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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后，诗的发展明显地式微了，代之而兴起的是词。今天，即使不那么熟悉文学的人，也多少能背诵一两句宋词，如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曼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等等。的确，只要掰起指头数一数，我们便可以列出一大批在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宋代词人：周邦彦、黄庭坚、泰少游、柳永……而关于这些词人的为文为人佳话，亦成为后世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谈资，并演绎的有声有色。前几年，一部关于苏轼的电视剧就是明证。 中国文人历来著文染酒和女人的颇多，宋代词人亦是这样。我们随便翻开一部宋词集，就能读到很多：“倒尽金壶碧酒”（柳永），“酒醒添得愁无限”（杜安世），“送断离人强似酒”（王观），“试做小妆窥晚镜，淡蛾羞”（贺铸），“弱柳小腰身，双双蛾翠颦”（康兴之），“著意晕粉饶酥，韵多香腾，都与群花别”（沈端节）。过去，曾经有人论到酒与女人构成了中国文学最璀璨夺目的篇章，应该说此言不虚。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明文学，均是如此。 何以中国文人对酒和女人情有独钟？表面上看来对酒的喜爱是如曹操所吟：“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对女人则因其天生尤物，能迷情成惑。但这些说法似乎太浮泛，并没有十分深刻地说明问题。仔细想来，的确还应该有更为隐秘的原因才是。 先不说酒，只说女人吧。 根据记载的词作所显示，像柳永、周邦彦、姜夔、黄庭坚、泰少游等人都是与女人纠缠得比较深的。柳永一生有很多时间都泡在泰楼楚馆，与名伶优妓混在一起；而周邦彦则因与李师师的一段情缘，搞得自己缠绵绯侧不已；姜夔蒙范成大相赠得一歌女小红，心里喜滋滋地唱出“自制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还有泰少游，关于他与女人的关系，更可以写出一部书了，像与妓女陶心儿的交往，有妓女欲托终身与他等等。这些都是证明。 虽然从表面看这些中国文学史中的名人都放浪形骸，但更深一步地看，使他们寄心于女人，沉醉于情爱的，却多不是因其本身，而是仕途的不如意，或干脆说就是仕途的多舛，因而与女人，譬如柳永的拥妓揽娼，做浮世状；黄庭坚、泰少游浪迹青楼，均于他们仕途受挫，不得意有很大关系。柳永科举不第，是宋仁宗亲黜其名，黄庭坚、泰少游则是因朋党之祸屡遭斥逐。因而他们的所谓醉生梦死，花前月下，不过是对世事不满的一种表态，以表面的颓废之姿来对抗人生的不如意。而且，不光是柳永、黄庭坚、周邦彦，就是一贯豪放的苏轼不也在谪贬之灾中高吟“莫教空度可怜宵，月与佳人共僚”吗？当代学者钱钟书曾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可以用一个“怨”字写完。细细观之，宋代词人无论是谈酒，还是写女人，的确都与“怨”字脱不了干系。除开单纯地情缘所缠，其言外之意中的人生不如意也是不言而喻的。 这样，我们其实可以认为酒和女人在中国古代文人那里存在象征的意味，对之的沉迷，在文字中多有吟咏，突出了他们的责世怨道的人生观。也正是如此，当我们吟咏起“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陆游），“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柳永），“不系黄金幔，粉黛愁成垢”（琴操），心中感慨的便不仅仅是男女情缘的种种不如人意，而是更添进对世事命运，岁月风云的叹息了。同时，因为他们能带给我们深思，文学的魅力便呈现出来。 19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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