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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认识很多加入了作家协会的人，与他们中的有些人关系处得还算不错，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加入到这个组织中去。尽管一度，有人劝过我加入，我也知道加入到这个组织会给我带来某些实际上的好处。一个最明显的好处是：它可以让我的父母亲，尤其是母亲相信，她的儿子的确是诗人，不是只知道混混噩噩混日子，工作都丢了的无赖，从而减去她心中的疑虑和总是存在着的担心。但我仍然没有想过要加入。在我看来，这个由学习前苏联制度经验而建立起来的作家协会，它只能被称作“什么屌玩艺”。因为它一方面全面体现了政府要监管作家的意图，另一方面，由于它具有的豢养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性质，从两个方面使得自己成为文明社会中最丑陋的存在形式之一。而从它存在迄今的几十年时间里，让人看到的情况是，有多少写作者在其中变成了制度机器中没有独立品格、自由意志和一事无成，但又在充当政府的吹鼓手时飞扬跋扈的人。即使其中有少数人没有变成这样，但作为利益获得者，也使自己变得小心谨慎，写作上被众多禁忌束缚，而成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 这就是我在读到关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家协会资料，看到今天作协状况时的感慨。作为一个从来没有深入到这个机构内部的人，仅仅作为旁观者，我亦不能不为历史以惨烈的面目呈现在我面前，现实以无聊的形式向我展开，而感到一丝揪心的疼楚。我甚至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有作家协会这样的组织，存在于被普通人们认为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不少作家内心中丑陋的一面，就不会那么血淋淋、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不会让我们听到一件又一件关于作家的恶俗事情的发生。因为，如果仅仅是由于热爱写作而投身到写作的事业之中，仅仅是依靠个人的写作才能发表作品，不卷入带有世俗利益的事物纠缠中，人与人只是没有现实利害关系地交往，那么很多人也就会没有必要，亦不会做出那些被称之为与权力、利益纠缠不清的事情，也不会做出以献媚的方式向权力低头的事情，譬如上一个世纪五十年代周扬等人面对着昔日一同写作的朋友时做下的那些痛下杀手的事情，舒芜为了自己度过危机出卖朋友的事情。尽管这些事情最后被打上了世界观之争的色彩，好像很堂而皇之。或者说具有为了活下去，不得不为之的色彩。但是，谁又能够说在他们的行为中没有对权力的献媚呢？ 所以，当很多人以理所当然地认识中把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归结到制度结构下的作协本身的存在形式上，虽然这是对的，但我仍然觉得还不能全面地说明问题，我想到的是：为什么会在这样的形式出现后，有那么多的人以热衷的态度加入进去呢？信仰可能解释其中的部分原因，但是对名利的欲望也可以解释另外的很多原因。因为，在以阶级、身份区分人的尊卑的社会中，一种身份的确立毕竟是能够带给人社群划分和实际生活以好处的东西。那么，人性中的丑恶，以及在一种强大的权力结构中人性的软弱，它们会不会也是支配一个人最终选择加入到这样的组织中去的因素呢？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当一个机构的存在表面上给与了加入他的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和利益保证时，它带来的并不仅仅是这个机构宣扬的，将使每一个加入其中的人更好地做什么，而是使人看到在利益博弈中可能获得的方便和好处。这一点就像人们从来没看到作协如它宣扬的那样，帮助过人成为伟大作家——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它帮助的不过是让一些依附于他的人获得了实际生活的好处，这些好处不单是物质意义上的，还有着社会身份意义上的。瞧一瞧那些享受着各种特权的作家协会领导就吧。 事实实际上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几十年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看到作协以什么样的方式——尽管它设立名目繁多的文学奖项——向一个国家的人民提供出了与它庞大的组织相符合的文学结果，不是那种带有阶段性意义，体现了一个时代真正面目的文学，而是那些能够被称为文化遗产的，具有普世享有的价值的文学了吗？尽管作协的确时时在宣传自己做了哪些事情，也不断呼吁加入它的人写出与时代的发展变化相称的伟大作品，甚至还为一些加入其中的人提供着物质上的帮助，像让一些人成为什么也不干的专业作家、合同制作家，以及建立青年作家培养机制，不停地花钱举办各种名目的文学创作研讨笔会，甚至组织人出国与其他国家的作家交流等等，但真正的结果仍然是，从来也没有因为作协的支持和帮助有人就写出了伟大的作品。而相反的是，在今日中国人们看到的情况是：任何一个写出了有价值的作品的作家，包括诗人、小说家、批评家，其文学的成果都并非来自与作协的关系，而在于他们自己的努力。明确的事实是：反而是那些越远地疏离作协的作家、诗人，写作的结果越是在事实上接近好。这几乎成为了一种定式。 而这是为什么？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写作从来都是人的个体灵魂的活动，它的基本特征是独自地与世界较量、探究、寻找与发现，它要求的是写作者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真正地对人性的性质、以及对人具体生存的社会现象，以及人的遭遇的分析、解释与评价上。也就是说：它带有发现问题的性质（由于人类社会发展仍处于阶段性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而谁都知道，要想做到这些，时间、注意力这样的前提，永远是一个写作者必须保证的基本写作前提，从来没有谁能够超越这一点，哪怕他被公认为是旷世天才，譬如郭沫若这样的确在文学、历史领域显现了大才能的人，在他身上就最充分的让人看到作协带给了他什么。这样，一种所谓由组织给与的外来的控制、支配，和帮助，肯定不符合写作所要求的基本规律，对人的写作的影响显而易见。何况，如果像作协这样的组织还由于它的世俗化权力附庸性质，总是把写作者拉入到对那些与写作无关的事物的关注中去，使得写作者最终没有办法全神贯注地做事，在这样情况下，要想得到有价值的收获，结果当然可想而知。而且在最不正常的情况下，它还会带来对写作者作为人的基本品质和利益的伤害。 所以正是这样，不管热衷于作协存在的人承认不承认，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早已发生过。当年，这些事情发生在胡风、艾青、丁玲这些人身上，曾经使人惊怵，也使得他们写出更好的作品的可能性被彻底断绝。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遭遇中最大的，也可以说成是悲剧性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本身也是这一组织存在的始作俑者，我们可以将他们看作不过是一场权力的角逐中的失败者。他们的遭遇的悲剧性质，不过是在于他们没有看到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存在的绝对权力之手挥动的风向旗指向哪一方，没有真正地理解自己被卷入其中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还想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因而我们没有必要作为后来者为他们的命运表示同情。我在这里也不是向他们表示同情。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事情的发生，真的会让人每一次想起都唏嘘不已，觉得之所以最后情况变成这样，正在于他们把自己与一个组织的存在联系了起来，使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员。正因为这里面存在着主动的选择的因素，那么承担这样的结果也就是他们命运中的应有之意了。何况，如果当初没有他们的热切赞同，这一组织也许还不会那么强力地发展。 所以到了今天，阅读他们的遭遇虽然让人感叹，但这还不是最让人感叹的。最让人感叹的是，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历史教训，但当强制性意识形态已经开始弱化的情况下，今天，作协仍然被一些人看作可以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庇护所，能够满足他们对假想的作家身份的认同，如果不能获得一个作协会员的身份，他们就对自己是不是作家感到怀疑，在向人们谈到自己的写作时就不那么理直气壮，并对其他人在作协获得的利益非常羡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一方面，存有这种心态的人本身的写作的确有问题，缺少真正的质量支撑；另一方面是因为几十年的时间里，作协的确已通过自己的行为向人们表明：它具有利益分配的条件和权力。而这样的条件和权力就是：它的确能够从物质上给予进入其中的人好处。是的，今天如此庞大的作协机构，已经成为不少人终身物质生活的保障地，在里面他们的吃、住、行都可以得到满足。对于这些人，作协不是其它的什么，它的确是关乎到有没有吃、住、行条件的，具有保护伞性质，就像福利院的地方。而写作不过是当初他们为了进入这样的组织的敲门砖而已。但我对有些人以这一点为自己辩护没有兴趣。 也许，我这样的说法过于严厉。实际的情况是：仍然有不少人认为他们加入到作协后，并没有改变自己对写作是什么的原初认识，仍然在按照自己对文学的认识在写作。他们不过是觉得进入到这样一个以“作家”命名的专业组织中，可以让自己更有条件的从事写作，而不必为生计发愁，或者成为一个作家才名正言顺。他们认为，在一种良好的生存保证下，自己可以真正地安下心来创作。不能说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有什么不对。人们总是希望有更好的条件生活。但结果真是这样的吗？至少到目前为至我没有看到。相反，我看到的是，对这种条件的依赖，使得不少曾经被认为有可能写出有质量的作品的作家，不得不在写什么的思考中左盼右顾、小心谨慎，生怕一时没有做好便让组织不高兴了。最终为了保全已经得到的利益，他们不得不放弃很多东西。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不想用有得有失来评价他们。我认为：恰恰在这样的问题上，得失的价值比是明显的。当一个作家不是从写作本身需要的内部因素考量问题时，问题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最具有本质意味的变化，这就是：它已属于“非写作”。问题的可悲性在于，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在振振有辞的辩解自己的选择是有道理的。 而正是意识到上面说的这些，对作协我从一开始写作便抱着与之无涉的态度。因为对我来说做一个自由的写作者，不仅仅意味着可以不受到干扰地按照自己的心愿写作，还在于让自己不至于陷进加入到一个组织中可能逃避不了的制度义务，以及逃避起来很难受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复杂的人际交往网络关系。我把这些看作写作过程中的陷阱，搞不好，对于我而言，这不单要使自己可怕而耗神的应对，还很可能破坏写作所需要的对语言、形式、题材的感受力。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做好一点已经非常不容易，面对的事情多了，这一点那一点，精力一点点地被耗磨，最终的可能是什么都做不好。只是，出于某种原因，我并不想去批评那些最终选择加入作协的作家，他们每一个都肯定有自己加入的理由，虽然有些理由明显地认人感到存在着世俗性质，用道德的尺度要求会拿不出台面。不过这是个人的人生态度所决定。面对任何事，人的选择都是认识的选择。我们不能要求没有认识到问题时，就能做出选择。但无疑选择永远是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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