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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本期“古史新视野”栏目的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水域空间”。我国拥有的河流、湖泊数量众多,海 域广阔浩瀚,古人对所处地理空间中的水域环境,有切身的体认和长久的利用。因此,中国历史地理学 对这一学术领域的重视由来已久。本期所刊三篇文章中,孙靖国副研究员以明清之际的江河交界水域 地图为研究对象,探讨明代特殊的江海联防体系以及明清之际战事在地图上的反映,并指出传统舆图地 理信息的复杂性;黄河因其在经学中的重要性,是中国传统地理学的主题之一,张兴照副研究员结合传 统文献与现代历史地理学知识,对《禹贡》中所出现的两处“九河”进行研究,指出其系先秦时期黄河下 游尾闾漫流状态的反映;孙景超博士以唐至元大运河上的练湖水利工程为题,透过对这一时期练湖兴废 的考察,揭示出中国古代公共水利工程中国家漕运、区域水利与地方豪民间的利益博弈关系。本组文章 多面相地呈现了历史时期中中国先民对海洋、河流以及人工运河等水域地理的认识与利用,探讨水域空 间内的人地关系,展现了新的研究视野。(游自勇 孙靖国) 作者简介 孙靖国，1977年生，吉林省吉林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城市地理和地图学史研究。专著：《舆图指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国古地图叙录》，中国地图出版社，2012年；《桑干河流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刊发各类学术论文60余篇。 摘 要 与现代标准统一，完全科学化的地图测绘行为不同，中国传统舆图的绘制与使用往往依绘制者和使用者的需要而呈现各种不同的面貌，从而导致很多舆图所呈现的地理信息与绘制时代并不完全相符，甚至会叠加不同时代错综的地理信息，在对传统舆图年代进行判识时，这一点尤其需要注意。以往认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所藏“江防海防图”绘于明代后期，但经过仔细考证，可以发现其整体结构、地理信息和绘制技法虽然都源于明代后期的江海防地图，但若干细节证明其绘制于清代初期，从而进一步反映了传统地图绘制、使用和判识方面的实用性与复杂性。 中国绘制地图的历史由来已久，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绘制地图活动和成果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而今天所出土的马王堆地图等早期实物亦证明当时中国地图已经具有相当水准。与此同时，保存至今的传统舆图数量也非常丰富，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目录，仍需要学界进行国内外范围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中国传统时代没有统一的地图绘制机构，也没有通行于全社会的绘制规范，所以，在近代的投影测绘体系推广之前，相当数量的中国传统舆图的绘制都呈现个别化的特点，往往带有为一时一事而绘制的浓厚的实用色彩，很多地图并不一定追求地理信息的准确性与系统性，有相当数量的地图，尤其是一些著名地图的摹绘版本，或者是将前代地图完全照抄，或者是在照抄前代地图的基础上添加上当时的地理信息或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由于大量古代地图并不标注绘制者和绘制时间，这就给判定古地图的年代造成很大困扰。古地图地理信息的复杂性和层累形成的可能性，都提醒我们必须要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本文所研究的《江防海防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地图的形制与表现内容 《江防海防图》收藏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家科学图书馆）中，编号为264456，彩绘长卷，纵41.5厘米，横3367.5厘米，纸基锦缎装裱。地图由右向左展开，卷首自江西瑞昌县开始，沿长江向东，经今安徽、江苏沿江各地，至吴淞口后转而向南，自金山卫（今属上海市）至浙闽交界处而止，卷尾为福建流江水寨。图上所绘的主要政区城池有瑞昌县、九江府、湖口县、彭泽县、东流县、安庆府、池州府、铜陵县、芜湖县、太平府、南京、仪真县、镇江府、泰兴县、靖江县、江阴县、南通州、常熟县、海门县、崇明县、嘉定县、吴淞所、上海县、南汇所、青村所、金山卫、乍浦所、海宁卫、澉浦所、海宁所、杭州省城、三江所、沥海所、临山卫、三山所、观海卫、龙山所、定海县（总兵府）、后所、中中所（舟山堡）、霩�所（图上作霩衢所）、大嵩所、钱仓所、爵溪所、昌国卫、[石浦]前后所、健跳所、桃渚所、前所、海门卫、新河所、松门卫、隘顽所、楚门所、蒲歧所、[盘石]后所、盘石卫、宁村所、瑞安所、沙园所、平阳所、金乡卫、蒲门壮士二所（同城）等。 地图对沿江、沿海地区的山川、各级政区城邑、营寨、巡检司、墩台、烽堠、沙洲、岛屿等地物所表现的内容相当丰富，尤其是对水中的岛礁、沙洲、桥梁等记录甚详。在很多府州县、卫所、营寨和巡检司城垣符号处，还标注距下一处城邑之间的里距，有的很难测量，则用其他方式标注，如在浙江大嵩所处标注：“大嵩所，至钱仓所隔海”；石浦前后二所（同城）处标注：“前后所，至健跳所隔海”等。该图采用形象性的符号画法，各种类型的地物都有较一致的绘制方法，介于写实与符号之间。本图并未使用固定的方向，而是将长江与海岸作为基准线，方向随长卷的展开而转换。在江防部分，图卷自长江中游向下游展开，按照水流的方向，长江右岸总是在图卷的上方，左岸总是位于图卷的下方。而沿海部分，则海岸总是位于图卷的上方，海洋总是在图卷的下方，反映绘图人是从行船的视角向岸上眺望，这体现了中国古代绘制长卷式舆图的方位传统和表现形式。这样以长江和大海为中心视线，从长江出发向东，入海后再折向南，以内侧陆地恒在上，外侧陆地或水域恒在下的方位处理方式，在中国与世界古代地图中都比较罕见，目前就笔者所见，唯一与其相近者，只有明代的《郑和航海图》，亦是以长江以南、环绕中国及亚洲大陆的江岸及海岸为上方。 此图并未标注图名，亦未标注绘制者及绘制年代。其最早披露是在199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卷》中，该图集中披露了其中六幅彩色分图：瑞昌县部分、东流县部分、南京部分、舟山港部分、杭州部分和福建流江水寨部分。曹婉如先生对其内容和主要地理信息进行了研究，并根据内容拟定图名为“江防海防图”。2012年，笔者亦披露部分图幅。关于地图的绘制时间，图上并无标明，曹婉如先生指出：“图上靖江县尚为一沙洲，其编绘时间当在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之间。因《明史·地理志》关于常州府靖江县的记载是：‘成化八年九月，以江阴县马驮沙置。大江旧分二派，绕县南北，天启后，潮沙壅积县北，大江渐为平陆’。图上靖江县所在的沙洲即马驮沙”。笔者在《舆图指要》中亦采此观点。 最近，笔者在仔细审读此图的过程中，发现了可以佐证其年代的新地理信息，以及背后复杂丰富的地图学背景，故撰成此文，敬请学界同仁指正。 二、《江防海防图》祖本的推测 此图上并未标注地图的绘制者，或主持绘制者。但从其绘制内容与绘制风格来看，其中江防部分，与明代南京都察院操江都御使吴时来主持编纂、王篆增补的《江防考》附图非常相似。《江防考》所附的《江营新图》，亦以右为卷首，以册叶编排的形式，向左展开，形成“一”字型的长卷。《江营新图》卷首起自江西九江府瑞昌县下巢湖，卷尾为金山卫处的长江口和海洋，标注有“东南大海洋”和“海内诸山”，卷末处署名为：“游兵把总濮朝宗奉委重校”。两幅地图应该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关联，故作比较如下： 图1 《江防海防图》卷首“瑞昌县”与《江防考》附图 图2 《江防海防图》“安庆府”与《江防考》“安庆府”部分 将《江防海防图》与《江防考》所附《江营新图》相比，可以发现，整体而言，《江防海防图》的南直隶部分的绘制风格和地理信息架构与《江营新图》非常类似，尤其是在《江营新图》上，标注有“李阳河巡司至池口巡司六十里”与“池州巡司至大通巡司八十里”；而在《江防海防图》上，则标注为“李阳巡司至池口巡司六十里”与“池州巡司至大通巡司八十里”。两者均将“池口巡司”讹作“池州巡司”，说明彼此之间必定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 同时，两幅地图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风格的细节上，《江营新图》中，长江右岸（南岸）的城池、汛守、烽堠、山岳、寺观等都为正置，而长江左岸（北岸）的地物均为倒置，这是以长江主航道为观察点的视角。但《江防海防图》中长江两岸的地物都为正置。另外，河流、城墙等地物的表现手法略有不同，如《江防海防图》中河流为连续波纹，城墙未绘出雉堞与城楼；而《江营新图》中河流为堆叠波纹，城墙绘出雉堞与城楼。但也都比较类似，如在南京以上部分，城垣多以鸟瞰视角（两图鸟瞰视角不同），除正面城门外，其他各倒城门或向内或向外倒置；而在南京以下部分，城垣多以垂直视角，四面城门皆向内倒置。 两幅地图的地理信息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大体上来看，在大部分的图幅中，《江防海防图》的信息与《江营新图》相比，有一定程度的损失，也就是《江营新图》所描绘、表现的一些地物，《江防海防图》中并未绘出，如南湖嘴巡司、龙潭巡司、高资巡司、范港巡司、三丈巡司、许浦巡司、校场巡司、七丫巡司、顾泾巡司、三林巡司、戚木泾巡司、金山巡司、白沙巡司等，尤以江西部分最为严重。《江营新图》上所列出的道路里距数字，为大写；而《江防海防图》上则为小写。且《江防海防图》文字方面有较多鲁鱼亥豕之处，如将江西湖口县附近的“茭石矶巡司”误为“菱石矶巡司”；“龙开河巡司”讹作“开龙河巡司”；“黄茅湖”写作“黄毛湖”；多处“大孤山”、“小孤山”全部写作为“大姑山”、“小姑山”；“贵池县界”误作“贵洲县界”；“黄公庙”、“黄公墩”写为“王公庙”、“王公墩”；“无比墩”讹成“山比墩”等，不一而足。另外，《江营新图》上用文字注记的形式标出了各驻防汛地、各巡司之间的道里，以及一些军事布防需要注意的内容，但《江防海防图》则大半未录，但亦有《江防海防图》新增部分，如在南直隶扬州府泰兴县以南江段内注有“此处西洪江盐船出没之所”等，当是提醒阅图者明了此处当注意之军政要务。还有，在《江防海防图》上绘出了多条交通道路，这是《江营新图》上没有的。 三、《江防海防图》上地理信息的复杂性 关于此图所表现的年代，在根据江阴县马驮沙的变化确定年代的基础上，仍可以利用图中的一些细节将其时间范围进一步缩小，如图中“嘉定县”处有注文曰：“至太仓州三十六里”，据《明孝宗实录》记载：弘治十年（1497）正月，“巡抚南直隶都御史朱瑄奏：‘太仓、镇海二卫军民杂处，宜增设一州，割昆山、嘉定、常熟三县附近人民三百十二里属之，而领崇明一县’。下户部，覆奏从之。命名太仓州，隶苏州府”。则其表现年代当在该年之后。 另外，在南京以东的部分，也就是长卷的后半部，《江防海防图》有较多的增补与改绘，尤其是江中的沙洲。当是因此地系海防之重，局势随时代而变化，亦是因长江水势变动频繁，沙情水情变动较明显所致。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崇明沙的表现。《江防海防图》上的崇明沙洲与前面所引《江营新图》中所表现的“崇明县”部分相比，沙情区别颇大，《江营新图》中所标绘的沙洲数量较少，描绘颇为粗略，其上所绘出的平洋沙、长沙、吴家沙、南沙在《江防海防图》中亦有描绘。而《江防海防图》中则描绘得更加详密，但“营前沙”则付之阙如。另外，《江营新图》上，平洋沙与秦家村所在之东沙以及其西的登州沙、山前沙均未合并，而在《江防海防图》中，平洋沙、登州沙已经合为一个沙洲，在其上的左下角标注“旧崇明”，可见沙情之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江营新图》中的崇明县位于一未标名的沙洲上，揆诸方位，在平洋沙之南；而《江防海防图》则将崇明县城绘于长沙之上。由于崇明一带沙洲涨坍不常，变动极大，所以治所也历经多次迁徙，其大体脉络为：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设置崇明州，州治在天赐场提督所，位于与东沙相连的姚刘沙上。后因“治之南为潮汐冲啮，弗克居”，于至正十二年（1352）将州城向北迁徙十五里。永乐十八年（1420），因“其南复为海潮坍逼”，所以再迁徙到城北十里许的秦家符。后县治“旋圮于海”，嘉靖八年（1529），迁徙到马家浜西南。嘉靖二十九年（1550），因为“海啮东北隅”，所以迁徙到平洋沙上，三十三年修筑县城。万历十一年（1583），又因为“城之震隅复坍”，着手迁徙州治。又据《雍正崇明县志》，“万历十一年癸未，城东北隅复坍，知县何懋官卜地于新涨长沙，始议城基七里九分，既何懋官升迁，李大经继任，时值饥馑，减为四里七分，竣工于十六年二月”。“邑治：万历十四年，城迁今长沙，知县李大经复建。”可以明确万历十四年治所衙署已经迁到长沙上，并着手修筑城垣，十六年建成。 所以，《江防海防图》此图所表现的年代上限，应为崇明县城迁徙到长沙上的万历十四年（1586年）。其年代下限，则仍应为天启元年（1621年）。而《江营新图》之“崇明县”当为《江防海防图》上所标注之“旧崇明”，亦即嘉靖二十九年迁徙平洋沙之前位于三沙上的旧县城，则此图所表现的时代当为嘉靖二十九年之前。 图3 《江防海防图》与《江营新图》“崇明县”部分比较 但是，在《江防海防图》的吴淞江部分，标注有“宝山旱寨”，而在《江营新图》中，则标绘为“吴淞旱寨”。按，此城即明代的吴淞守御中千户所（宝山守御千户所）所在地。吴淞所，据万历《嘉定县志》宝山所城池条记载：“在县东南清浦镇，旧名清浦旱寨，洪武十九年指挥朱永建，……嘉靖三十六年更名协守吴淞中千户所，万历五年，……更名宝山千户所”。《江南经略》卷3上《宝山旱寨兵防考》：“宝山在嘉定县东南八十里依仁乡，洪武三十年，太仓卫都指挥使刘源奏建旱寨，名江东寨，着令太仓卫分拨指挥一员、千户二员、百户四员、额军四百名屯守防御。永乐中，平江伯陈瑄督海运，筑宝山于其地，因名宝山寨。正统九年，都指挥翁绍宗建砖城于寨左，遣太仓卫军守御崇明，遂委镇海卫军监管。后城渐圮，兵防亦废。嘉靖三十六年，复调太仓卫中千户所领军一千名屯守，改名协守吴淞中千户所”。《大清一统志》曰：“宝山废所，在今宝山县南。东北距海，西滨吴淞江。明洪武三十年建旱寨于此，正统元年筑城于寨左，嘉靖三十六年更名协守吴淞中千户所，后城渐圮，万历五年改筑新城于旱寨北，周二里有奇，更名宝山千户所”。 图4 《江防海防图》之“宝山旱寨”部分 所以，《江防海防图》中的“宝山旱寨”，透露出此图亦保留了嘉靖三十六年之前的地理信息，而《江营新图》则是体现了嘉靖三十六年之后的地理信息。所以，不能因为两幅地图之间相似之处颇多就认为彼此之间存在直接承袭的关系。很有可能，《江防海防图》的南直隶部分来自《江营新图》的某个稍早的版本，而根据当时的情形进行了增补与修改。 另外，《江防海防图》中南直隶沿江部分与浙江沿海部分画法基本类似，从墨色与笔法来看，可以推测是同一人同一时期完成的作品，应该是出于统一的目的而绘制的。尤其是通过将视角置于航道中心点，由长江向下游以及浙江沿海移动，以便将南直隶南岸与浙江海岸连为一线的画法，更说明是专门为表现两地的形势而绘制的。在明代历史上，江防与海防往往并举，但要么限于一省级单位之海防，要么跨多个省级单位，像此图这样仅包括南直隶江海防与浙江海防者，极为少见。应是出于特殊目的。 明代兼管南直隶与浙江的职官有二，一为浙直总督，二为浙直总兵。浙直总督的设置与沿革，详见靳润成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中的研究。大致说来，始置于嘉靖三十三年，罢于隆庆元年。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始设浙直总兵，命南京中府佥书署都督佥事刘远充总兵，总理浙直海防军务。此为第一任浙直总兵，驻地为临山。“总兵都督一员，镇守浙直地方，备御日本，保安军民，原议开府本卫，今更镇定海要区，凡浙直之事，一皆总之”。根据《明会典》的记载，“总兵官，嘉靖三十四年设，总理浙直海防，三十五年改镇守浙直，四十二年改为镇守浙江。旧驻定海县，今移驻省城”。由前面的材料，可知浙直总兵设置于嘉靖三十四年，统辖浙江和南直隶的海防，备御倭寇。到嘉靖四十二年，浙江与南直隶分镇，浙江单独设有总兵。在这段时间内，浙江与南直隶的江防海防是统一管理的，所以，此图很可能有一原图，是浙直总督或浙直总兵在当时南京都察院等机构与浙江所辖机构所掌管地图的基础上编绘而成。 四、地图上清代的地理信息 整体而言，《江防海防图》上的政区建制信息，几乎全部是明代的，如“南京”，又如在乍浦镇巡检司右侧，有一行注记：“北至南直隶金山卫界”，这都是明代的提法。但是，在《江防海防图》的崇明部分，除了用墨线勾勒，内涂土黄色的色块表示各沙洲之外，还绘制了一条青色的色带，绵延连接平洋沙、平安沙、三沙、虾沙和县城所在的长沙。在地图的上方，也就是图中的右岸（南岸），从镇江府城西的“京口闸”开始，向左（东）一直到南直隶与浙江交界处，在江南密布的港口与长江交汇处，绘出了大量的青色拱形，搭在港汊两岸上，有若干处上面标注有“坝”字；同时在某些港汊出口，也绘出了黄色的桥梁。这些地物，在《江防考》的《江营新图》中并未绘出，可见是绘制者需要重点表现的内容。 在《康熙崇明县志》中，记载了一条堤坝的名称：“陈公坝，在东阜、平安两沙之交，即文成坝。邑侯陈公慎筑，长二千八百二十四步”。此处的“邑侯陈公慎”，即清代的崇明知县陈慎，在同书中记载了他修筑此坝的信息：“陈公慎，字怀盖，顺天文安县贡生，顺治十年五月任。本年岛寇张名振攻城，亲冒矢石，血战死守。次年五月，寇遁，抚集流亡，百计善后。十一年冬，寇复至，令民起义，杀贼焚舟，措饷请援。次年冬，复遁。从此筑坝廿里，联合平洋沙，贼不敢犯”。 关于此坝，时人吴伟业专门撰文记载： 崇明僻在海东，平洋沙又居崇之西，实旧县也。亡命出没其间，升平时且以为忧，自逆氛大作，朝议移郡帅御之。会关中梁公化凤有克复云晋功，被浙东之命，未及行而郡帅罢镇，督府以公著有成绩，欲倚以办寇，便宜俾之摄理。公渡海甫十日，岛寇张名振犯堡镇，围高桥堡。公皆迎击破之，先后斩、俘及溺者三万有奇。寇将遁，公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从小洪进兵，身率步骑，以火攻烧其栅，沉其五舟，寇大溃走。其渡平洋也，召诸将指示曰：“此距城五十里，我多留兵则不能，少留兵则不足。中隔海洪，骑难飞渡，联以长堤，则寇䑸不得泊，而我骑逞于康庄矣”。询谋佥同，揆日戒众。是夜，恍惚若有神导之者；质明，见糠粃着水面，如切绳墨，爰循其迹，版筑斯就。公喜曰：“天所赞也”。明年春，天子命公以都督佥事充江南总兵官，设水师一万以属之。公仰思委任不敢怠，筑土城以固屏障，设斥候以严徼巡，列树以表道途，置亭以休逆旅，凡可以左右是堤者，次第修举。复建龙王庙于其上，邑之老幼来游来观，皆惊顾叹息，以为类鞭山驱石所为，非人力可及。是役也，起于十一年甲午之腊月，竣于十四年丁酉之三月。督府郎廷佐、中丞张中元俱行部，以观厥成，乃分条其经始月日，并诸人之与有劳者，以闻于朝。玺书下所司，褒宠焉。伟业史臣也，家近海东，于是堤实有嘉赖，故狥诸护军及邑人之请，为文以记实云。 而据吴标所记：“崇治之西北三十里，曰坝头，昔固波涛澎湃，岛寇连䑸啸集之薮也。筹边者发填海之策，筑堰十余里，联属平安、东阜两沙。寇遁之后，即建龙王宫一所，以镇压其上。瞬息之间，几疑海市蜃楼矣。犹忆二十年前经过此地，凫雁缤纷，蒹葭淅沥，正沧海渐变桑田时也。……抑闻形家者言：坝形蜿蜒象龙，楼为龙首，引江海灵秀之气，凝聚而翕受之，实为吾邑文运所关”。可见吴标文中的“坝”，应即吴伟业笔下的“海堤”，因二者都联络平安与东阜两沙洲，且上都有龙王庙。又，龙王庙，“一在文成坝西，距城四十里”。也符合吴标文中“楼为龙首”之说。 按梁化凤，顺治六年，在平定大同等地的反清战争中以战功授副将。八年，以军功升为都督佥事，管江南芜采营参将事。十二年，任浙江宁波副将。“明将张名振屯崇明平洋沙，总督马国柱檄化凤署苏松总兵。名振攻高桥，化凤驰赴战，迭击败之，遂复平洋沙”。十三年，为都督佥事，充镇守江南苏州等处总兵官。十四年，加都督同知，“统率抽调各营官兵一万名，改为水师，仍驻防崇明。两协设副将二员，各统水师二千名，驻防吴淞。游击六员，各统水师一千名，分泊崇明各沙，俱属水师总兵梁化凤统辖。”十六年，统率马步官兵三千余名援救江宁，与南明军队作战。十七年，“升江南苏松水师总兵官梁化凤仍以太子太保左都督，充提督江南苏松常镇等处总兵官”。十八年，改为江南通省提督。康熙十年去世，谥敏壮。关于他修筑堤坝之事，《清史稿》亦专门记载：“十三年，真除苏松总兵。化凤以平洋沙悬隔海中，戍守不及。沿海筑坝十余里使内属，并引水灌田，俾海滨斥卤化为膏腴”。“时平洋沙阻隔海洪，公（梁化凤）令筑坝填塞，寇乃失险而去”。 另外，根据《雍正崇明县志》记载，“李廷栋，字协宇，沈阳人，深沉有胆，顺治十二年援崇。南寇张名振围高桥洪土城，公提兵冲突，斩一千余级，寇退，议筑坝善后。” 《康熙崇明县志》中记载了顺治年间张名振率军进攻崇明沙洲的情形： 十年九月初一日，南寇张名振、顾忠、阮四等各统舟百余，泊排沙洪。十一日，犯施翘河，守将吕公义率众出城御之。……十八日晚潮，贼舟西抵高桥洪。……二十三日，贼据平洋沙，分䑸泊大安、山前各沙。……贼舟泊平安沙小洪，无地非南寇已。……（十一年）五月初三日，贼䑸南遁。十一月二十七日，南寇张名振等复据平洋沙。……（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定海总兵张洪化率船二百五十只投䑸。振之长技在水，时城中有浮桥渡洪之议，众欲解散。……二十日，筑便民河坝，以贼炮击中止。……（七月）十七日，大筑沿海马道，以便冲击。……十一月初七日，整兵过平安沙洪，贼半渡邀击，彼此互伤而还。……二十八日，贼复南遁。……是日，知县陈公慎命兴工大筑文成坝，内外二沙大起民夫，外沙民更力。十二月初六日，坝工成。 按：东阜与平安两沙，中隔小洪，十里许，名振泊船于此，号安乐潭。贡生施文建言筑堤，联为一脉，使贼失险。逾年工成，夹堤栽以桃柳，遂成胜观。知县陈公慎命名“文成”，取“偃武修文”意也。 所以，梁化凤所筑之堤，应即陈慎所筑之文成坝。顺治二年（1645），清军先后占领南京城和杭州城，俘虏南明弘光帝和监国的潞王，控制了江浙等地。之后，鲁王朱以海称监国，在浙江沿海坚持抗清，并多次进入长江。顺治十年（1653）八月，南明将领张名振、监军兵部侍郎张煌言带领五六百艘战船渡海北进，到达崇明一带。南明军队占据平洋沙等沙洲，围困崇明县城长达八个月之久。顺治十一年正月，张名振等部明军战船到达瓜洲，在金山上岸，登金山寺向东南方向遥祭明孝陵并题诗。三月，在扬州府属吕四场登岸。三月二十九日，张名振等率水师六百余艘再入长江，直抵仪真。九月初六日，张名振部水师进抵上海县城下，十二月，张名振等率军乘船四百余艘入长江，直抵南京郊外的燕子矶。是所谓张名振三入长江之役。如前所述，张名振所率军队占据了水师的优势，他们不但占据平洋沙，而且利用战船的优势包围各沙洲上的清朝军队。而清朝军队更擅长陆战，尤其是骑射，为了便于陆地上的联络，清军采取“筑便民河坝”、“筑沿海马道”的策略，“以便冲击”，而明军则尽力阻止。梁化凤亦是在该年署理苏松总兵，率军与张名振部作战，随着张名振军队的撤退，得以于顺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开始修筑文成坝，十二月六日修成。至于吴伟业文中“竣于十四年”之说，应是顺治十二年于战时临时修筑，之后又有加固之举。 《江防海防图》上所绘制的梁化凤、陈慎在崇明所修筑的堤坝，反映了清朝初期，张名振、郑成功等部南明军队占据水上优势，清朝为发挥陆战优势而采取的措施。这也反映了当时的普遍情况，顺治十三年六月，清政府下令： 敕谕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督抚镇曰：“海逆郑成功等窜伏海隅，至今尚未剿灭，必有奸人暗通线索，贪图厚利，贸易往来，资以粮物。若不立法严禁，海氛何由廓清。自今以后，各该督抚镇着申饬沿海一带文武各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或地方官察出，或被人告发，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缉，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凡沿海地方，大小贼船可容湾泊登岸口子，各该督抚镇俱严饬防守各官相度形势，设法拦阻。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如仍前防守怠玩，致有疏虞，其专汛各官即以军法从事，该督抚镇一并议罪。尔等即遵谕力行。 据此可以推测，《江防海防图》上所绘的长江入海口一带港汊出口处的蓝色“坝”状地物，很可能反映了清初为了遏制南明军队由各港汊进入内陆之举。 那么，《江防海防图》是何人所绘呢？如前所揭，此图的地理信息架构为明代后期，除崇明和长江下游的堤坝外，并无清代信息的痕迹。除“南京”与“南直隶”等带有鲜明明代色彩的地名之外，若干在明代末年就已经裁撤的巡司也标绘于图上，如天启四年裁撤的南湖嘴巡司、天启二年裁撤的龙开河巡司等。再如浙江，顺治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定浙江经制官兵”，其中沿海部分为：“定海总兵官标兵三千名；中军游击一员，兼管中营；左、右两营游击各一员，中军守备各一员，千总各二员，把总各四员，台州水兵三千名，海中、海左、海右三营。中营随镇驻定海，左、右二营分驻台、温要口，游击各一员，中军守备各一员，千总各二员，把总各四员，镇标旗鼓守备一员。宁波副将一员，兵二千名，中军都司一员，兼管左营，右营都司一员，中军守备各一员，千总各二员，把总各四员。绍兴副将一员，兵二千名，中军都司一员，兼管左营，右营都司一员，中军守备各一员，千总各二员，把总各四员。台州副将一员，兵二千名，中军都司一员，兼管左营，右营都司一员，中军守备各一员，千总各二员，把总各四员。温州副将一员，兵二千名，中军都司一员，兼管左营，右营都司一员，中军守备各一员，千总各二员，把总各四员”。而图上并无任何反映，其标绘在定海城的“总兵府”，更似是明代的浙江总兵府。又如舟山，系鲁监国抗清基地，南明与清朝之间多次争夺，顺治八年，清政府从浙闽总督陈锦疏：“舟山设陆兵一千名为中营，水兵二千名为左右二营，以定海水师左营、钱塘水师左营及提标定镇标兵调补。总统副将一员，每营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中营游击即兼管副将标下中军事。其钱塘水师左营已留舟山所有，右营应改为钱塘水营”。顺治十三年八月，清军再次占领舟山。并将舟山城拆毁，“惟是弃舟山之时，毁城迁民，焚毁房屋，当日虑为贼资，是以惟恐不尽。职查舟山旧城周围五里，仅存泥基，砖石抛弃海中”。但在图上，仍是标绘“中中所、舟山堡”，可见此图是为了表现清代初期南明与清朝军队在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作战的地理形势，尤其是长江入海口一带的情形而绘制，因其重点在于后者，且战时紧急，遂根据现成的明代后期浙直江防海防地图摹绘而成，年代当在顺治十四年之后，其下限当在康熙初年鲁监国、张煌言相继去世，对清朝东南沿海的威胁解除之时，很有可能，是在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张煌言长江之役前后。此图的笔法较为一般，似是军队或衙署中的普通画师或官吏所绘。 最后，由于《江防海防图》所依据的版本不明，所以在图中最为特殊的崇明沙洲部分，亦有可能是地图最后绘制时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了调整，如果是这样，那么所依据的地图可能还要早于《江防考》之《江营新图》，更增加了此图地理信息的复杂性。 五、《江防海防图》的史料价值 如上文所梳理，《江防海防图》系清初时人根据明代的江海防地图摹绘并根据需要增删而绘制，而崇明的沙洲是其表现的重点，那么，这幅地图就可以作为崇明沙洲变化的重要史料。关于崇明沙洲变化，据学者研究，明末清初是崇明岛大型沙洲合并完成的最后阶段。明代的万历和清代的康熙两部《崇明县志》是这一合并时期重要的资料，但从沙洲形态来看，这一时期沙洲坍涨变化情况非常迅速，仅以《万历崇明县志》为例，其卷一“沙段”中所述的沙洲情况，与卷首的“崇明县舆地图”中所描绘的沙洲情况已有所不同，如“沙段”中谓：“小团沙、孙家沙、白蚬沙、县前沙、南沙、竹箔沙、仙景沙，已上诸沙，向皆分列，波涛汹涌，今系联络成沃壤矣”，但在“崇明县舆地图”中，仙景沙却还是水中的独立沙洲。沙洲名目亦有较大参差。《读史方舆纪要》中亦引用《万历崇明县志》中的资料，但也有很大差别，可见当时沙洲演变速度之快。《江防海防图》中所绘沙洲情形，与《江防考》之《江营新图》及上述各图志均有不同，应是研究崇明沙洲变化的重要史料。 从地图学史角度来看，《江防海防图》也有独特的价值。目前无法推断其绘制者属于哪一方，若为清朝官员，则是其因战事紧急，主要表现长江口一带形势变化，所以其他部分直接照抄明代地图；若为南明一方，那么沿袭明代制度更为自然。无论如何，此图保留了明代后期地图的特色，并可以发现与《江防考》之《江营新图》等明代江防地图之间的联系，反映了中国古代舆图绘制的一个侧面。由于中国古代舆图往往不标注绘制者和绘制年代，所以我们今天对古地图年代进行判识，往往通过其所表现的地物来进行判识，这种做法的一个前提就是地图上的地物应该是成系统而且是同一时代，这样的地图也为数不少，如明清时期中央和地方衙署中所绘制的边防地图、海防地图、河工图、海塘图等，尤其是那些需要向上级乃至中央政府汇报情况而绘制的地图。但在个人或临时使用的情况下，由于涉及到广大地域的地理信息相当庞杂且专业性高，一般人难以获取成体系的最新信息，所以只能根据已有的地图进行摹绘，无暇、无力也没有必要严格地将其上的地物通通改成当前的情况，只要地图可供使用就可以了。而即使是某些官方绘制的地图，也往往可能因转绘自较早的地图，而带有浓郁的前代风格，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陕西舆图》，以往依据其明显的明代风格而认为绘制于明代，但李孝聪教授发现其上却有清代的地理信息，据此推断此图可能绘于康熙二十四年，而后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亲临宁夏巡边，又在图上增加了注记。所以，在判断地图年代时，一定要考虑到地理信息的复杂性和层累可能，不能只依据图上的部分地理信息而遽下定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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