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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谈论具体问题之前，我愿意引述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必须从三个观点来看待科学。第一，它是人类神圣的推理和想象才能的自由活动。第二，它是少数人对许多人要求财富、舒适和胜利的回答……。最后，则是征服自己灵魂内的黑暗和邪恶思想。”这样的话使我想起孔子“诗言志”的著名论断，以及历史上很多人关于诗歌功能的说法。我相信，戴森的这段话对于诗歌也适用。如果我们真以为在人类社会的这一时期，诗歌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功能，完全不需要再承担诸如道义、良知这样的责任，仅仅萎缩为语言游戏，那么，它存在的价值值得怀疑。 下面我开始几个问题的谈论。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谈论的话题，均局限在诗歌范畴之内，离开了这一限制，可能很多观点便会失去意义。 一、关于“知识分子写作”① “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并不是始于现在。本世纪初，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它都成为一个话题。在中国，胡适、梁启超，甚至陈寅恪、钱穆们都谈论过。并且，在他们不同观点的论述中，“知识分子”所承担的均是启蒙的角色。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在他们眼里是新思想的发现者和传播者。而像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美国的芝加哥学派等“知识分子”学术团体，则均是把“知识分子”看作是承担社会批判的主要力量。事实上，像阿尔多诺等人也的确在自己的论著中这样做了。因此，尽管到了晚近，对“知识分子”有众多异议，但作为主要的人类精神活动的实践者，“知识分子”仍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还应该看到，所有的异议仍来自于“知识分子”内部，具有反省的性质。现代社会，是一个依赖于“知识”的社会，这已是不争的常识。 以这样的认识来理解诗歌领域出现的“知识分子写作”，那些不是将之看作旨在凸现某种精神，确定某种价值尺度，仅仅将之看作是在强调地位，并武断地说他是在宣扬权威，建立某种“话语霸权”的观点，其错误当然是十分明显的。实际上，不光是中国，包括西方，目前“知识分子”的处境就像一位法国思想家所言：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选择的是“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当然是面对普遍的价值商业化，“知识分子”还把精神的基准放在人性、道德、良知上，并竭力维护和捍卫与之有关的价值观。在这样的前提下，谈论“知识分子写作”，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与现状有关的吁求，而非写作的样态。他所关注的仍然是：将诗歌建立在与人性的沟通、与道德的关联、与良知的合作上。 正由于“知识分子写作”确立了这样的标准，他们在具体写作中更加注重写作的秩序。没有秩序就没有诗歌。同时，面对当代文化的现实，他们还把“开放性”作为体现这一秩序的原则。在他们看来，“开放性”从来不是无边无际的。写作从来不是没有边界限制的写作。对于“知识分子写作”来说，写作即是一种限制行为。诗歌可以指涉任何题材，但如果不能做到使之显现“意义”，审美维度的和人性、道德、良知维度的，写作也就没有价值。那么，“知识分子写作”对之的拒绝理所当然。事实上也是这样。从一开始，“知识分子写作”便没有把自己等同于“经验的摹写者”。他们更强调的是：“经验的提升”。使之具有从个别出发到达普遍的认知的高度。而这又决定了他们在对待更广泛的人类精神文化遗产时，采取了尊重、吸收、融合的态度。 夜郎自大，这是从事诗歌写作者最容易产生的心态。但“知识分子写作”对此保持着警惕。尽管像前面所说，胡适、梁启超们为“知识分子”确定了启蒙的角色。但是这种启蒙在“知识分子写作”的眼里，并非俯视的启蒙。道义的承担首先是自我承担。因此，进入写作的具体场域，“知识分子写作”从一开始的着眼点便是：①、题材的自我相关。②、作品的现实性。③、语言的当代性。④语言的平等……。虽然要做好这些实际上很难，但是，建立在难度之上的写作，恰恰能被看作是获得有深度的作品的保证。而因为为自己提出了难度的要求，“知识分子写作”始终把谨慎、清醒作为了自己的写作教条。因此，从总体上看“知识分子写作”既是激进的，又是非激进的。或许在一个标榜先锋，使之庸俗化的时代，“知识分子写作”还可以被看作是“保守主义”的。 诗歌写作过去不是，今后也不会是“天马行空”的事情。很多时候，规范比创造更重要。没有建设的革命只能被看作是一种破坏行为。作为认识，这一点决定了“知识分子写作”对待传统的态度。同时按照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一书中的观点，“知识分子写作”从一开始就没有认为在写作中存在着“创造的绝对”。因而，写作就是消化、就是修正、就是补充、就是延伸。这种观点作为一种理解，对于“知识分子写作”是自然而然的。尽管珍惜自己的劳动，但“知识分子写作”从来不把自己的写作看作是源头。什么是当代写作的真正的创造力？在他们的理解中是变化而不是制造。 总之，并非像有些人误读的那样，“知识分子写作”是“知识崇拜”和“图解知识”。相反，只要人们理解“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标识在当代人类生活中的意义，他们也就应该理解“知识分子”这一称谓实际包含的内涵。而即使是所谓的“知识崇拜”，在经历了一个“知识毁灭”的历史时期，提出它也很正常，因为这同样包含了对某种灾难再度降临的警惕。大概只有那些心怀恶意的人才会故意漠视其中存在的指含。不过，这也无妨，精神的存在对于人类无可置疑。而“知识分子写作”追寻精神的存在，强调责任、义务、自我教化、美育，这一切都是对灵魂的肯定。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要求灵魂存在的社会环境中。我们的时代也还没有堕落到完全的物欲化境地。 二、关于“民间立场”② “民间”的说法由来已久。它的对应词是“官方”。但是在诗歌领域，似乎从来没有以“民间”作为标准。而即使是有“民间诗歌”一说，人们知道的亦大多是押韵俚语、顺口小调。要是我们硬要将“民间”这样的称谓用做评价的尺度，安在屈原、杜甫、苏轼这样的诗人身上，恐怕一部中国诗歌史就应该被重写。当然，另一方面，屈原、杜甫、苏轼也不能被看为“官方”诗人。因而，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这样，突然冒出个“民间立场”的说法，还将之当作诗歌质量的尺度，其内涵的确需要仔细考量了。 “民间”自不待说，长期以来它有自己的所指。但“立场”却必须与另外的名称放在一起才成立。这并不能让人明白。因为独立总是相对于另外的存在所言，不可能面对空无独立。那么面对的是“官方立场”吗？有人解释说不是，“民间立场”是非意识形态化的。这使得人们不能将“民间立场”看作是反制度化的。的确，诗歌写作的领域里，语言和秩序的关系很复杂，一味的反制度化虽然革命的色彩很浓，却显得认识上太简单。“民间立场”的提出者们亦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只是把“民间立场”笼统化。 但选择一种并非有清晰指含的“立场”，就能保证诗歌写作的质量的想法太幼稚。自由、独立、平等这些人类理想，其社会伦理意义的认定，对于人类思想的要求既绝对又现实。谁也没法保证一经指涉就必定正确。或许“民间立场”确是好的，但它是诗歌的质量保证吗？而如果要把它指归为话语方式，或者定义为题材向度，则这样的“立场”并非“民间”能独有。诗歌当然与自由有关，但又不仅仅有关。如果“知识分子写作”愿意，他们照样可以说，他们也在做“民间立场”的标榜者们所做的一切。但是，在一个“能指”与“所指”受制于事物存在，受制于“社会的”存在的社会，什么是“民间立场”，并非能够非此即彼。 于是有人把“民间立场”归纳为“平民立场”，但这亦很难说明问题。诗歌写作不是一种身份的确定，更不是一种简单的阶级、阶层划分。才情、智识、修养、视野，在一个诗人的写作中无不要加入到作品的生成过程中来，起决定作用。如果没有这些，“立场”再坚定也帮不了忙。实际上历史中的例证已经很多，一个“正确的平民”可能写出腐朽的东西，一个“错误的非平民”也可能写出伟大的诗篇。在诗歌领域，“立场”如果仅仅是姿态，而又被当作了身份的背景，它的确什么也不能说明。到此，真不知道提出“民间立场”的人是怎么想的，在一个最拒绝“二元对立论”的领域，偏偏要搞出有对立色彩的东西。这是策略吗？ 本来，建立自己的写作策略，甚至建立起自己的反对机制，并非不能让人容忍。问题是，在意识形态化已经成为左右所有人思考路径的社会境域中，硬是不承认它作为事实的存在，把复杂的思想冲突，政治的、哲学的、经济的、道德的、伦理的、甚至是科学的，全部简约为生存处境所带出的“立场”认定，并希冀通过标识某种“立场”，便获得诗歌的艺术价值尺度，从而进行评判，不用深说，这也是很难成立的。因此，无论谁，他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这一“立场”如果不考虑现实社会的复杂性，不考虑他所要明确指涉的对象的特征，还将其归结到纯粹的语言问题上，其要站住脚是根本不可能的。怎么可能想象一种“立场”便决定了诗歌的价值？ 谈论这些并不是对“民间立场”进行批判。而是说，在今天，如果要将其作为一种诗歌的标准，那么根本就没有什么“民间立场”可言。所以，尽管可以承认意识形态的物质化已经成为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现实，承认它已经成为人们思想的“前在基础”，带有强制意义，使任何人在选择自己的观点时，不仅要考虑自己，而且还必须考虑到他所要反对的一切。甚至在某种情形下，他的出发点正是建立在对对方的认识的基础上。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发展成为一种诗学，更不要说复杂的诗学了。文明的发展早已拒绝简单的认识自身处境。诗歌要求“立场”，这样的“立场”应该包含的却非仅仅是“民间立场”。这样，尽管有人说“民间立场”就是追寻“变化”，并说它的主旨是“反权威”。但是“变化”和“反权威”是什么？它可以成为诗歌标准吗？而即使退一步说，“变化”和“反权威”的确重要，但它并不带有专利色彩。对于人类来说，它们不过是发展的动因。 三、关于“西方的语言资源”③ 这里牵涉了两个问题：①、对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关系做何种认识。②、对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怎样理解。而在这两个问题下面还会生发出另一些问题，譬如：文化传统问题。文化独特性问题。等等。不过，这样的问题也不是今天才出现。在中国，上一个世纪和这一个世纪，它都是谈论的最多的话题之一。并且，人们总是能够听到彼此相反的观点。甚至这种情况还会出现在同一个人不同时期的言论中。从认识的角度看，这其实是正常的。面对这种现象，或者面对某种需要人们做出判断与选择的事物时，每一个人都有权力按照自己的理解得到结论。而也唯有此，才会出现对问题不断深入探究的可能。 在这样的前提下，某些人认为诗歌写作应该具有绝对的民族主义色彩，唯一能够行得通的是，从本民族文化的传统积淀中，从本民族生活的现实场景中找到写作的原动力。而且，只有如此，才能称得上是在“创造诗歌”。这样的理解当然可以。但是，也会有人认为在当代世界文化交流日益扩展，文明的交互影响已变得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以“我”为本，以更广阔的心襟，更具探究的精神，对不同民族的文化成果采取吸纳的态度，在吸纳的过程中依“理”而用，能够帮助自己更好地处理自身的写作，并最终拓展和丰富本民族的诗歌，使之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殿堂更加恢宏。应该说，这也是可以成立的。而辩证地看，在诗歌写作这样的文化领域，并不存在统一纲领，每一个诗人的写作都应该从自身对诗歌的理解出发。 这就是说，无论坚持什么样的观点，采取什么样的方法，都将只是属于个别的、从自己的理解出发的决定，并不能产生具有法律意义的“正确性”。这样，也就不能够因为自己踞峙某种观点，便对别人的观点大加责难，并进而给别人扣上种种像罪名似的帽子。诗歌是最能够体现人的民主精神的人类精神生活形式，它的要旨中一个最重要的成份是：自由、平等、宽容。而如果写诗的人丧失了民主精神，那么，他写作的前提实际上已经被破坏。这种情形相信任何一个诗人也不愿意看到。一旦出现这种情形，对之予以批评，甚至是坚决地批判应该是必须做的事情，怎么可以容忍某种独断专行的现象出现在诗歌领域呢？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不管依据什么得到自己的观点，还需要由一个更广大的背景对其的可靠性做出评价。但这不是“正确性”与否了，而是“可行性”的问题。就像当我们理解赛义德这样的当代思想家时，不能因为自己是事实上被划分在第三世界的，是所谓的“弱势文化”，便仅仅站在第三世界的角度来看待他所说的“东方主义”或者“文化的殖民化”。如果那样，某种简单化的对抗心理就很容易产生，对“文化霸权”的反对亦可能衍生出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化霸权”。当今世界的文化构成是复杂的，它不仅仅是“现实”，同时还是“历史”，还是“未来”。这对于每一个民族都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现象能够告诉人们的，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多和那样清晰。透过现象看本质，才可能使我们真正获得某种更为准确的、合理的、有效的支配我们行为的态度。 那么回到这一节的《关于“西方的语言资源”》这一问题上，我们就可以说，所谓的“西方的语言资源”是否应该利用，甚至如何利用，亦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能够下结论。在这里，谁能够说不利用便是好的，利用了便要不得？更不能说利用了就能够使当代中国诗歌产生伟大的作品，或者利用了便会使中国当代诗歌写作沦陷至“可怕的殖民化”泥淖之中。这些都不是“保证”。因为它们都没有使自己具备“正确性”。而如果非要使其成为问题，它只能是必须放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上讨论的“可行性”与“非可行性”问题。所以，更为明智的态度是，抛开那种单一而绝对的观点，在面对“西方的语言资源”这样的，牵涉到在当代文明的现实格局中，对更大的文化归属怎么理解的复杂问题时，慎重而认真地进行分析。只有当真正把握了生发出这些问题的基准点，理解到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它进入到中国的话语系统，以及在具体写作实践中，它是增加还是削减着写作的有效性。只有这样，对之做出的结论才会有意义。不然的话，任何结论都不可能有说服力，会显得简单化。 谁都知道，简单化的毛病不仅会伤害别人，也会使自己最终被伤害，它是一把恶的双刃剑。就好像当持民族主义观点的人，反对以更宽阔的视野，更开放的胸襟对待别的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的作法时，所采取的只是坚决拒辞的态度，和只能这样不能那样的标准。他们难道不是把自己囿置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了吗？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做法都很难说是明智的。而对于一个抱负宏大的诗人，为自己寻找到一个具有更大的、让自己的心灵腾挪驰骋的空间，无论怎么说只会是有益而非有害的。因此，如果说一个诗人最有必要忌讳的是什么？即是：在处理任何一种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的问题时，都不要那么急于做出批判，而是应该先回身看看自己所持有的一切是不是足以支撑起来。文化的发展从来都是一个眼光问题。 四、关于“诗人写作”④ 法国诗人圣琼·佩斯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过，在人类的历史中，诗歌和科学是一对孪生兄弟，以不同的方式在人类思想的黑暗中前进。作为诗人，圣琼·佩斯坚定地相信，在这一前进的过程中，无论是诗歌还是科学，都同样是有效的。而且，他还更看重诗歌所走出的路径对于人类精神发展的重要性。应该说，很难对圣琼·佩斯的说法表示不同的意见。诗歌，以其独特的方式，的确显现了人类思维的一种伟大特质。因此，不管与否，任何一个加入到了诗人这一行列的人，都可以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骄傲。 但是，骄傲归骄傲。任何诗人仍然有必要对自己在具体的时空中，与整个人类文化的关系做透彻的理解，不能只是孤立地将自己剥离出来，把写作仅仅看成单纯地体现某种被称之为“原在”的方式，而应该对人类精神文明在一定基准上的所有方面进行综合关照。只有这样，他才能恰当地理解写作的意义，才可能使自己的作品获得呈现人类精神深度的品质。的确，很难想象不这样做，能够达到真正地对诗歌的把握。或者说能够完成圣琼·佩斯所言的，从黑暗中为人类寻找精神的光明的重任。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诗歌应该说更为复杂和奥妙，作为诗人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那么，不管是谁，就不能仅仅将诗人或者诗歌看作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器官，有专门的接收某种精神信息的特异功能，并由此完全可以不需要由“历史”所构成的人类知识。如果那样，他不过是将诗人或者诗歌“神化”了，使其从人类的思维活动中站到了外面，变成了简单的接收器。但这怎么可能呢？尽管没有谁会否认诗歌是人类精神生活领域里最具独特性的产品，其存在的确体现了人类作为智慧生物的无可辩驳性，不过，归根到蒂，诗人仍是人，在“社会”存在的世界上，还是一个“社会”人。因此，某种“社会”的规范性仍然会作用到一个诗人身上，使他的思想受到制约。 这样一来，写作肯定是“有限”而非“无限”的，“相对”而非“绝对”的写作。它不单要受到文明发展程度的限制，还要受到具体的时空区域的限制，而不可能是超时空的产物。这一点，实际上很多诗人是认识的很清楚的。像当代爱尔兰诗人西穆斯·希尼就曾经在谈论同时代的东欧诗人的写作为什么会与其他地方的诗人不同时，指出空间所造成的具体场域，以及不同的社会结构对写作产生的影响。他十分明白地指出，写作的可能与不可能并非是由所谓的绝对因素造成的，而是很多更为具体化的“现实的”因素左右着一个诗人的写作，使写作成为可能和有效的。虽然这不无遗憾。西穆斯·希尼的看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但这并不影响什么。在认识到自身的处境后，写作的方向性才会更加清晰，更加具有针对性。诗歌才会与“有效性”联系起来。在不同背景下，对写作的要求的确不一样。 一鞠而就，希冀自己的写作一下子抵达“绝对”，尽管作为某种理想很迷人，但它实际上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想法。同时它还会造成在认识一些问题时采用偏激的方法，把属于某种认识论的东西看作是唯一的真理。譬如说，当代有些诗人认为道家学说衍生出来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是能够使人与世界产生亲合性的最完美的思想，只有承认这种思想关于世界、生命的认识，才是彻底洞晰了人性的奥秘，才能最终对世界终极理解和把握。因此，诗歌也必须把表现、追求这样的思想看作是最高的境界和最后的尺度。而不这样做就没有意义，写作就会显得很低级和不入门。诗歌也就不能成其为诗歌。这样的理解无疑是十分专制的。在一个“未知”多于“已知”的世界上，人类精神生活前进的路径从来就不是已被完全测定，不可更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呢？ 所以作为一种警惕，采取某种带有包容性的态度是必要的。人们的确可以看到，哪怕是最伟大的诗歌，虽然它们作为人类精神劳动的果实永远散发出迷人的光芒，使所有后来者在面对它们时都不能不怀有敬仰之心。但是，作为一种写作，它们却从来不能成为具体的蓝本。而且，当它们被看作宝贵的遗产时，也不会是具体的尺度。更不会说明写作具有不变性。它们只是坐标和说明。因此，一方面要学会尊崇，另一方面要学会反对“绝对”，真正将自身的写作建立在时间、空间，以及现有文化的具体格局内，从具体格局出发向前发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臻致对困扰自身的“问题”的解决，并获得人们所说的对世界的“映现”。这样，尽管肩负着圣琼·佩斯所说的那种寻找光明的重任，但不会产生丝毫妄自尊大的心态。而写作也才会获得某种更为踏实的基础，而非如人们所说，拔着自己的头发妄图飞升。 五、关于“个人写作”⑤ “个人”与“集体”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其特定的含义是不同的。因此，当恰耶克这样的思想家谈论“个人”的时候，他对于“个人”的理解便不会同于戴思奇这样的人，或者，朱熹要是谈论“个人”的时候，也会与梁漱溟谈论起来有所不同。从某种意义来讲，一方面这种不同来自于他们智慧的能量和思想观念的差异，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意识到具体的社会语境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每一个人只能置身于其中说话。这样，在看待诗歌领域出现的“个人写作”这一说法时，孤立地将之搁至在一个不与其他问题联系的框架中便是要不得的。更需要考察的是，它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地作为一个与写作有关的命题被提出来。 事实的确如此。虽然从根本上讲，作为一个诗学意义上的概念，“个人写作”好像很难成立，它有点太“临时性”，而且似乎并非能够成为对作品质量进行量化的标准，也就是说它不关乎到写作技艺方面的知识，只能被看做是一个与伦理和道德有关的概念。而且显得有些褊狭。但正像俄国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即人学。那么，对他的话做出引伸，作为文学最高范式的诗歌所最终呈现出来的，便必然是对写作中体现出来的人的意义的要求。由此，虽然在“个人”与“集体”的对应中，我们不能说“集体”不是“人”。但是，更能够体现“人”的必定是“个人”。那么，“个人写作”，实际上应该被看作是对更能体现人作为“人”的愿望的强调。包含了对人怎样表达自身的理解。 当然，它的内涵并不是那么简单。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个人”与“集体”的构成，它们所包含着的，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对于生命的价值的理解。以及被马克思这样的伟大的思想家所称为的“人类社会学”的全部内容。在这样的情势下，如果要使写作有意义，必然应该考虑以什么样的方式说话更能体现对社会的理解，以及对人在社会中的处境的理解。站在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得出的结论肯定不一样。而按照某种更为晚近的观点来看，在诗歌这样的领域，如果试图通过努力对这一问题有所揭示，只有对“个人”的激活，使他的精神彻底敞开，才最有可能获得有效的路径，使其在面对内蕴着无限复杂性的人类生活时，能够清晰地看见自己想要得到的答案。而“个人写作”，从独立性来讲，有可能成为达到这一步的恰当方式，而且，它还可能有利于诗人在要求得到“自足的诗歌”时，获得文本的独立品质。 可以肯定地是，这实际上是一种带有穷究人的意义的企图。但这样的努力是有道理的。既然几千年来，诗歌一直被看作是对人类心灵奥秘的揭示，和对人性的呈现，那么，当它感到存在阻挠这种揭示和呈现的外部力量时，它当然会反对这种阻挠。而不用隐讳，在当代，诗歌的确被这种阻挠围困着。而且这种情况还不断地由于人的“集体”化而加剧着。反对这种“集体”化，从根本的意义上讲，其实就是对“人”的重新确立，对“人”的感知能力的重新确立。而不可否认，一旦人被“集体”化后，他的感知能力不可能再存在着。人们不是从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俄国作家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中看到过当“个人”让位于“集体”时，感知能力的萎顿吗？ 没有了感知能力，诗歌写作还是可能的吗？诗歌的存在还是可能的吗？只有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才能真正看到“个人写作”提出的意义和必要性。它完全不像某些人所说，是对常识的夸张的强调。相反，它的确是针对具体的社会语境，对诗歌写作做出的具有实质意义的认定。的确，“个人写作”是常识，但常识在特殊的语境中有时会变成秘密，变得比奥秘更像奥秘。这并不是骇人听闻的吓人言辞。所以，如果对“个人写作”做更进一步的分析，它甚至可以用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观点做出说明。米沃什说过，在一个以遗忘为荣耀，以退避为特征的时代，重提常识，不仅仅是必要的，它还是对人性的弱点的修正，和对真理的捍卫。遗忘与退避，难道不曾发生吗？或许更为可怕的是，那种对遗忘和退避的遗忘，难道没有发生吗？ 到了这一步，当再来看待“个人写作”时，它似乎就不仅仅是一个只关乎到伦理与道德的概念了。事物的构成从来不可能是单质的。这样，当涉及到诗歌的构成时，所谓的技艺和美，也就很难说可以单独存在。它们必然包含在对伦理和道德的显现中，并进而由伦理和道德支撑起技艺和美对于诗歌形式的完成。这就像有人说过，世界是一个“意义”的世界，丧失了“意义”后，世界将不成其为世界。这样的说法虽然很玄乎，但它有道理。而由此来认识诗歌，它使人看到，诗歌从来不是技术，孤立的技艺和美不可能支撑起诗歌，如果那样，它将只是一个形式的空壳，没有任何生命力。这样一来，为什么不能说“个人写作”不是一个临时性的诗学概念呢？当然可以。 1999·11·3 ①“知识分子写作”作为一些诗人对自己写作的姿态、立场的描述，目前所遭到的抨击是激烈的。但是我感到这些抨击并没有说到要点上，甚至在主要的方面是以歪曲为目的。因而，虽然已经有很多人对“知识分子写作”做出了有力的阐述，我还是愿意再谈谈我对它的理解 ②“民间立场”是一些诗人提出的，表明自己写作的位置的观念，其前提是建立在只有这样的写作才会是好的基础上的。这一说法的不妥之处在于它过于机械地看待在当代复杂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写作与外部因素的关系。所以，尽管从表面看，它很有宣扬写作的独立性的意味，但实际上却把问题简单化了。 ③对“西方的语言资源”的态度，这是一个很值得考量的现象。因为它所包含的，其实是对人类当代文明的认识，以及如何看待个别的民族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进而，它将导致的结果亦是如何看待自己。 ④“诗人写作”是个别诗人用以批判“知识分子写作”提出的观点。在这一观点中，让人感到缺乏说服力的是：它将诗人和诗歌绝对化。虽然我并不否认诗人和诗歌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独特性。诗歌可能是绝对的，但写作却从来无法绝对。另外，我对这一观点中的“诗人就是在时间中原在的人”感到莫名其妙。 ⑤“个人写作”正如我谈论的那样，强调的是诗人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对诗歌意义的认识。对于我们而言，它的针对性是明确的。在这里我想再强调的是：如果谁真得以为不存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不需要在写作中考虑这点，那么他就太把诗歌看做一个乌托邦了。问题是诗歌不是一个乌托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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