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鲁迅原名周树人，“鲁迅”二字是他发表《狂人日记》时使用的笔名。
当初，周树人先生弃医从文，志在用笔墨文章唤醒沉睡的中国人，但他回国后却一次又一次被现实打败，渐渐失去了斗志，便在教育部做了一个朝九晚五的公务员，循规蹈矩，意志消沉。当时，钱玄同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他与周树人、周作人都曾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尚有几分同门之谊，所以经常向周氏兄弟约稿。弟弟周作人热爱文学，每次被钱玄同约稿都欣然接受，并很快交出满意答卷。哥哥周树人则不然，他每天除了上班就是抄古碑，对文学创作丝毫提不起兴趣，因为他认为，写作救不了中国人，没有什么意义。1917年8月，钱玄同与周树人在补树书屋的老槐树下开启了一场改变历史的谈话。周树人答：“如今的中国就好比一个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如果有人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反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的话切中要害，打动了周树人几近死灰的心，唤起了他沉睡已久的创作欲望，使他写出了振聋发聩的不朽名作《狂人日记》。1918年5月15日，周树人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以锋利的笔触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狂人日记》一经发表，文坛震动，反响强烈，周树人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文学救国的康庄大道，成为文化革命的领军人物。“鲁迅”也代替“周树人”，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这么看来，钱玄同也算是对鲁迅有知遇之恩的伯乐了，但是，他们的关系并不好，甚至可以说很糟。其实从一开始，二者之间就不太合拍，钱玄同欣赏鲁迅的才华，却并不喜欢鲁迅这个人。以性情而论，钱玄同与周作人的关系更好，所以后来周氏兄弟反目，钱玄同选择站队周作人，与鲁迅则是愈行愈远，几乎成了仇人。1929年5月，钱玄同与鲁迅在孔德中学相会，钱玄同主动问道：“你的名片还是三个字吗？”鲁迅轻蔑一笑，回答：“我的名片从来不用两个字的，或四个字的。”
钱玄同，号疑古，喜欢效仿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自称“疑古玄同”，他的名片上用的便是“疑古玄同”四个字。鲁迅此言，就是讽刺钱玄同故作玄虚，名片上用四字名。事后，鲁迅在《两地书》中提起这次不愉快的碰面，评价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钱玄同比较胖，鲁迅常抓住这一点进行嘲讽。钱玄同得知后，对鲁迅更加不满，只说：“你要讨厌，那就讨厌去吧，以后不见就是了。”钱玄同年轻时，曾有过激言论：“人过四十，就该枪毙。” 与此同时，他还反对辩证法，曾公开表示：“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这两件事后来被鲁迅抓了小辫子，又酿成了一桩是非恩怨。话说，钱玄同到了40岁，混得相当不错，当了北大教授，有钱有地位，自然不想去死，于是就选择性“忘记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但是，钱玄同“忘记了”，鲁迅可帮他记着呢，特地写了一首打油诗加以讽刺：钱玄同也很无语：我就是胖了点，用得着这么反复人身攻击吗？钱玄同对鲁迅的怒气越来越重，但他不太喜欢公开回怼，只是在日记中发泄道：“购鲁迅之《三闲集》与《二心集》，躺床阅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总是那一套，冷酷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
另外，钱玄同还总结了鲁迅的三大致命缺点：其一是多疑；其二是轻信；其三是迁怒。平心而论，钱玄同对鲁迅作品的非议是有失公允的，但是，他总结的鲁迅三大缺点倒也并非完全是凭空抹黑，比如“迁怒”一项，钱玄同就给出了具体例证——谁要是与鲁迅的敌人交好，他就一并厌恶了，比如顾颉刚与鲁迅本无仇怨，只因与钱玄同走得近，就被鲁迅记恨了。
若论后世知名度，钱玄同远不能和鲁迅相比，中国人没有没读过鲁迅作品的，却鲜有人知，如果没有钱玄同，今天的中国人就“无缘享用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之恩泽（周总理评语）”。
不过，钱玄同也有完胜鲁迅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儿子叫钱三强，大名鼎鼎的“中国原子弹之父”。在这一点上，其他所有民国大师都只能自叹弗如，包括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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