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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出版在文学大师林语堂《苏东坡传》之后，照理说，压力颇大，但却意外胜过林书──但是，李一冰是谁呢？ 我问遍了我熟悉的文学圈教授，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李一冰是谁！ 李一冰是谁？ 喜欢苏东坡的读者，除了看东坡诗文之外，难免想要知人论世，涉读东坡传记。文言传记姑且不论，白话传记最知名者首推林语堂《苏东坡传》（1977），可是此书整体而言，趣味有余，深度、严谨俱不足，加上原为英文之作，宋碧云女士译成中文后，出现不少问题，淡江大学张之淦教授曾作《林著宋译〈苏东坡传〉质正》，指出不少讹误缺失，兹不赘述。另一本则是李一冰《苏东坡新传》（1983），出版在文学大师林书之后，照理说，压力颇大，但却意外胜过林书──如果读者喜欢余秋雨《山居笔记》里的《苏东坡突围》，就会发现该文曾摘录李一冰先生原文，如果读者再有兴趣多一点考据精神，就会发现余文主要材料其实都建立在李一冰《苏东坡新传》的考证与整理文字之上。这也无怪乎余秋雨曾评论此书：“是文字较为典雅的学术著作，大抵让苏轼以其诗文来自道生平，作者的归结甚有见地。”这确实是很奇妙的现象，一冰先生帮了余秋雨写作上的大忙（余先生不用大费周章考证，写出的散文就看起来很有学术基础），但一冰先生却必须因为名动大陆的余先生揄扬，才得以在大陆扬名。 但是，李一冰是谁呢？ 这是我从大学初读此书，爱之不倦，捧读再三之余，经常疑惑的问题。大概只能从书中《后记》看出一点线索，是书从1971年开始写，1979年完稿。换言之，写了八年。后来出国，最后落款是“一九八一年四月杭人李一冰自记于美国新泽西州”，除此之外，多年来我在网络上所能查到的资料也只有“美国新泽西州大学教授”一衔，奇怪的是，我问遍了我熟悉的文学圈教授，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李一冰”是谁！这实在是太怪异了！──一个杰出的研究者、写作者，居然像个隐形人一般？ 2013年8月我从陈芳明教授脸书（facebook）得知联经出版社更换了新的总编辑——胡金伦，而且是他的高足。我马上写了一则私讯给胡先生。 金伦兄，先行自我介绍：张辉诚，写作者，也是一名高中老师，做点文学研究。我的博士论文写苏东坡，多年来一直有个疑惑，贵社出版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写得极好，但他的生平几乎只剩书后短短跋语，前大半辈子花了巨大心血写成此书，后来到美国便不知所终。我猜想一冰先生应该不在人世了，是否有他后人联系方式，我想写封信向他或他的后人表达我的敬意，如果可以，甚至可以多探得一些李先生的生平，为他作一小传，不然，这样好书的作者就完全消失于历史洪流了。 胡先生很快回信，说他在读硕二时我们曾在师大一起上过杨昌年老师的课，算是我学弟，他答应隔天回公司找找作者的联络方式，但是年代久远，可能也不容易。 隔了几天，金伦传来李一冰先生的联系方式，我当天就写了一封信。 一冰先生道鉴： 冒昧来信，渎神恕恕。晚辈是从联经出版社总编辑处获得您的邮址，冒昧写这封信给您，只是多年以来一直想向您表达敬仰之意。晚辈读您的大作《苏东坡新传》，毫无疑问，这是所有东坡传记中写得最好的一部。晚辈读完之后，大受感动，此后时时重新翻读，时时感受东坡之形象跃然纸上。晚辈亦从事研究、创作多年，深知其中甘苦，先生之大作必然流传千古，只恨先生之行迹几乎无人知晓，或许先生故意为之，于乱世中存神去迹，以保康泰。晚辈此信，纯粹想表达对您的敬仰之意，谢谢您留下这本巨作。耑肃。敬颂。 秋绥 晚辈张辉诚敬上 隔天就收到回函。 辉诚兄： 我是李一冰的幼子，先父已于1991年谢世（1912-1991）。感念你对《苏传》的热爱，我很愿意与你分享父亲著述的心路历程。 我于1950年生于台北，1973年台大毕业，游学澳大利亚，在美国制药公司工作垂三十载，现居康州。 像你一般的读书人已不多见，希望可以见面倾谈。 李雍敬复 我又马上复信，几次电子邮件往返，俱附录于下。 李雍先生您好： 听到一冰先生故去，虽然曾经料想，但真正听到消息还是感到惋惜。您现居康州，大约回台湾的机会不多，不知何时可以见面倾谈？晚辈希望可以为一冰先生作一小传，刊登在台湾的大报上，如果可以的话，也能附录于《苏东坡新传》之后。晚辈很想知道一冰先生的生平与撰写《苏传》的心路历程，甚至先生到美国之后的种种，不知如何向您联系呢？是否可以打电话给您？ 晚辈辉诚敬上 辉诚兄： 得来书，眼睛不觉湿润。我实愧为人子。我11月回台（按，2013年），望能一见。我将以先父用过的《施注苏诗》一部相赠。我会打电话给您。 李雍敬复 李雍先生： 能和你联系上，晚辈也很激动。就我所知，凡是研究苏轼的学术朋友，无一不对李一冰先生怀抱敬佩与感谢之意。晚辈多年来向此间诸人询问一冰先生事迹，竟无一人知晓(然大多数人都想知道)，适值联经出版社总编辑换人，换成研究所曾同修一课的学弟，晚辈方才赶紧询问联系方式，多年夙愿，终得一偿，先生当可想见晚辈激动之情。 十一月，先生返台，可否先将日期告诉晚辈，让晚辈有所准备，晚辈迫不及待想与您长谈，亦感谢您将一冰先生的用书赐赠，对晚辈而言，那是珍若璧玉。 晚辈辉诚敬上 然后就收到李雍回信，道出惊人秘密。 辉诚兄： 读兄来书，不禁痛哭。 吾兄有所不知，是书写于国民党的冤狱之中，吾家隐忍不发者，四十年。先父者，异代之太史公也；《苏传》者，先父之《史记》也。 弟已不知所云，恕我。再谈。 李雍敬复 我又再去一信。 李雍先生道鉴： 读一冰先生《苏传》之跋语，晚辈早已隐隐约约感受其中必然有许多委屈与隐情。故于第一封信中即写“只恨先生之行迹几乎无人知晓，或许先生故意为之，于乱世中存神去迹，以保康泰”。 弟虽不才，愿为一冰先生扬此公道，撰文以传之于后，不使一冰先生隐沦埋没于历史洪流。一冰先生之巨作确实如太史公《史记》，但太史公有《自序》及《答任安书》自剖心迹，一冰先生之心迹当由先生转述，由晚辈来执笔公之于世！ 晚辈辉诚敬上 李雍只传来短短三句： 心潮起伏，往事历历。我们等这一天等了三十年。 2013年11月某日，李雍自美返台，我们约在永康街玫瑰园碰面，畅谈一下午。其后，李一冰先生次子李东（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系荣休讲座教授及上海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致远讲席教授）亦从香港来台，和李雍一起到寒舍，并带来一盒大纸箱。 两次访谈，整理李一冰先生资料如下：
民国七年（1918），一冰父染患席卷全球之流行性感冒而谢世，得年仅三十三岁，一冰年七岁，李家一脉仅余祖母、母、一冰及两个姊妹，三世一身，形单影只，幸其曾祖父偶于同治八年（1869）与人合伙创设“怡生号”，经营颜料、煤油及杂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颜料价涨，获利甚溥，基业因以厚立，全家赖此得以不坠。 李一冰自幼在家受自聘塾师之古文启蒙教育，奠基旧学基础，十五岁接触现代教育，毕业于浙江私立之江大学经济系，后留学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不久日军侵华，抗战事兴，辍学返杭，携家眷逃难各地。 抗战胜利后，又回到杭州安居。民国三十六年（1947），一冰叔李辛阳的法国巴黎大学同学魏道明，接替因“二二八”事变处理不当而下台的陈仪，担任第一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邀请李辛阳来台相助，李辛阳安插侄子李一冰到隶属经济部的物资调节委员会，担任科员。1951年，“国营”台湾造船公司购买一批废铁，发生“露标”（泄漏底标）事件，有官员周某从中牟利，遭到弹劾，最后找了两个代罪羔羊，李一冰卷入其中，因为他是低阶科员，曾经记录、盖章，经手此事。李一冰急寻叔父李辛阳救助，李辛阳拜托当时主管司法的谢冠生，一查，从中牟利者，后台惊人，乃陈诚之心腹，无可奈何。1954年，判刑确定，八年徒刑定谳。（承审法官陈某，后因伪造学历而遭吊销法官资格，一冰子女多认为冥冥之中自有因果报应。） 但说也奇怪，一冰虽失去工作，却从未收到拘禁通知，也没有强制拘监。朋友大多认为“盗亦有道”，只是为了遮掩弹劾案件而已。一冰也想：“上有老母，下有四子，躲一天算一天。”自此在家鬻文维生，同时靠太太工作贴补家用。（这段时间，一冰先生以真名李振华撰写《明末孤臣张苍水传》（1953），后来又增补成《张苍水传》（1967）。张苍水是谁？熟读台湾史的人应该都知道，明末两大抗清名将，一是郑成功，一是张煌言（号苍水），郑成功东南战役难有进展，决定东进台湾，张煌言曾修书劝阻，认为郑军入台，金、厦难保，复明无望。其后张煌言遭清军捕获，拒绝投降，受刑时神色自若。一冰先生此时特撰此书，乃因张苍水墓在西湖，是一冰故乡；再者，张苍水反对到台湾，一冰亦后悔来台；三者，张苍水乃明末忠臣，国破家亡，知其不可而为之，坚守志节，视死如归。三个原因加在一起，张苍水就变成了一冰先生心情的最佳投照对象。 转眼十六年过去，旧友方某授意儿子写信向李一冰借贷，一冰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回信婉拒。不料，旧友恼羞成怒，竟向警察局检举告发，警察到家要钱索贿，一冰妻说明家中困境，警察说：“你先生不上台面！”不久，拘票出现，一冰百口莫辩，只能入监服刑。这一年，已经是1967年，一冰五十六岁。最后共监禁四年，四年后假释出狱。一冰先生晚年常对子女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相信这个时代还有公道！” 狱中第一次面会，幼子李雍骑脚踏车到土城看守所面见父亲，一冰先生托买苏东坡诗集。李雍到台北书肆购得《古香斋施注苏诗》，送入狱中。一冰先生在狱中四年，将苏诗两千多首背得滚瓜烂熟。（辉诚按，此书李雍后来转赠给我，书内首页盖有“止于至善”蓝印、写有“252李一冰”〔252系囚犯号码〕，及狱中检查章和狱中编号。书内有李一冰先生红笔眉批。） 服刑期间，一冰先生再三告诫子女，刻苦自励，未来要选读实用之学，绝对不要留在台湾！四年入狱，适值长女申请到奖学金赴美读书，每月有两百美金奖学金，皆赖长女每月拨出一百五十元美金寄回台湾，接济母弟，方能度过此难。 1971年，一冰先生出狱，工作难觅，只能继续鬻文维生。他下定决心撰写《苏东坡新传》（以下简称《苏传》），开始到图书馆抄写各种原始资料，同时整理《东坡事类》《苏轼年谱》等重要书籍，加之狱中熟背东坡诗，相辅相成，下足死工夫。 一冰先生撰写《苏传》，并非从东坡出生写到老死，而是从中途写起，先写东坡四十四岁时贬谪黄州，彼时东坡甫经乌台诗案，遭小人陷害，入狱濒死，最后否极泰来，雨过天青之轻松与从容，恰恰是一冰先生当时出狱之心境。 换句话说，一冰先生写《苏传》，不像林语堂看到的东坡，是横空出世、天才洋溢，他看到的东坡是狱中狼狈至极的东坡、虎口余生出狱后的东坡，是从苦闷中走向旷达自在、从现实接二连三的无情打击走向一而再、再而三的意志坚强与生命韧性的东坡，他更从东坡一生看到文人的真性情、率直和乐观，看到一肚子不合时宜，更看到了围绕其间的政治漩涡与小人诬陷——换言之，一冰先生写东坡，实则在写自己，他把自己的悲辛穷厄镕铸在《苏传》之中，他借东坡的行止来浇自己的块垒。这样的写法，很容易就让读者深受感动，因为他把自己的饱满情感灌进东坡形骸，他让东坡形象跃然纸上之外，更让读者深入东坡的内心世界，那个幽微难言的内心世界，他体会得最深刻、最具体、最实证。简单地说，一冰先生让《苏传》里的东坡和他真实的生命处境交融在一起。如此一来，《苏传》便完全不同于文学家驰骋其文采所写的东坡传记，更不像学者饾饤獭祭堆砌资料出来的传记——这样的情感表现，却又扎扎实实建立在一冰先生坚实的考证功力与文字驾驭能力之上，一冰先生曾说：“不写一句没有根据的话。”足见其严谨。 1979年，《苏传》全书写成，共计七十余万字。一冰先生当时并不想出版，因不想出名，也不求闻达了，甚至像东坡一样“自喜渐不为人识”，《苏传》是他前半生忧患、孤愤之书。1980年即将赴美，与在美国工作的子女同住，去国前，环顾四壁，四堵萧然，唯有一千余页的《苏传》原稿，去存两难。后与友人提起此事，友人刘显叔（台大历史系教师）与陈烈（统一饭店主秘）之夫人，转介绍给联经出版社总编辑方清河，玉成出版事宜。1983年正式出版，作者署名不用“李振华”，改用笔名“李一冰”，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之意。 在美初期，一冰先生轮流在各子女家寄住，后申请到加州的老人公寓，既便宜又方便，这段时间是一冰先生一生中最安定的十年。其间，1986年，一冰先生曾返大陆，探视亲妹，得知亲人凋零，不胜唏嘘。返美后，日常生活仍以读书、写作自娱，研究目光转向扬州八怪，逐一细考、细究八怪之生平与诗、书、画，整理出的手写资料，共计卡片一叠、笔记五本及一整册手写稿与影印资料（李雍先生亦将之转赠给我），1991年动笔，但只写了第一章，即因心脏衰竭过世，享寿八十。其子女四人，在国外各领域俱有所成。 辉诚赞曰：司马公曾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道是没有偏爱，只是常常帮助好人）一语，发出深切怀疑之叹。一冰先生，纯然一善良之人，却于国破家毁之际，复遭贪佞之害，以其大学所学，本为栋梁之才，不幸遭此构陷，鸿鹄折翼，腾达路断，即连安身立命尚且难得。一冰先生被迫转入文史研究与书写，凭借年少私塾旧学根柢，深入张苍水、苏东坡、扬州八怪，为之传记。不知者，读其书皆以“李一冰教授”称之，然一冰先生本非文史出身，所学经济亦与文史相去甚远，然知之、好之、乐之，以其深厚的旧学基础，复加以身处乱世的感慨，投注其书，竟超越群伦，“教授”之名，亦当之无愧。韩愈为柳宗元作墓志铭，说到倘柳宗元贬谪时间太短，终究出人头地，如此则其文学辞章，想必未能特加着力，作品也就肯定无法留传后世。这话移来衡量一冰先生，似亦贴切，人生得失，难以短暂时光看待，其屈辱悲痛，当时哭之、恨之、衔之，放诸长远，祸福得失之间，亦难遽断──一冰先生终以其立言之劳，自可不朽。 访谈结束，李东、李雍将带来纸箱打开，内盛一冰先生重要遗物，包含手稿、照片、证件、书信，等等，悉数转赠给我，说有此知音，一冰先生亦当感慰九泉。（原先李雍还想向联经要回《苏传》手稿，总编辑金伦答应请人到仓库寻找，说应该还在。但后来找了许久，确定遗失了，甚为可惜。）我酷好收藏，得此珍物，喜出望外，但转念一想，百年之后，一冰先生遗物又将何去何从？不如转捐给博物馆收藏，脑海立即想到台湾文学馆。当时馆长为李瑞腾老师，其子李时雍正在《人间福报》副刊任编辑，邀我撰写专栏，值此之便向瑞腾老师请问捐赠之事，瑞腾老师回信：“台文馆馆藏以台湾文学为主，李一冰先生的书及手稿状况如何？如主要是中国古籍，台文馆并不适当。”捐赠碰壁，只好转向北京，向我的指导教授龚鹏程先生求助。巧合的是，一冰先生遗物中有他自己写作《苏传》所做之剪贴报纸资料一小册、影印参考文章三篇。其中两篇即是准备用来游说联经出版社出版《苏传》之重要文章：一是张之淦《林著宋译〈苏东坡传〉质正》、另一则是钟馗（按，我看文字风格及学养能力颇似龚鹏程老师，询问之后，果然就是年轻时的龚老师化名钟馗之作）《刘维崇〈苏轼评传〉摘误》，至此连龚老师也都有了遥远的关联。 龚老师建议两处：一是杭州西湖马一浮纪念馆；一是四川眉山苏东坡纪念馆。这两个地方现托由他管理，可全权处理。我思前想后，杭州是一冰先生故乡，放在杭州固然好，但遗物多为东坡研究，不如放在四川东坡纪念馆，别具意义。2002年，好友建筑师劭柏勋曾带领我们一群祐生研究基金会成员，趁三峡大坝尚未完工，先畅游四川，再从成都搭船顺长江而下武汉，在四川时要去游览蜀南乐山大佛，途中我查看地图，发现眉山就在主干道岔出不远，赶忙向大家提议，去看东坡故乡，得到同意后，向导游说明先改道，导游一脸纳闷，直说他带团这么多年，从来没人去眉山。到了之后，当时内心激动之情，直到现在仍无法以文字形容。我想，一冰先生若知道遗物最后进到东坡纪念馆，心情应该也会和我一样吧？ 龚老师让我把东西寄过去。但我怕东西寄失，那就功亏一篑了。龚老师说，那托里仁书局社长徐秀荣带来北京，他最近要到北京开会。我致电徐先生，说明此事，徐先生说他年纪不小，无法带太多太重，于是我整理比较珍贵者，装在一箱，托徐先生先带往北京，交给龚老师。其余，另装一箱，径自邮寄北京。龚老师收到后，再请四川东坡纪念馆职员，携往四川珍藏。 这些都告一段落，这才松了一口气，总算把这件事办妥了。然后，就只剩写这篇文章了。我答应李东、李雍，会写《寻找李一冰》一文，但是一拖，转眼就过了两年，为什么会迁延这么久？一来，写这篇文章压力颇大，里头隐藏太多尘封故事。二来，为偶像写文章，很不容易拿捏尺寸，找到适当的切入点和叙述口吻。三来，这两年铆起来推广学思达教学法，希望可以改变台湾填鸭教育，经常东奔西跑，疲于奔命，无暇他顾，就连两年前就应该写好的《祖孙集》，到现在也还没多少进度，完工日更是遥遥无期！但是我一直记得李雍在电话中对我说的话：“辉诚老师，您知道吗？您写来第一封信的那天，正好是我父亲的忌日。”世间巧合，竟至于此。 张辉诚 --------------------------- 缥缈孤鸿影：父亲与《苏东坡新传》父亲的《苏传》是一本忧患之书，一场冤狱使他的生命进入苏东坡的内心世界，《苏传》由是诞生。 入狱之初，父亲即嘱咐我送些书进去。“诗言志”，当然是送几本诗集。我把他桌上的《玉溪生诗》送进去。但是李商隐的诗并不适合他当时的生命情境。他要一部苏东坡诗。当时，只找到一部木刻影印的《施（元之）注苏诗》，我在书中夹了一张纸条，抄录了太史公《报任安书》中的名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他没有回应。 父亲对文字有特殊的敏感，文字可以疗伤止痛。我喜欢为他找书，送书。在那时候，书籍是生命，书籍可以使他自由。 未几，再要我送《东坡事类》。《事类》，清梁廷楠辑，共四册，艺文印书馆版。如此，他已经有五册书。狱方规定，受刑人最多只能有五本书，苏轼的研究便是从这五本书开始的。 大约一年左右，他在报上发表了《怕太太的故事》（1968），用陈季常（即方山子）“河东狮吼”的典故，说怕太太的人很多，为何独有季常背负惧内之名？为他抱不平。文章轻快幽默，似乎和他的处境不太相称。后来接着写了《苏东坡在黄州》一文，这是后来《苏传》中的第六章，即“黄州五年”的原型。 苏轼和陈慥重逢在黄州，此时，季常已经是一个从“园宅壮丽”到“环堵萧然”的隐士，而苏本人也是风烈事业归于梦幻的时候。父亲的《苏传》便是从这里开始写起。苏轼谪黄时四十四岁，父亲遭人诬陷也在四十二三岁，都是壮年折翼。而后二十年，有更多的苦难在等待他们：东坡远谪海外，而父亲终于入狱。他有一种神秘感，他们的命运如此相似。他甚至注意到苏轼的八字。 文章发表后他在狱中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感谢当时的典狱长周震欧先生的关爱，让他在图书馆工作，这样他读书可以不受限制了，有更多时间可作研究。我们还买到林语堂的 The gay genius（即现正风行的《苏东坡传》的英文原本）给他参考。他仔细读完此书，觉得林著不够严谨，不符史实的地方颇多。这本书没有触及苏轼内心深处，并说这本书是写给外国人看的。这个观点和后来张之淦教授的“质正”不谋而合。因为他读东坡的入手处不与人同，父亲有他自己心中的东坡。他的东坡要比这个大得多，是“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的东坡，是“瘴海炎陬，去若清凉之地”的东坡，是“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的东坡。 出狱之后，他带回家的是一本自编的《东坡年谱》，粗糙的纸张，用手装订的。他记住了二千多首苏诗的三分之二。他不得不替东坡作传了，在狱中四年，是和东坡共同生活的四年。他逐渐认识了苏东坡，他渐渐懂得什么是命运，他写东坡，寄托如此之深，好像自己已经栩栩然化为东坡了。 父亲没有师友，没有同事，没有学生，没有助手，甚至没有收入，所有的只是老伴无怨无悔的支持。他写《苏传》，是找到了一个比自己大千万倍的历史人物，告诉自己：这点冤屈不算什么。 1975年台北学生书局影印了王文诰的《苏诗编注集成》，因为要六百元，他三进三出书店才决心买了下来，他喜欢王文诰的创见，但是未免“胆子太大”，所以去取谨慎。2003年初我在北京的书店里发现了孔凡礼的《苏轼年谱》三大卷，不觉眼睛湿润，那时候一书难求，那里面有那么多材料是父亲当年要抄、要借才能看到的。 在写苏传的过程中，父亲还写过一篇短文《宋人与茶》（1975），因此和日本淡交杂志的楠田观山建立了文字交。楠田通汉学，又是书法家。二人雁便往来，父亲赠予自己的著作，楠田先生则写了一个条幅回赠，写的是东坡的句子：“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泉试新茶。”大概是父亲在信中流露出故国之思吧。父亲去世后我和他通过一次信，果然是书家手笔，还是以未能亲见父亲为憾。这一段文字因缘恐怕是父亲唯一的一次与人交流他的著作，而竟然是外国人。 父母在1980年赴美依子女生活。父亲在去世前两年（1989）问过我有没有听过关于《苏传》的批评，我直说没有。 我觉得父亲很寂寞。 直到张辉诚2015年12月发表在报上的《寻找李一冰》一文，我才知道这部书受到各方的肯定，但是这已是本书出版了三十二年之后，作者已经去世了二十四年。 贬谪黄州是东坡文学高峰的开始。于是，中国有了文学的东坡。父亲也是因为冤案的折磨，困心衡虑，因同情而理解，所以留下了《苏传》。一本好的传记作者和传主之间必定会有血肉相连的关系。清刘鹗在《老残游记》序文中说天下至性至情的文章都是一种“哭泣”：《离骚》是屈大夫的哭泣，《史记》则太史公之哭泣，《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哭泣。如是，《苏传》便是父亲的哭泣。或许这是命运的定数，天降大任的道路必须如此酷烈。 李雍 2020年3月于纽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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