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炜：宋史研究，''不能见风就是雨，拣起封皮就当信''

清和_ 202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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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炜：史事尤应全面看

——关于当前宋史研究的一点浅见

作者：张邦炜，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四川师范大学退休教授

来源：《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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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年来，宋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是个不争的事实。常言道：“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尽人皆知，良好的评论机制是学术进步的动力。本世纪初，包伟民等一批宋史学者力图掀起一股自我质疑、集体反思之风，有《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一书问世[1] 。虽然引起重视，但风声还算较大，雨点似乎较小。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积习难改，有的学者近年依旧感叹：“学术评论之难”，“许多学人不愿意从事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2] 。愚见以为，当今宋史研究确实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主观片面性便是其中之一。问题虽属浅层次，但不可小视，最难防避。前辈史家翦伯赞生前所著《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且针对性极强。《初步意见》一文几乎通篇讲的都是如何避免片面性、防止简单化。翦老强调：“全面看问题是我们写历史的原则”，“必须用两只眼睛看历史”[3] 。当今宋史研究中主观片面性的主要表现或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下面仅粗略举些实例。

其一，各走极端。宋代“积贫积弱”论与“理想社会”说、士大夫“高尚”论与“龌龊”说、富民一概“为富不仁”论与“社会中坚力量”说，看似针尖对麦芒，其实都是各执一端的偏颇之论。从总体上说，宋代士大夫既非纯属一堆肮脏龌龊的粪土，亦非个个都是品格高尚的谦谦君子。笔者尤其不赞成宋代“富民是主要纳税人”一说。众所周知，传统时代的分配体制是：佃户交租，田主完粮，粮从租出，租为粮本。田赋分明是地租的分割，田赋来自地租。不能把劳苦大众排除在外，片面地将富民视为宋代社会的中坚力量。翦伯赞当年告诫我等：“不要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而今我们怎能见士大夫就反，见富民就骂？反之，也不能见士大夫就赞，见富民就捧吧！这些，笔者在《不必美化赵宋王朝》[4] 等文中曾言及，这里不再多说。为了表达对宋代农民欢乐说不予认同，我曾较多引用钱钟书《宋诗选注》中反映农民疾苦的诗篇，诸如《前催租行》《后催租行》等等，于是被视为宋代农民苦难论者。《选注》编写于上世纪50年代，受到时代与体例双重局限。如今我们肯定可以从72册之巨的《全宋诗》中找出若干反映农民欢乐的诗篇，而且数量不会太小。然而宋代农民绝非时时欢乐、人人欢乐。丰年多欢乐，灾年很痛苦；形势户、上户欢乐多，下户、客户苦难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前代相比，宋代农民生活确有改善。但对宋代农村不能理想化，绝非处处充满欢声笑语的美好田园。宋人程颐有句惊人之语：“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以致从前人们普遍将宋代视为妇女社会地位急转直下的时代。笔者30年前撰有《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5] 一文，认为宋代妇女再嫁者并不少于唐代，旨在说明宋代妇女社会地位处于下降的过程之中，而非急转直下。或许与此有关，于是出现宋代妇女幸福说：“做宋朝的女人是相当幸福的。”宋代妇女再嫁多，显然不能引以为据。传统时代，妇女另嫁绝非幸福，往往悲痛欲绝。听听宋代一位“弃妇”对亏心汉的声讨：“功名成遂不还乡，石作心肠，铁作心肠！红日三竿懒画妆，虚度韶光，瘦损荣光。”[6] 那位为赋税所逼而被迫改嫁的老妇，更是“行行啼路隅”，“欲死无刑诛”[7] 。我当年将妇女再嫁与社会地位联系起来一并讨论，虽然事出有因，现在看来有一定的片面性。

其二，只知其一。任何社会都是个复合性的整体，总是死的抓住活的，新的旧的同在，多种现象并存。我早年所著《试论北宋‘婚姻不问阀阅’》一文[8] 就存在看问题较片面、阐述欠充分的问题，陶晋生在《北宋士族（家庭·婚姻·生活）》一书中列举出若干反证[9] ，值得参考。特别应当注意，阀阅与门第不是一个概念，不问阀阅与门当户对并非绝对对立。婚姻不问阀阅虽然属于新事物，尤其值得重视，但也不能无视门当户对这一旧习俗的存在。婚姻不问阀阅又论什么？强调婚姻“论才”者有之，主张婚姻“论财”者亦有之。全面地看，两种现象并不矛盾。宋代争相选择新科进士做女婿的“榜下择婿”之风颇为盛行，其表象是“论才”，其实质是“尚官”，表明社会心理由“尚姓”即“崇尚阀阅”转向“尚官”即“崇尚官爵”。婚姻“论财”由来已久，宋代自有其新特点。从前卖婚者非门阀士族莫属，宋代则以新科进士为主。婚姻“论财”与婚姻“论才”，表象不同，实质一致，两者都是新的门当户对观念的体现，具体而生动地显示了唐宋之际社会历史演进变迁的轨迹。又如在元朝攻灭南宋时，士大夫分道扬镳，既有归降者，也有不降者。有学者为证明宋代士大夫肮脏龌龊，忽视后者，强调前者，断定士大夫大多归降元朝。其依据是南宋遗民汪元量的诗句：“满朝朱紫尽降臣。”[10] 这个“尽”字显然不确切，其反证不少。《宋史·忠义传》序就说：“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11] 元史学者陈得芝的统计较为确实：在晚宋328名进士中，以身殉国者占21.65%，入元不仕者占53.05%，归降仕元者仅占25.3%。[12] 士大夫大多归降元朝一说，其片面性显而易见。

其三，过甚其词。宋代士大夫敢于说话，有“论建多而成效少”[13]之称。在他们连篇累牍的言论中，渲染之词颇多。渲染虽然能收到引人注目的效果，但一渲染就失真。如北宋大臣夏竦“恐不数十年间，贾区伙于白社，力田鲜于驵侩”[14] 一语，用以说明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尚可，以此证明宋代商人数量即将超过农民则非。自号“安乐先生”的北宋名儒邵雍不厌其烦地声称：“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一百年来号太平”，“天下太平无一事”。[15] 邵雍所说只是其自身感受，具有极大的主观片面性。如所周知，北宋内忧外患不断，绝非“太平无事”的“全盛时”。这类夸张的话语显然不能作为宋代是什么“理想社会”“黄金时代”的依据。某些宋史研究或许受宋代士大夫潜移默化，夸张离谱的论断与结论时有所见。有的外国学者断言：“宋朝是前所未有的变化的时代。”[16] 读者在惊讶之余，不免怀疑译文是否有误。有的本土学者居然也如此认为：“唐宋之间,是由领主制向地主制转化的时期,其变化之巨，并不亚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转变。”[17] 又如称南宋为“海洋帝国”[18]。南宋海外贸易发达，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南宋，堪称不刊之论。然而依我之见，岂止南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足以号称海洋帝国。至于南宋，即使称为“半海洋帝国”，只怕也相当勉强。

其四，数据离谱。就论证方法来说，以数据为证无疑胜过试举例以说明之。但宋人提供的数据往往精确度不高，且相互抵牾，不可尽信。宋代军费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例高，毋庸置疑[19]。究竟高到什么程度？蔡襄、张载、陈襄都是北宋中期人，年纪相若。这三位同时代人，便其说不一。蔡襄称：“养兵之费常居六七。”[20]张载言：“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21] 陈襄云：“六分之财，兵占其五。”[22] 到底相信谁的？照我看来，都是“估计参谋”。人们固然有理由认为，蔡襄曾任主管财政的三司使，所言可信度应当很高。但他在治平元年（1064），除“养兵之费常居六七”一说之外，还另有一说：“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23] 六分之五，即十分之八强。一年之中，两个不同的数字居然出自蔡襄一人之口。关于北宋开封的人口，种师道称：“京师数百万众”[24] ，已经相当夸张。刘攽说得更悬乎:“京师至三百万家。”[25] 以一家五口计，北宋开封一城人口竟达1500万人之多，即令包括开封府所辖16县在内，也让人无法想象[26] 。但我当年居然在《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一文中引以为证[27] 。过后方知：上当。至于“京师亿万之口”[28] 、东京“居者无虑万万计”[29] 云云，纯属天方夜谈。《宋史·食货志·农田》载：治平年间“天下垦田无虑三千余万顷”[30] 。去掉余数，以三千万顷计，再按一宋亩等于0.865市亩换算，当时天下垦田多达25.95亿亩，大大超过现今全国耕地总面积18亿亩。人们难免会问：这可能么？有位前辈学者早年信以为真，据此记述道：“到英宗时，全国耕地共三千多万顷。”[31] 好在杨志玖已于50年代初，著有《北宋的土地兼并问题》一文，专门予以订正 [32] 。后来，何炳棣在《中国历代土地数字实考》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史籍有关北宋垦田面积的记载“决不会反映当时的耕地面积。”[33]从前这些教训理当记取。然而当前在某些著述中，这类离谱数字仍时有所见。如宋代城市化程度很高，“南宋时的城市人口已上升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超过改革开放初期。宋代农业生产率很高，“平均每个农民每年生产粮食为4158斤”，发达地区“为6930斤”。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远远低于宋朝的农业生产率”[34] 。这些有悖常理的数字，据说是计算出来的，但终究很难令人置信。“宋朝公务员富得流油，包拯年薪超千万，富可敌州。”[35]这类似是而非的说法主要是在网络与媒体上流传。正式出版的专书《两宋风云》竟然也列举出一些离奇数字：“北宋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当时世界的80％，是明朝的10倍之多。”[36]作者不屑于注明出处，让人高深莫测，不知其依据何在[37]。

由上所述可见，主观片面、过甚其词、数据离谱、强调失度，其结果只能是南其辕而北其辙，适得其反，缺少说服力。问题在于：主观片面性为何较为常见？只怕与以下两种因素关系极大。

一是绝对对立的思维定势。如在宋代的皇权与相权的探讨中，一方坚持皇权加强、相权削弱，断言宰相“有如羊一样顺从天子”[38]；另一方力主相权加强、皇权削弱，认为宋代处于君主立宪的前夜。两种说法截然相反，但其思维方式惊人的一致，都立足于皇权与相权绝对对立，只能此强彼弱。这不禁让人想起一句俗语：“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恩格斯将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称为“在绝对不兼容的对立中思维”。[39]皇权和相权绝非两种平行的权力，皇帝拥有最高统治权，宰相仅有最高行政权，相权从属并服务于皇权，两者不是绝对对立，并非此强彼必弱[40]。又如学人研究唐宋变革，往往采用对比法，笔者即是一例。拙著《婚姻与社会·宋代》开篇就说：“本书将采取把宋代同以唐代为主的前代相对比的方法”，“试图借以唐宋之际历史运动的轨迹”[41]。唐宋两代不是绝对对立，而是前后连续。唐宋变革不是断裂，而是因革。正如邓小南、荣新江所说：唐宋两代既“存在着明显的反差”，又具有“连续性”，唐宋时代是“延续与更革”两者并存的时代。[42]用对比法研究唐宋变革，其长处在于凸现更革，其弊端则是忽略延续，片面性较大，容易割断历史。唐宋变革不是突变，而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漫长渐变过程，很难一刀两断。宋代的种种新事物、新现象大抵均兴于唐、盛于宋，并非全新。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的解体以及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等等，都发生中唐前后，宋代只是定型而已。我曾将对比法广为运用，对比唐宋学校、对比唐宋妇女、对比唐宋宗室以及后妃、公主、驸马、外戚、宦官。而今反思，对比法不甚可取，宜用过程论。

二是先入为主的惰性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历史无非是个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周而复始、循还往复的过程。我个人认为，不宜一概否定“理论预设”和“目的取向”。研究者阅读相当数量的史料之后，必然从中抽象出一些有益的假设。关键在于不能先入为主，把假设当定论，再有选择性地去搜罗史料，对反证则置若罔闻。而应当将初步抽象出来的假设再客观地回到更多的史料中去验证，以充实、修正乃至放弃起初的假设。我不赞成宋代仍处于庄园农奴制阶段一说，曾经主张“凡宋代庄园皆行租佃制”。这个“皆”字显然不准确，太绝对。朱瑞熙等对此提出批评[43]，理当虚心接受。其实在我的文章中就有夔州路地区的反证。究其原因则在于先入为主，忽视反证。我曾自称“较为固执的唐宋变革论者”，特别关注宋代不同于唐代之处。日本学者荒木敏一认为“读书人”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宋太祖时[44]，引起我的重视。于是我也热衷于寻找宋代的首创，诸如殿试、覆试、别试、糊名等等。过后方知，“读书人”一词之类并非首见于宋代。李渊曾怒斥李德林：“君读书人，不足平章此事”[45]，见于《隋书》。宋代读书人只是数量增多，地位明显提高而已。宋人富弼说：“至唐武后，始有殿试。”[46] 殿试系武则天首创，此后偶或为之。宋太祖时，“殿试遂为常制”[47]，制度化、常态化了。宋代殿试与唐代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省试之外，再有殿试”[48] 。至于糊名考校，一说始于唐初，武则天时废止[49]；一说系武则天首创[50] ，后来缺乏连续性。唐代糊名仅限于铨试及制举，宋代从太宗开始，逐渐推广到一切科举考试[51]，乃至武举。宋人高承概而言之：“糊名考校，自唐始也。”[52]此言虽不算精准，但大体属实。此外，如覆试、别试[53]以及榜下择婿之类，其源头均应追溯到唐代，宋代无非更盛行而已。寻找第一，未可厚非，但应尊重历史，不可轻言首创。

本文重在自我反思，并无多少新意，其要点无非是两句大实话：多些全局观，少些片面性；不能见风就是雨，拣起封皮就当信。翦伯赞说得好：“历史家不是诗人”，“我们不是写诗歌，可以全凭感情。”“‘一叶惊秋’是诗人的敏感，作为一个历史家至少要多看见几片树叶，才能说秋天到了。”我等不应以“语不惊人誓不休”为目标，当以“文章不写一句空”为追求。愿与同道共勉：“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

参考文献

[1]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商务印书馆2004年。

[2]彭卫：《近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之观感》，《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3]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人民教育》1961年第9期，第1-7页。又载《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两者个别文字稍有差异。以下凡引翦老语，皆出自此文。

[4]张邦炜：《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6期。

[5] 张邦炜：《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邓广铭、徐规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收入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9-180页。

[6] 李有：《古杭杂记》，陶宗仪：《说郛》卷4，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年，第34页。

[7]李觏：《哀老妇》，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348《李觏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294页。

[8] 张邦炜：《试论北宋‘婚姻不问阀阅’》，《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收入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第39-61页。

[9] 陶晋生：《北宋士族（家庭·婚姻·生活）》第四章《士族的婚姻》，台北乐学书局有限公司2001年，第101-135页。

[10] 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卷1《醉歌》，孔凡礼辑校，中华书局1984年，第16页。

[11] 脱脱等：《宋史》卷446《忠义传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49页。

[12] 陈得芝：《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1—595页。

[13] 《宋史》附录《进宋史表》，第14255页。

[14]夏竦：《贱商贾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345《夏竦十三》，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册第52页。

[15] 邵雍：《伊川击壤集》，陈明点校，卷10《插花吟》、卷5《秋日登崇德阁二首》、卷17《观棋小吟》，陈明点校，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46、230页。

[16] 伊沛霞：《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胡志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页。

[17] 张其凡：《两宋历史文化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5页。王曾瑜认为：唐宋时代“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页）。他的估计或许又偏低。

[18] 葛金芳：《宋代经济史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7-66页。

[19] 参看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第395-402页；王育济：《关于北宋“养兵之费”的数量问题》，《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第20-25页。

[20] 蔡襄：《论兵十事奏（治平元年）》，《全宋文》卷1003《蔡襄十》，第46册第384页。

[21] 张载：《张载集·文集佚存·边议》，中华书局1979年，第358页。

[22] 陈襄：《上神宗论冗兵》，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21《兵门·兵议下》，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330页。此文文末原注：“熙宁二年（1069）上，时知谏院”（第1330页）。

[23] 蔡襄：《上英宗国论要目十二事·强兵》，《宋朝诸臣奏议》卷148《总议门·总议四》，第1694页。此文文末原注：“治平元年上，时为三司使”（第1696页）。

[24]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0靖康元年正月二十日丙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上册第225页。

[25] 刘攽：《开封府南司判官题名记》，《全宋文》卷1503《刘攽二十》，第69册第184页。

[26] 据《宋史》卷85《地理志一·京畿路》记载，开封府所辖16县为开封、祥符、尉氏、陈留、雍丘、封丘、中牟、阳武、延津（旧称酸枣县）、长垣（曾称鹤丘县）、东明、扶沟、鄢陵、考城、太康、咸平。崇宁年间，开封府“户二十六万一千一百一十七，口四十四万二千九百四十”（第2106-2107页）。以一户五口计，总人口超过110万。此时，北宋开封已是上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应无疑义。周宝珠教授的估计是：“北宋东京最盛时有户13.7万左右，人150万左右”（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25页）。

[27] 张邦炜：《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甘肃（现称西北）师大学报》1980年第3-4期连载。

[28] 范祖禹：《上哲宗封还臣寮论浙西赈济事状》，《宋朝诸臣奏议》卷106《财赋门·荒政》，第1144页。

[29] 宗泽：《宗泽集》卷1《乞回銮疏（靖康元年九月）》，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6页。

[30] 《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第4166页。

[31]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上海光华书店1949年，下册第447页。吕老《通史》撰写于1947年，当时身处战争前线，查找史料之难，异乎寻常，出此差错，在所难免。

[32] 杨志玖：《北宋的土地兼并问题》，《历史教学》1953年第2期，第18-19页。

[33] 何炳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9页。

[34] 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227页。

[35]参看新华：《“包青天”年薪过千万》，《江南时报》2011年2月21日第14版。

[36] 袁腾飞：《两宋风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37]参看魏峰：《宋代GDP神话与历史想象的现实背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4年第2期，第145-149页。

[38] 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中华书局1992年，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