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任正非北大演讲：我们要允许梵高的存在，科学创新最主要的是宽容

原创：首发于牛虻公众号

任正非在北京大学交流现场

日前，华为老总任正非造访了北大大学，并进行了现场演讲，期间，发表了一些非常独到的观点，句句戳中中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任老非常委婉，他是以一种世界的眼光看待问题的，虽然他是中国人，但是他是站在人类社会这个高度去看待问题的。

国家不仅要重视科学理论、工程技术的研究，也要重视一些不以应用为目的的纯研究。不然我们怎么能向上捅破天呢？我们这么大的经济总量，允许一部分人是“梵高”应该是可以的。

观点一：允许梵高的存在

允许梵高的存在，就像鼓励仰望星空的人活在这个世上，他们不食人间烟火，却关注着人类的灵魂。黑格尔说过一句话：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仰望星空的人，那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像梵高这样的人，在他所处的时代潦倒不堪，一辈子过着穷酸生活，在他生前很少卖出他的作品。反而当他自杀以后，他的作品才得到世人的追捧。像梵高这样的人，是超越时代而存在的人，尽管黑格尔自己也说过“没有人能够超越他所处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超越他的皮肤”，但是对于天才来说，我们要打个问号。

天才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就像爱迪生所说的那样，天才只不过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加上百分之一的天份。而天才与常人的差距就在这百分之一的天份上。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伤仲永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讲的是一个少年天才因为后天缺乏学习锻炼最后沦为“泯然众人矣”。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杨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文章虽然很短，但是却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天才本来就很罕见，如果后天的教育跟不上，那么，像仲永这样的少年天才很可能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所以，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教育应该留给天才喘息的空间，应该允许并且鼓励梵高的存在。这样一来，我们的民族便更有希望。

观点二：人才来自教育，因此，国家的发展根本在教育

科学的道路是漫长的孤寂的道路，多少代人孜孜不倦的努力，才发现一点点真理。急功近利只有戏剧作家，才会写出科学家既会弹钢琴又会魔术般地出成果。

教育问题关乎希望。当今社会，竞争非常激烈，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谁要是在竞争中招揽人才，那么他便在竞争中掌握话语权。这让我想起“钱学森之问”，也对解决“钱学森之问”提供了一个灵感。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它与李约瑟难题一脉相承，都是对中国科学的关怀。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精辟地论述了少年于国于家的重要性：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大意是：今天的责任，不在别人身上，全在我们少年身上。少年聪明我国家就聪明，少年富裕我国家就富裕，少年强大我国家就强大，少年独立我国家就独立，少年自由我国家就自由，少年进步我国家就进步，少年胜过欧洲，我国家就胜过欧洲，少年称雄于世界，我国家就称雄于世界。红日刚刚升起，道路充满霞光；黄河从地下冒出来，汹涌奔泻浩浩荡荡；潜龙从深渊中腾跃而起，它的鳞爪舞动飞扬；小老虎在山谷吼叫，所有的野兽都害怕惊慌，雄鹰隼鸟振翅欲飞，风和尘土高卷飞扬；奇花刚开始孕起蓓蕾，灿烂明丽茂盛茁壮；干将剑新磨，闪射出光芒。头顶着苍天，脚踏着大地，从纵的时间看有悠久的'历史，纵横的空间看有辽阔的疆域。前途象海一般宽广，未来的日子无限远长。美丽啊我的少年中国，将与天地共存不老！雄壮啊我的中国少年，将与祖国万寿无疆！

蔡元培先生更是认为：“教育文化为一国立国之根本，而科学研究尤为一切事业之基础。”

蔡先生治下的北大成为中国五四运动的先声，可见其教学思想之一斑。被誉为中国教史上巅峰的西南联大，同样深受他思想与教学主张的影响。可以这么说，西南联大的成功在于教授的思想独立性，在于联大管理层的开放与民主，基本上沿袭了蔡先生治下的北大管理体制，在于自学生而教授、自教授而校长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政府的干预，从而保持教育环境的开放、包容、自由、独立。中国现在大学存在的问题在于政府的行为和惯例运行。大学不应该归属于政府的组织，应该如同其初衷那样，是以纯粹的传道、授业、解惑为目的的私塾。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走向何处去，就像20世纪初的中国究竟走向何处去一样，已经成为时代难题。

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走向何处去？这里我不想表达，因为这涉及到时政。

观点三：科学创新最主要的是宽容

现在美国主张中美科技脱钩，美国是因为开放才走到今天的强大，封闭会重返落后的。清华张钹教授讲，美国越讲脱钩，我们越要高举科学无国界，坚持开放和国际化。科学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真理只有一个，不存在东方科学、西方科学。论文都会公开发表，可以查询的，我们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摸到上帝的脚。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今天的社会是一个信息革命的时代，稍纵即逝，技术落后必然要在世界的竞争中落伍。这让我想起了历史上莱布尼茨与牛顿关于“微积分”发明权的争议。

牛顿曾经说过微积分的概念早在1683年之前就已经由他独立完成，只不过当时微积分的很多问题还没有完善，缺乏数学表达的方式，因此他没有发表任何文章，直到1704年的时候牛顿才发表自己微积分的观点。而莱布尼茨在1684年发表了第一篇微分论文，不过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

同样作为杰出数学家的莱布尼茨和当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长的牛顿不可能没有交集，后世已经证实，两人在研究微积分数学的时候有过很长时间的信件交流。这些信件成为后世评论这起最大的科学公案的直接材料。在信件中牛顿明确表示过，自己已经找到可以确定极大值和极小值的数学工具，而莱布尼茨则在回信中也写到自己近些年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后来的证据表明，虽然牛顿和莱布尼茨在微积分的符号表述中各有不同，但是根本理念是殊途同归的，牛顿曾经在自己的传奇作品《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记述过这件事，后来功利心切的他在新版作品中始系统的删除莱布尼茨的名字，不得不说这是牛顿抹不去的一个污点。

1684年，莱布尼茨发表了关于微分的论文，首次提出了微分符号dxdy。1686年，发表了关于积分的论文，首次提出了积分符号∫。他所创设的微积分符号，远远优于牛顿的符号，这对微积分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现在我们使用的微积分通用符号就是当时莱布尼茨精心选用的。

那时候，由于民族偏见，关于发明优先权的争论竟然从1699年始延续了一百多年。日不落拒绝使用莱布尼茨所设的符号而是采用牛顿的符号，导致在科技领域远远落后于德国。第二次科技革命也正是基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德国率先开始，如西门子、瓦特、法拉第鹤立鸡群，尤其是电磁感应现象、发电机、电动机等关键的技术在德国取得空前性的成就。

华为老总任正非在北大的演讲可谓振奋人心，发现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发现问题是灯塔，解决问题是实践，二者缺一不可。今天，关于华为5G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像极了当年的微积分发明权之争，何况华为5G技术已经被研究出来，美国应该坦然接受，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为任何因素而停滞，哪怕延缓都不可能。顺应潮流着生，违逆潮流着死，前车之鉴，后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