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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新村二幢 再也看不到这幢坐落在成都西北部，一环路边上，我度过少年时代的灰色俄式建筑。它已于二零零三年拆除。我在二零零四年夏天回成都时，看到的是一片围起来的空地，中间只有一棵老槐树孤伶伶地立在那里。我认得这棵树，它是楼下院子里众多大树中的一棵。还有更俊美的，比三层楼房还高的十来棵桉树，就那么残酷地被砍伐了？童年时代，我与玩伴们经常呆在树下，做一些游戏。铁路新村二幢的消失让我感伤，很长一段时间一想到它，我的情绪就低落的不行。 我搞不懂那些城市建筑决策者们的审美意识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但对建筑的理解，肯定是一种关乎到人对生活的理解的事。像铁路新村二幢这样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建的建筑，虽然是那个时代追随苏联的意识形态的体现，但建筑本身的坚固、庄重仍然有一种与中国古典建筑不一样的美。而它的工艺，无论是带方格的玻璃门，黑漆的楼梯扶手，还是天花板拐角的石膏泥花饰，其精美细致，都是很难在现在的建筑中看到的。也许，因为我的童年与它关系太过密切，对它充满感情，而别人并不这样看。我不知道是他们对呢还是我对。 十二、三岁时，我几乎每天都爬到天花板上去。有时候还掀开瓦，爬到房顶上。那个年代我的玩耍主要是凭自己的想象寻找内容，我把天花板的隔层看作躲避大人的好地方，把站在房顶看作勇敢的表现，我可以在斜房顶上冲刺一样的奔跑，它带给我征服的感觉。但现在我有恐高症。是什么时候变得恐高的，我自己都不知道。而我知道的是：对于那幢楼房，我熟悉它的每一个角落，无论什么时候，一闭上眼睛，它的模样就能完整地出现。 可能是年龄大了，清楚什么是死亡。 建筑的消失也是一种死亡。它使我们失去某种记忆之根，失去返回到过去的通道。当一切在我们的眼中变得不认识了后，哪怕是重新按照过去的样式复建一幢房屋，一条街道，也无法带来原初的神韵，无法让我们感到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为什么我们看到仿古建筑时，总是心生别扭？而像铁路新村二幢这样的建筑，没有人会重建它，更是属于尸骨无存的一类。我想为它唱挽歌。我写过一本诗集《六十年代的自行车》。在那本诗集里记述的主要是我在铁路新村时的生活。它能成为一首挽歌吗？在历史进程巨大脚步的踩踏下，要留存下个人的一点痕迹太困难。 在铁路新村二幢最初的院子里，还曾矗立着两根上方镂刻着方形斗的石柱，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矗立在那里的。老一辈人说，我们这片住宅区过去是一大片无主坟地，即俗话说的“乱坟岗”。在“乱坟岗”矗立起这样的石柱意味着什么？从文献的记载看，像这样的有着方形斗的石柱有一个名称“泰斗”，一般是矗立在庙门前。它不同于另一类石柱，譬如说“华表柱”，那种石柱是矗立在衙门，或另外的权势所在建筑前的。在有了一点历史知识后，我不止一次琢磨过这两根石柱的来由。在一些关于成都历史的书籍中，我看到介绍说成都西门外曾经有过一座庙观，曾经香火很盛，但到了清末已成为无主废庙，成为流浪汉的栖身处，也被官府用来放置饿毙街头的无名尸体。或许这里原先就是那座庙的大门？ （补：此条写好几年后，我在一本书中读到成都西门外偏北曾经有一座曾经香火很旺的古庙，但到了清末破败后成为存放无主饿殍之尸的地方。） 红桥 过去的红桥是一座有护栏的木结构桥，在离铁路新村不远的小河上。二十世纪60年代小河里的水除了下大雨，都是清清亮亮的。我学会游泳就是在红桥下面。从七岁开始到初中毕业，夏天我的很多时间都花在红桥附近。在上游我钻进岸边的竹林中，用黄鳝骨头钓螃蟹，在下游，河水流进了马家花园，我钻过架在河上的墙下面的铁栅栏，在里面一段河里捞河螺，在花园里乱逛。马家花园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过去是一位马姓军阀的宅邸，里面的建筑不多，都是小栋的西式洋房。 我非常羡慕那些住小洋楼的人。经常猜测，是什么人可以住那么高级的房子。60年代，我们全家的住房，只有铁路新村二幢两居室中的一间，而且还是小的那一间，外加一个阳台，大房间里住着另一家人。不过还有卫生间是属于我们家的，那时候它虽然叫卫生间，但没有安排便器，实际上算是杂物间。我从七岁开始便住在里面。我等于算是在杂物间里长大的。而我的妹妹则是父亲把阳台用木板封掉，安上床住在里面。那么多人住那么小的空间，现在想起来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有一年，我和小舅在红桥下游泳，起来后发现小舅放在岸边沙堆上的衣裤不见了。那是外婆刚刚给他做得一套兰卡其布新衣裤。我们以为是有人恶作剧，在周围的草丛、竹笼里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小舅不能光着身子穿过街回家，我只好陪他呆在河边。到了吃晚饭时，母亲到河边找到我们，把我和光身子的小舅赶回家。外婆把小舅狠狠地打了一顿，我也陪太子读书般地被母亲一顿暴打。长大后我和舅舅谈起过这件事，他仍然为光着身子走回家感到羞愧。 现在，红桥已变成一座水泥桥。两岸全部被建筑占据，小河已变得不能算是一条河，只能算作是臭水沟。站在桥上，望着下面蠕动的红色线虫，我很容易产生幻觉，仿佛过去在这条河中游泳是在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而且不单是这条小河，成都的其他河流，府河、南河，都不再是清亮的，虽然政府也做出加大治理的决定，并投入很大的人力财力，但看上去收效甚微，站在河边，看见的仍是一河浊水，进入嗅觉的是难闻的味儿。 西北桥 府河流经铁路新村的一段，我们叫它西北河，原因是通往人民北路、火车站方向的路在跨过它时，有一座五十年代修建的水泥桥名叫西北桥。至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夏天，尤其是天气暴热的日子，桥的上游一百米处是铁路新村，河对岸木材综合加工厂的男男女女游泳的地方。这一段河右岸有宽阔的沙滩，成年人可以在上面惬意地躺下来，孩子可以堆沙堡玩；左岸是密密的竹林和芦苇丛。当水性比较好后，我不再满足在虹桥那样的小河里游泳，西北河成为我游泳去的最多的地方。 不过，西北河让我感到最好玩的还不是去游泳，而是在离桥再往上游几百米的河道上，每年夏天会堆积着大量从岷山漂下来的木头。这些木头是送往木材综合加工厂深加工的。我喜欢晃晃悠悠地在木头上跑来跑去，好像那样能锻炼自己的胆量和平衡技巧。不过有时候因为一脚踩滑，也会一下子落入水中。其实这样在漂浮水面的木头上跑来跑去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一旦落水木头迅速合拢，人会被压在水底。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有人因此丢掉了性命。 不过，只要人们要到河里去，不管是游泳还是干其他的什么，哪条河又不吞噬人的性命呢？每年夏天，西北河都会有几次因为下雨涨大水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一方面是爱冒险的人喜欢站在桥上往河里跳水，另一方面总能听到有人在河里丧命的消息。有时候甚至可以看到从上游冲下来的尸体。在我读初中的学校里，每年都会有人被河水卷走。听到这样的消息我总有几天心里会感到不安，但很快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现在的西北河，桥的上下游两岸沙滩、竹林早已失去踪影，河岸被填高建满了房屋，河水变得混浊不堪不说，还让我感觉到它已经窄了很多。如果站在桥上，飘进鼻子的是一股股难闻的臭味。几年前我曾经在一个傍晚站在那里，望着两岸房屋的灯光，努力回想这条河当年的模样，在我的眼前浮现出的不单是沙滩，还有飘荡的芦苇、竹林。我看见自己少年的身影穿着游泳裤在沙滩上跑着，然后扑进河里向对岸游去。 火车 我一生中坐过多少次火车？或者换一个说法：我一生中坐过多少天火车？我算了一下，应该不少于一年。这一算，把自己吓了一跳。生命中几十分之一是在火车上度过，意味着什么？能不能把这几十分之一从生命中删除？有时我觉得没必要删除，它毕竟发生过；有时又觉得应该删除，因为它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但没有意义也许就是意义。对于个体生命而言，从文明的角度去衡量生命的价值，并不是每一个个体都能够获得的机会。于是在退而求其次的心理支配下，我回忆了一下我坐过的火车种类，以及坐火车时有过的经历。不回忆还好，一回忆，马上就应了俗语所说：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而且还不是只吓了一跳，是吓了几跳。 我第一次坐火车大概是三岁左右，那已属于记不得的事。有记忆的坐火车经历是开始于六岁，父亲把我从陕西接回成都。只有一个印象：兴奋。而真正记忆开始深刻的是我十二岁时因为与母亲吵架，她拿带长木把的扫帚打我，我反抗时失手打肿她眼窝，在她说等我父亲从下放劳动的工地回来告我状后，第二天，我在她上班后撬开她放钱的写字桌抽屉，拿了几十元钱跑到火车站买了票，坐火车回到了陕西爷爷奶奶身边。我的举动把母亲搞得很狼狈，一个月后在爷爷奶奶护送我回到成都时，还一个劲地对爷爷奶奶说：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干，真得没想到……。这次经历搞得我心里很得意。也把坐火车看作很美好的事情。 但坐火车哪里是什么美好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年，父亲带我和妹妹回陕西，在从陕西回成都的火车上，我第一次发现坐火车其实是非常恼火的经历。那一次，因为我们是中途上车，根本找不到座位，整个旅途我都是挤在厕所里的，先是在厕所里站着，后来干脆爬到厕所顶蓬上的格层里，一天半时间动都无法动，到成都人已经变形。 但这只是坐火车很难受的第一次经历，以后越来越多。而到了下乡到农村，几年时间里，每一次往返成都与下乡地都可以说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为什么？一是因为作为知青没有钱，坐火车基本上是逃票，东躲西藏像小偷；二是快车根本上不去，只能坐慢车，而慢车上人特别多，每次都像死鱼一样与人挤在一起。我的一位同学曾形容我们坐火车的情况，说这种火车哪里是运人，完全就是运猪。他的说法虽然夸张，但也不失形象。其实，这并不算什么，当兵到部队的那一次，我坐的是闷罐火车，所谓闷罐火车就是货车。几天时间，我和其他人挤在通风窗户很小，没有厕所的车厢里，那情景与西方电影中德国纳粹用货车运犹太人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模一样。 通过计算，我发现我坐的火车计有：运煤车、运木材车，那是知青时爬车回成都；老式硬木客车，不舒服得像坐刑具；闷罐车，不止当兵那一次；其他还有晚点火车，玻璃坏了风忽忽向身上灌的火车，当然，也坐过软卧车厢，但仅仅两次。 也许，我把坐火车描述的太惨。不过我的确太少感受坐火车是享受，哪怕时至今日也是如此。二零零零年初，在从成都到北京的火车上，虽然已比过去进了一大步，我坐的是卧铺，但却在爬到上铺睡觉时摔下来把锁骨摔断了。这件事发生后，我一度发誓再也不坐火车。 不过这怎么可能办到？我听到身边发这种誓言的人不止十个了。每年春节期间，坐火车已经成为不少中国人的梦魇。那种在火车上挤几十个小时无法动的故事，从南到北，总是像风吹入人的耳朵。甚至有更惨烈的事：坐火车坐疯了拿起刀砍人。让人听闻后怵然，就像听不可思议的鬼神志怪故事——《聊斋志异》、《酉阳杂俎》之类的。而我的确做过这样的梦，在梦中一列蛇形的火车上，我被挤得缩到椅子下面动弹不得，尿了一裤裆，在我的旁边是五官都挤没有了的人，脸像惨白的纸。我当即惊醒，一夜再没有睡着，躺在床上我一直在想： 梦 已经不止二十年，我都在做同一个梦，而且每一次新做的梦都是从上一次结束的地方开始。这让我困惑不已。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我梦到的人是一位从小与我一样生活在铁路新村二幢，上小学时一个班的女同学。我曾经仔细捉摸过自己是不是在小时候对她有非分之想，结果发现并没有。相反，我一直觉得她行为举止矫揉造作，属于我最讨厌的一类女孩。而在几年前，当我听说她已在几年前因为癌症死亡后心里不禁感到恐慌，她过一段时间就进入我的梦境，并似乎与我有什么说不清的关系，这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说不清楚的玄妙？有一次，我把这件事讲给别人听，当时在场的几个人都认为不可理解，并认为肯定有玄机。但到今天我仍然没有想通玄机何在。 为此我曾经在弗洛依德、容格等人的书中寻找解答，也读过中国古老的析梦书。但仍然没有获得解答之道。它使我不得不在有时候坠入瞎想之境：是不是我真得与我的这位女同学有什么因缘，而这一因缘在我们生活的此生没有得到解决，如今她去了另一个世界，以民间所说托梦的方式向我发送信息，让我对她的过去注意。但是，我回忆，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什么事情来谈论她，因为那时候我们虽然天天能在院子里碰到，但的确没有什么交往。只是我在这样的回忆中确定了她实际上是长得很漂亮的，无论身材、面貌，都应该属于美女级别。这一确定不是让我释然，而是加深了我心中的不安，为什么我过去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那么，这是一种召唤？有时候我这样想。但每一次这样想时，都让我不禁头皮发麻、毛骨悚然。而且事情的源起已经太久，二十多年前，那时候，不管是她作为女人还是我作为男人，都是风华正茂的年龄；那时候，她有她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真得会出现预先购买什么东西一样，将人的未来的生活也放置在梦境中去的事情吗？这的确不可想象。就算我作为写诗的人，能够以丰富的想象为自己描绘出各种虚空中的事物，但是，这样的事情的确大大超出我的想象能力。以至于我在后来的某些情况下不禁感到后悔，为什么当初我没有在这个梦最初出现的时候，找到我的女同学问一问，在那样的年龄她是不是做过同样的梦。 而在更深一层的想象中，我不禁想：是不是在我们生存的同时，还有另一种生活，或者就像有的玄学家们所说那样，还存在着另一个空间，人的生命是在多个空间展开的，我所做的梦，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意义上的梦，还是我们在另一个空间中真实存在的生活。也就是说，在我们此生过这样的生活的同时，我们还在平行地过另一种生活。这个想法让我感到玄妙而神秘。如果它能够成立的话，就意味着我与我梦到的女同学不过是在实践着我生命中的另一种具有实际意义的生活。而她对于我就不是已逝者，还是正在与我共同建构一种生活样态的具体的人。但这可能吗？为什么我在这个世界与她并没有交往，而在另一个空间她却成为我人生的主要内容？ 回答这样的疑问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一段时间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再让这样的梦出现。我害怕自己频频与一个已逝者发生联系。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我觉得非常荒谬，一个生前没有一点关系的人竟然成为一个持续的梦中的主角，这是什么意思啊？但是我终于没有能够阻止这个梦的到来，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几乎是每过半年左右时间，我都会梦到我的女同学一次，而且我们总是在梦中处于一种若分若离的状态。我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我也不那么认同来自于佛教、道教，以及其他并非宗教，但是与人的精神有关的，关于人生的过去与未来的说法。只是面对这个梦，我解释不了它为什么会出现。是啊！它为什么会成为像电视连续剧一样的东西？ 灌县 灌县是我母亲的故乡，现在改名为都江堰市。二千多年前，时为地方官的李冰与他的儿子，主持修建的岷江水利工程，凿岩分流，是中国水利建设史中的奇迹，不久前联合国社科文组织将之命名为“世界文化遗产”。在文化大革命停课期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 那时我并不懂得都江堰的伟大之处，但我喜欢在这里呆着。每天吃了早饭后，我便满城乱窜，从流过城市的一条河边奔行到另一条河边。有时候，还跑到尖沙嘴的堤坝上去。这里的河水流的湍急，从上游伐下来的树漂到这里，能立即被漩涡卷得直立着向下沉去，没有人敢在其中游泳，如果我想游泳了，只能跑到五十年代苏联援建，但没有完工的电站水坝前的水库里游。那里的水虽然很深，据说有几十米，不过因为是静水，在那里游泳等于是在游泳池里游。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灌县是一座美丽的小城，不单是几条河从城中流过，还紧依着山。城里最主要的街道的尽头就是通往山上的小路。我经常登到山上去。沿着小路可以走到修建在半山腰，面朝着岷江的二王庙。这座庙里敬奉的并非是宗教里的神祗，而是李冰父子，从古至今，每到春天人们都要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纪念他们。 二千多年来，成都平原被称作中国最富饶的地区。岷江从都江堰分流后，流向几个方向，满足了人们对农田的灌溉之需，使夏天多雨的成都平原很少受水灾的影响。以至于人们常常想象，如果没有李冰父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成都平原还会那么富饶吗？回答或许是，或许不是。没有李冰，还会有张冰、王冰父子。 我不喜欢都江堰这个名字，它没有灌县说出来好听，这是我作为诗人，在听觉上对词的发音的感受。一个“灌”字，形象地说明了这个地方对岷江下游地区的意义。那些改名的人，他们难道不去想一想这中间的道理？现在的很多人的确不去想从古代留下来的事物所具有的历史文化意义。正是这样，灌县从我的眼前消失了。如今的都江堰，城区扩大了几倍，丑陋的高楼林立，让人行走其中，不无伤感。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父母两系的祖籍都在风景的意义上大名鼎鼎。 广元 我下乡呆在广元的三年时间，它还不是市，而是县。这个位于四川东北部的市除了几块很小的平坝，全是大山。嘉陵江从境内穿过。历史上广元非常著名，它不单是从陕西入川的第一个重镇，还因为唐代时改国号为周的女皇帝武则天就是广元人。广元市区隔着嘉陵江，对岸山上现在还有纪念武则天做了皇帝而建的古刹皇泽寺。 我下乡的公社叫沙坝公社。最初听到这个名字，我还以为它一定是一块平坝，去了后才发现它几乎没有一块大过十亩的平地，连公社所在场镇都是在局狭的山沟里。我落户的生产队距离公社场镇最远，十几里路。我的房子在将近山顶处的崖坡上，爬几步，就能看见另一边山下的嘉陵江拐了一个大弯向山后流去。而吃水要到很远的坡下堰塘里挑。 沙坝公社属于昭化区辖内，昭化在古时是蜀道上的重镇，繁华一时，民谚有“到了昭化，不想爹妈”之说。我一共在沙坝呆了两年十一个月。第一年我是全大队下乡知青里出工最少的，经常到处乱窜，到别的大队知青家里玩。最常去的是吴敏那里，他离公社场镇很近，只有一两里路。我爱在赶集的头一天下工后到他那里，晚上住下或者再一起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有时候，我和吴敏或其他人也到剑门关赶集。沙坝距离剑门关只有三十几里。在我一生见过的山中，剑门关是最雄奇的，如刀斧砍削的山峰面就像战列舰，在有云雾缠绕的日子里看上去壮观到了极致。如果作为游客，我会无条件地被它折服。可是下乡的几年我对它一点感觉都没有。包括见到剑门关内外已经长了近千年的大柏树和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古栈道。 一同下乡的梁万霞告诉我，与我下放在一个大队的知青中，有两位已经去世，一位得的肝癌，另一位被火车撞死。他们曾经是一对情侣。我已记不得他们的长相，连名字也忘了。我还记得我所在的生产队队长的样子，他的儿子那时上小学，特别喜欢放学后跑到我的屋子里听我东拉十八扯，后来听说他已经当了乡书记。 下乡期间我其实只去过广元县城一次，是与吴敏从成都返回。我们到时天已黑，在到县城找饭馆，走在没有路灯黑黪黪的街上时，突然从旁边巷子中钻出几个警察，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们带到派出所，要我们交待偷钱包和打群架的事，这些事我们哪里做过？当然不承认，结果被关了一夜，我还在天要亮时忍不住打盹被警察狠狠踢了一脚 张德纯 他比我大几岁，我们两家门对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是他的马仔。只要他说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他曾经叫我偷出家中的粮票，我偷了三十斤，他拿到黑市上去卖掉，然后买回一对才出生一个月的鸽子。但在回家的路上不小心飞掉一只，另一只养了没有几天，因为孤单而萎弥不振，不得不杀了煮汤。但鸽肉汤还没有煮好，我外婆发现粮票少了问我怎么回事，我害怕她向父母告状，那肯定少不了一顿责骂，便逃跑在外几天没回家。我那时动不动就离家出走。最壮烈的一次我跑回了陕西老家。 一九六九年张德纯当知青下乡到攀枝花市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我的母亲说他因为对父亲不满，从来不回家。他的父亲后来我了解了一些，这位曾经当过处级干部，长得非常富态的人，从来没有对儿子关心过。不光是张德纯，他的几位弟弟，最小的比我小两岁，没有一个从父亲那里得到过关爱。而他们的生母我没有见过，据说很早就死于青霉素过敏。我见过的是张德纯的两个继母，其中一个是上海人，看起来非常优雅，我见过她下雨脱了鞋，穿着透明丝袜在水里走。另一个继母结婚时已是老太太，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 正是因为无人管束，加之兄弟四人，张德纯是我们这里最厉害的人，打架斗狠，几乎没有谁敢与他比。能够成为他的马仔，等于就是得到了庇护，可以少被人欺负。张德纯的确让我少被人欺负很多次，有时候外出玩耍，与其他幢楼房的小孩发生矛盾，只要一说出张德纯的名字，对方立即就会不再强硬，胆子小的更是马上跑掉。这也是我为什么在这里写他的原因。张德纯，如果我在少年时代没有得到他的庇护，人生的情况又会是什么样呢？这个问题我不止一次想过。而且因为如此，那时只要是张德纯要我做的事，我都是全力以赴，没有半点犹豫。 文革大革命期间，一切都凭票计划供应，猪肉每人一月一斤，所以吃肉对于每家人来说都是很隆重的事情。有一次我母亲买回两斤肉，中午炒成回锅肉，但没有吃完，还剩一多半，母亲一走出家门上班去后，我就立即将之偷偷拿出去给了张德纯吃，结果晚上母亲下班后，见到剩下的肉没有了，一询问是我偷出去让人吃了，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而这只是我为张德纯做过的其中一件事，我还做过很多其他类似的事，像偷父亲的烟，把家中的棉絮偷拿出去，等等，做这样的事情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张德纯叫我这样做。我把这看作讲江湖义气。 而最严重的一次是他与另外几个人有一天晚上把隔壁一幢楼房里一家人养的几十只鸽子全部偷了，并安排藏在我住的小屋子床下。最后被我母亲发现，结果我挨了一顿狠狠地打。 不过今天想起来，一个人能够几十年不回从小生长的地方，尤其是不看望自己的生身父亲，这需要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做到？它使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深入地了解到张德纯是什么人。在他下乡的前几天，因为暗恋同班的一位女生，又不敢当面告诉对方，他把与他最要好的杨广生和我叫到学校，躲在一间教室里偷偷指给我们看，叫杨广生帮他出主意，叫我给他当纸条传送者，一次次在他的指挥下把纸条送到那女同学手中。尽管我知道这些事，还是没有真正了解他。我还会见到他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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