元的高价成交，震惊了拍坛，并创下了金石碑帖拍卖的新纪录。 尽管这两年青铜器亿元天价频现，但笔者以为，青铜器的价位还没有到位，随着国内藏家的越来越成熟，對青铜器的价值也会有新的认识，也许不久的将来青铜器还会重新坐上藏界“老大”的位子，让我们拭目以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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