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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您好!中国“福”字的形成与“福”文化的演变

 牛虻01 2021-02-03

原创:文章首发于牛虻公众号

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诞生,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里,只有古代中国的文字一直延续至今。汉字不仅具有表音作用,更有一个完善的表意系统,这是其他三个文明古国的文字所不具备的。

伴随着文字的演变,古代中国人民用他们的勤劳与智慧,根据沟通交流与书写便利地需要,将文字不断地改进。与此同时,文字不但被注入不同时代人们生活的印迹,而且融入了他们的生活习惯与民风民俗。上个世纪,随着甲骨片的发现与殷墟考古的蜚人成就,以甲骨四堂为先驱的学人将如同天书一般的文字逐渐一一破解,就此确定古代中国的文明古国地位,同时将我国可以考据的历史推向了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时期。

文字是检验民族或文明存在的试金石,尽管我们扬言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但是,即使有《史记》为证,西方学术界仍然不相信夏王朝的存在,其中根本原因是夏朝没有被考古发现的书面记录或文物证据。文字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以“福”字为例,汉字中的“福”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意象。

“福”字的形成基本上遵循了中国汉字演变的历史规律。汉字的形成过程中,甲骨文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中国古代文字,西周考古出土的青铜器上留下了丰富的铭文,春秋战国时期不同的诸侯国使用当地风格的文字,造成同一种文字竟有多种写法的局面,直到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后,文字乱象才宣告结束。

近些年,考古发现了大批的简帛文书,综合来看,这时期的文字分为秦系简帛与楚系简帛两大类,篆书的隶变就是在这一阶段开始,并成熟于汉简。到了东汉时期,古文经学派代表许慎《说文解字》的成书,是篆书隶变的伟大成果,也是我们通向古代文明的桥梁,透过它,我们可以破译那些晦涩难懂的古文字、“死文字”。

同样,“福”字的发展基本上经历了大约三个阶段。首先是“福”字的造字阶段,介于甲骨文与金文之间,是“福”字本义的形成时期。第二阶段是战国末期到秦统一文字之间,是“福”字引申义延伸阶段,也是其字形由篆书向隶书过渡的阶段,这一重要性我们称其为“隶变”。最后,是“福”字的“法变”,隶书中的笔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变曲为直,变柔软为刚正,“法变”以“魏碑”为代表,到唐朝“颜筋柳骨”时达到了巅峰,可以说,“法变”开启了中国汉字的“近代化”,它让两千多年之后的现代人,甚至都可以认知秦汉简书。

一、中国“福”字的形成

(一)“福”字的雏形或本义

它由(示)、(酉)、(共)三部分组成

甲骨文中的“福”字,最早见于甲骨一期 ,它由(示)、(酉)、(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左边的“示”,它是用两块石头搭起的简单的祭台形状,以此来代表神明,有的“福”字甲骨文字形里加上短横或旁边加小点,表示祭洒之物。查阅《甲骨文字典》,我们会发现“福”的甲骨文写法有50多种。右边部分的“畐”是一个独体象物字,像早期的酒器“酉”。下边部分的“共”形为双手捧着器皿的动作,会供奉之意。总体来说,“福”字不仅是一个形声字,更是一个会意字。

通过比较已出土的甲骨文及在文中语境关系,可以说“福”字最早的寓意为:一个人双手捧着盛有酒的酒器,在祭台旁祭祀祈祷。《说文解字》中对“福”的解释是:“福,祐也。从示畐声,指天、神等的佑助。”

(二)“福”字的演变

在“福”字造字的过程中,可以确定的是同时出现的时候,意味着一种神圣的宗教仪式,或祈祷、或祭祀。然而,至于用什么样的文字符号来表示,却发生了变化。根据《甲骨文字典》统计的50多种“福”的甲骨文写法,我们不难发现,这么多种写法基本上限定在(示)、(酉)、(共)这三个造字的元素上,古人用排列组合的方法,将这三个元素进行有意或无意地组合。

根据生活习惯,古人造“福”字时也遵循了其中的风俗。通过分析与比较,可以发现其中的三个惯例。首先,是用单个的来代表“福”字,像这样出土的甲骨文大约有10个。其次,是用(示)和(酉)和组合,以(酉)为中心,祭祀的人可位于前后左右,这样便产生了至少四种写法,像这样出土的甲骨文大约有30个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有的甲骨文字中的有不同的点,寓意在祭台上摆放有物品,有的点位于祭台上方,有的点位于祭台下方。其中,有一种组合方法非常重要,即上下组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简牍的盛行,上下结构的竖排文字在书写时更便利,于是出现了秦系简帛与楚系简帛中所见的上下结构“福”字。

再次,是三者来组合,从出土的相关文物上,我们可以发现,发生了变化,发展出了 ,它的写法在殷商时期几乎成了一种主流写法。有一种说法甚至认为,篆文误将金文字形中的酒坛形写成“畐”。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甲骨文的“福”是一种动作的表达,即把祭祀的物品放在祭台上,向神灵祈祷,以祈求美好的愿望能够实现。

从殷墟第一期到第四期,甲骨文上“福”字的演变基本上朝着上面所分析的三个惯例来发展,可是到了青铜铭文上,“福”字变得更加多样化,尤其到春秋战国时期,文字的复杂程度正如那个复杂的时代。

根据考古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上的“福”字,通过它们的字形结构,也不难发现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铭文上的“ 福”字呈现三条发展脉络。主线以7、8、9、10为代表,辅线分别以2、3、4与20、21为代表。到了战国时期简帛出现以后,“福”字字形已逐渐趋向统一。尤其是秦系简帛12,几乎与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字形一样。随着秦始皇统一文字,汉字长期的混乱状况犹如长期的战乱局面一样被秦始皇所结束,到东汉时,由许慎编订的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的诞生,意味着由小篆上溯金文乃至甲骨文成为一种可能,同时也标志着古代中国文明的信史可追溯到3600多年左右。   

在已经被破译的甲骨文里,“福”字出现最常见的词组是“多福”、“永福”、“天睗之福”、“子孙永福”、“受福”等,表达了古人一种美好的愿望。将美好的愿望寄托于上苍,并通过甲骨文、青铜铭文传达出来的这样一种方式、一种行为,在古人眼里是一种神圣而不可亵渎的仪式,而这种仪式则是福文化最原始的表现形式。

(三)“福”字的“隶变”与“法变”

“福”字的“隶变”与“法变”,主要体现在书法上。汉字书法史上的“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是贯通中国上古文明、中古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桥梁。

从已出土的文物来看,“隶变”在战国末期就因书写便利的需要而产生了,例如中山王方壶9735。秦系简帛与楚系简帛的发现,证明了“隶变”在这时期已经大规模开始,不过书写文字还是以篆书为主。到东汉时期,由于造纸术的发明,人们对书写要求也大加提升,为汉字的隶变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例如睡地秦简146、66。另外,楚系简帛如14、15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其实里面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楚系简帛14、15是上下组合而来的,只是到这个时候进行了“隶变”,所以在“福”字发展历史上有些另类。“隶变”日臻成熟于汉简,质变于魏碑。

“法变”或称“楷变”,是汉字书法史上继“隶变”之后的又一大飞跃,基本奠定了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汉字字形,自魏碑开始,到钟繇才完成。钟繇是楷书(小楷)的创始人,被后世尊为“楷书鼻祖”,东晋时候的书法家二王,便是在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钟繇楷书《宣示表》,现藏故宫博物院)。

钟繇楷书《宣示表》,现藏故宫博物院

(四)“福”字涵义的演变

“福”字究竟有什么含义,最可信的文献资料是甲骨文与青铜铭文中“福”字在文中所承载的内涵,主要含义是一个人双手捧着盛有酒的酒器,在祭台旁祭祀祈祷,此处不再赘言。

除此之外,“福”字还具有哪些含义呢?首先,在《礼记·少仪》篇中说“为人祭曰致福”,在《周礼·膳夫》篇中说“凡祭祀之致福者”,这里的“福”指的是祭祀用的酒肉。其次,《礼记·祭统》中说“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韩非子·解老》中清楚明白地说道“全寿富贵之谓福”,贾谊《道德说》中认为“安利之谓福”,许慎《说文解字》对“福”字的解释是“福,佑也”,这几处“福”字则指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与“祸”相对立。另外,在《诗经·鲁颂》中说“亦其福女”,《左传·庄公十年》中说“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已将原来的名词动态化,指的是一种动作行为,意为“保佑或佑护”。“福”字从何时单独出来,独立作为一种文化意象,今人很难去考究,但不可否认,当“福”字单独出现的时候,它便自带光芒,意味着一种“福”文化的诞生。

福字本义是一种祭祀祈祷的行为,是一个人双手捧着盛有酒的酒器,在祭台旁祭祀祈祷。在发展过程中,人们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两层含义:一是将这种行为名词化,专门指祭祀用的酒肉;二是将这种行为形容化,指幸运的、理想的。今天,汉字中的“福”字所传达出来的意思,基本上运用于生活之中,同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文化意象,如福“字”倒贴、祈福祝寿、福星、画桃符、迎春牌等等。

二、中国“福”文化的溯源

(一)中国“福”文化的概念

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根本和归宿。福文化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伟大信念和不懈追求,是流淌在每个中华儿女血液里的精神力量。中华福文化是一个活的文化体系,它不仅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还体现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盼。福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不止是物质满足,主要是精神层面上的满足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福”一直是中华民族永远追求的生活主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福”文化分为“五福”,是古代中国民间关于福文化伦理观的一种说法。

《尚书·洪范》中记载“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寿”指的是一个人的生命长寿,没有发生意外而夭折;“富”指的是一个人富且贵,不仅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康宁”指的是一个人身体健康而且内心安宁;“攸好德”指一个人心性善良,万事万物皆顺其自然;“考终命”则指一个人可以善始善终,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并且以一定的形式礼葬。

另外,汉代桓谭在《新论》中说:“五福: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唐代陈子昂《临邛县令封君遗爱碑》中说:“家膺五福,堂享三寿”,宋无名氏《壶中天·念奴娇》中说:“一点光浮南极上,储作人间五福。”,元杨朔在《三千里江山》第十三段中说:“伐千山之佳木,造万世之室,后世子孙满堂,富贵功名,应天上之三光,备人间之五福。”后世对五福皆有发展,但基本上都没能超越《尚书·洪范》的范畴。

《老子》第五十八章中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指福与祸相互依存,互相转化。比喻坏事可以引发出好的结果,好事也可以引发出坏的结果,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福能变成祸,祸能变成福。这是一种中国传统福文化中的哲学观。这句话包含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唯物辩证法通常讲的就是“矛盾”(对立统一),老子所言讲的就是矛盾,而且是讲的对立统一矛盾。“祸”使人悲伤,“福”使人快乐,因此“祸”“福”之间是一个对立矛盾。然而“祸”又有可能使人吸取教训而产生“福”,“福”有可能使人乐极生悲而产生“祸”,因此“祸”与“福”之间又是一个统一的矛盾,例如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的故事。

(二)中国“福”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探析

“福”文化从最原始的祭祀求福,到后世复杂多样的文化意象,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分别为精神层面、物质层面以及行为层面。精神层面的“福”文化是以甲骨文所传达出来的象形、会意为内涵,主要表达的是一种富贵、长寿、好运、吉祥与安定的精神理念。物质层面的“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时代人赋予了不同的“福”文化内涵,并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实现,如年画、对联、砖雕、书法、刺绣、瓷器、陶瓷、手工艺等。行为层面的“福”文化主要表现形式有每逢佳节送祝福,每到春节贴对联、画年画等。

围绕精神、物质、行为这三个层面,每个层面又延伸出丰富多彩的“福”文化表现形式。如精神层面,进一步形成“祈福”、“祝福”、“贴福”、“赐福”文化。行为层面的“福”文化,主要以民间风俗为主,普通老百姓每逢丰收、婚恋、门神、节日形成了一种百姓日用而不知、施诸四海而皆准的“福”文化,这在中国“福”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物质层面的“福”文化,以年画与对联、书法为代表,形成了一系列类似于手工艺品的“福”文化载体。

无论是历史文献的记载,还是民间风俗习惯的传承,普通老百姓每逢丰收、婚恋、门神、节日都要进行庆祝,而通过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民间风俗已成为“福”文化的主要方式。

“祈福”文化,自“福”文化产生以来,一直伴随着普通老百姓。对上层统治阶级来说,通过祭天祀地,以求江山永福;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会在社庙稷庙或者自家的灶神菩萨面前焚香上供,磕头作揖,祈求风调雨顺、六畜兴旺、合家幸福。

“摸福”文化,则是指普通老百姓前往福地沾喜气或“摸”福字,以求沾沾福气、交好运。

“祝福”文化,每逢佳节,处于不同地域的亲人好友往往希望对方身体安康、生活幸福,由此,“祝福”文化便得以兴起并发展。“祝福”的形式多种多样,贺卡上的文字寄托、少数民族的泼水祝祷、红包、赠礼等,均可将祝福之情传递给对方。

“贴福”文化,是指每当过年的时候,千家万户在门窗上贴“福”字,喜迎新春。“赐福”文化指清朝时期,皇帝颁赐“福”字是每年春节特有的习俗,起始于康熙年间,后世皇帝纷纷效仿,岁岁遵行。

福文化是中华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潜移默化中,我们每个人都已然成为福文化的参与者与传播者。《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言简意赅地说国家的大事情,在于祭祀和战争。中国自古以来是农业大国,土地及谷物为最重要的原始崇拜物。

新石器时期已出现社稷祭祀,祭祀社稷是古代祭礼的一种,“社”代表土地神,古代又把祭土地的地方、日子和礼仪都叫社。稷,指五谷之神中特指原隰之祗,即能生长五谷的土地神祇,这是农业之神。

今天的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就保存了仰韶文化时期,陶罐盛满黍稷埋在土中献祭土地神的遗迹。到了周朝时期,社稷神成为仅次于昊天上帝的重要神祇,天子与诸侯每年春季祭祀社稷,祈求丰年;秋季祭祀,表示报谢。时至今日,民间习俗中还保留着“还愿”这样的习俗,尤其是当老百姓获得大丰收以后,定要祭祀还愿。

福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在婚恋上,婚姻是一个人一生之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婚恋也成为老百姓表达幸福感的一种形式

在《周礼·昏仪》篇中记载了婚嫁的礼仪:“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

这套程序虽然是上层阶级的文化,然而上行下效自古如此,因而在民间也流传了上千年。虽然婚礼的流程很复杂,但无不是人们对美好婚姻的寄托。

门神文化是中国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门神文化的产生,最早源于宗教崇拜,由于老百姓认知缺乏,因而在他们观念深处,门神不仅可以避邪驱鬼,而且可以保护门户平安。门神的形象,最早源自于《山海经》里的神荼、郁垒。黄帝据此创造了驱鬼习俗:“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这在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祀典》中也有记载。可见在汉代,每到除夕之时,人们都要在自家门前立桃人,门上画神荼、郁垒和老虎,悬挂苇索,起到“御凶魅”的作用。《山海经》记载:

“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 ,一曰郁垒 ,主阅领万鬼。善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

意思是:沧海之中,有一座度朔之山,山上有一棵巨大的桃树,桃树的东北枝有一个万鬼出入的鬼门,由神荼(shén shū)、郁垒(yù lǜ)两位神人把守,对于害人的恶鬼,他们就用芦苇绳捆住喂老虎。

汉代以后,由于桃人制作比较复杂,故而逐渐以桃木板代替,如南朝梁的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在桃木板上写上祈福禳灾的文字,或画上神荼、郁垒的神像,就成为了桃符。

这种桃符至宋代时还流行,如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引《皇朝岁时杂记》中记载:“桃符之形制,以长二三尺、宽四五寸的薄木板制成,上画以狻猊白泽之类,下书左神荼、右郁垒,或写春词。”

唐朝时期,门神画确定为秦琼与尉迟敬德。传说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常常深夜难寐,便让武将秦琼与尉迟敬德把守才觉得心安,后来他念及二位年事已高,就命人绘了画贴在门上,效果非常好。后来,这一故事传到民间,老百姓效仿,久而久之,便成为了一种风俗。

同时,唐代又出现了一位门神钟馗,他不但捉鬼,而且吃鬼,所以人们常在除夕之夜或端午节将钟馗图像贴在门上,用来驱邪辟鬼。经过千年的代代相传,贴门神画的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每逢新春佳节,我们都会看到普通老百姓家门口上贴着秦琼与尉迟敬德或钟馗。同时,唐末文人开始在桃符上题写诗句,后来逐渐演变为题写春联。到宋代时,宋人将桃符上画的门神改用纸印刷,演变为门神画、年画。 

中国福文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类型最多主要呈现在节日节气上。中国很多传统节日是普通老百姓表达幸福生活的重要方式,这些节日有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除夕等等,民间的节庆活动正好满足了老百姓对福的期盼与表达。尤其是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不只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也是燃烧烟花爆竹、饮屠苏酒的日子,另外,过年期间吃饺子、蒸年糕、贴春联、走亲戚、给压岁钱等风俗习惯已深入人心。春节贴“福”字,是新春非常浓重的一项仪式,除了正贴福字,还有倒贴福字,表示福气已到、幸福已到的习俗。同时,“福”字更是表达了老百姓对幸福的渴望,各种各样的“福”字,还有各种形式的《百福图》、《千福图》则是集“福”艺术的集大成,老百姓也喜欢将“福”字印在窗帘等生活用品上。

每逢佳节,一家人一起参加热闹的庙会活动,是最平淡的幸福。逛庙会,是一种既古老又新鲜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早期庙会是一种隆重的祭祀活动,后来在祭祀的基础上发展出集市活动,同时庙会上增加了娱乐性活动。到了唐宋时期,逛庙会的民间活动达到巅峰,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出现了,如圣诞庆典、坛醮斋戒、水陆道场等等。其后在宗教仪式上慢慢加了娱乐内容,如舞蹈、戏剧、出巡等等。这样,不仅吸引了信众,更让其他非信徒愿意参观。


三、中国“福”文化是如何传承与发展的?

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在《大学》篇中,古人提出了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先后关系,基本上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内在逻辑。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中国的福文化是怎么传承与发展的?《大学》篇说的很明确,主要是通过个人、家庭与国家这样三个主体来实现的。对个人来说,一个人的福气要根据他自身的情况来看,比如健康是福、知足常乐是福、吃亏是福。对家庭来说,“家和万事兴”,再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然后才延伸出其他的福。比如衣食是福、平安是福、长寿是福、家庭和睦是福。对国家社稷来说,一个国家或民族“国泰民安”便为上等之福,具体来说,风调雨顺是福,长治久安是福,民族富强是福。

究竟什么是福?这可能要涉及到幸福观的伦理学问题,可能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道家主张清静无为,主张顺其自然,返璞归真,过原始质朴和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儒家主张积极进取,内圣外王,要朝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人生轨迹来发展,这样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儒家孔圣人认为幸福就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孟子主张通过“养气”即养成谨守道义、凡事不动心的浩然之气,就可以达至幸福境界。到了宋儒哪里,直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后来戴震批判儒家“以理杀人”。

在佛教思想里,人生本无幸福可言,有的只是生老病死与各种各样的痛苦,而这些痛苦的根本来源在于原罪,即人的贪求欲望,对佛理、佛性的无知,要摆脱痛苦的“生死轮回”,达到幸福的彼岸即“涅槃”,只有灭除贪爱欲望,修行念佛。

对于单个个体来说,生命是存在之本,苏东坡说“已饥方食,未饱先止”,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即是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健康是基础。没有健康的身体,一个人即使拥有再多,也是枉然。没有了健康,幸福便失去了依托。

所以人们得出结论:健康是1,其他一切诸如金钱、财富、爱情、权力等等,统统都是0。生命在于运动,健康离不开锻炼、节食、规律的生活和愉悦的心情,每天锻炼一小时,长命百岁不是梦。

吃亏有时候也是一种福。正如老子在《道德经》里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很少会有人把吃亏当做是一种福,然而,有的人认为吃亏是一种福,能吃亏是做人的一种境界,会吃亏是处事的一种睿智。吃不吃亏,就像是福和祸的关系一样,随着条件发生转变二者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多吃亏,涨经验,总有一刻,吃亏会转会成一种福份。

还有知足常乐是福。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幸福与知足常乐好比一对孪生兄弟,欲壑难填是幸福的永恒对立。人的欲望越多,人的幸福指数就越低。一个人生活的幸福指数与其自身的生活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这一类人,他们不与别人攀比金钱和物质,不羡慕别人的权势与显赫,只按照自己的生活轨迹和人格操守工作创造,认认真真开心过好生活的每一天,让每一天都充满着阳光和快乐。如此以来,幸福指数就会在他们的心间日日提升,快乐就会在他们的身边时时环绕。所以说,知足常乐永远是提升幸福指数的一剂绝妙的传统良方。

对于家庭来说,“家和万事兴”,这是亘古不变的家庭主题。 《礼记·大学》篇中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延续,无论是大家族的家风家训,还是小家庭的言传身教,“家”“国”二字始终密不可分。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谈的是爱国爱家,舍小家、保大国,说的是对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的深情大爱,诉的是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展现出来的理想追求。

《管子·牧民》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饭吃有衣穿,这便是最简单的幸福。老百姓的粮仓充足,丰衣足食,才能顾及到礼仪,重视荣誉和耻辱。

这就是说,衣食是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如果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其他都是瞎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关于福文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平安是福”的观念体现出人们对和平安定生活状态的强烈渴求。在庄子看来,身上无痛苦,心里无烦恼,即是有福。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哪个家庭没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呢?因此,平安才是福。在曾国藩看来,“有势不可使尽,有福不可享尽”,意思是家庭平平安安才是福,当得势时不可挥霍完运势,不可享尽福气。

长寿也被认为是一种福气,长寿在甲骨文里,就已有此寓意,如“多福”、“永福”等,《尚书·洪范》篇中说:“五福:一曰寿”,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便是家庭最为幸福的时刻。

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来说,“国泰民安”是上善之福。家是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家与国始终休戚与共,二者同呼吸、共命运。一个国家,风调雨顺是福,老百姓安居乐业,年年都有丰收,岁岁皆有硕果,对内厘清吏治,对外纵横捭阖。既没有内患也没有外忧,对老百姓来说,便是最大的福份了,因为这样就不会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长治久安也是福,东汉班固的《汉书·贾谊传》:“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只有实现久安长治(或“长治久安”),才能达到太平盛世,“长安”一词正来源于此。

也正如秦始皇所期盼的那样,能够传至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总之,是希望国家能够永远“长治久安”。另外,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史说明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代代仁人志士先后向西方的器物、制度、思想方面学习,以图救亡图存,屡败屡战。所以,民族富强也是福。由于两次世界大战,西方文化被推到世界的风口浪尖上,世界各国有志之士开始反思人类文明的出路在哪里?

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之一梁漱溟先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里就曾断言:“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民族富强在时下更是中国梦,中国梦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天,“福”文化已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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