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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生需要阅读多少册书，人一生能够阅读多少册书？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因人而异的。尽管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诗书传家事，文章万世长”的古训，也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说辞，但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重商主义带来的金钱至上的普遍观念，把读书看作无用之事，使得很多人一生没有读过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书，也觉得不屑于读任何书，他们觉得与其把时间花在读书这样的事上，还不如拼命赚钱，让生活过得富裕一些。当然，也有人阅读量大的惊人，并从阅读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乐趣。但这样的人太少了。在我从事诗歌写作以后认识的同行中，除了少数人（他们也是写作的更好的一部分人），大多数人的阅读情况让人感到很差，有些诗人更是公开标榜自己属于生而知之，从来不需要读书的人（对此我只能哑然）。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书读得多的人，但可以说明的是，从打定主意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哪怕在当兵和当工人的那些年，尽管每天都被繁重的劳动搞得人很累，时间也被分割得不像话，但我仍然没有一天不读书，只是阅读的内容、篇幅依心情与时间情况而定。 最初我读得多的是小说。很多时候碰到写小说的人，我说自己阅读的小说一点也不比从事小说写作的人少。这虽然看起来有吹牛的嫌疑，但并非不是真实情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读了大量小说，像《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静静的顿河》、《克利斯朵夫》这样的大部头小说，我硬是咬着牙读完了的。那时候，只要是能够买到的小说，尤其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以后的小说，契诃夫、卡夫卡、乔伊斯、赫胥黎、库斯勒、纪德、托马斯·曼、奥威尔、福克纳等小说家的作品我都读过。有些小说更是读了不止一遍，像卡夫卡的《审判》，以及他的众多中短篇作品，乔伊斯的中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中篇小说《死者》，以及库斯勒的《正午的黑暗》、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的《动物农场》，还有被称之为法国新小说派的几个小说家，格里耶、布托、西蒙的作品，以及拉美爆炸文学的一大批作家的作品。到现在我还很喜欢布托的小说《变》。人们谈新小说一般都是谈格里耶，谈他的《橡皮》等，但布托的《变》实际是新小说的一部重要作品，或者说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作品。不过，我并不是那么喜欢拉美爆炸文学，对马尔克斯、卡彭铁尔、略萨这样的小说家始终不像我的同代人那样兴趣盎然。我喜欢的拉美小说家是博尔赫斯、富恩斯特，有一个时期，王央乐翻译的《博尔赫斯中短篇小说集》被我随身带着，像什么《圆形废墟》、《沙之书》、《阿莱夫》等篇什读了起码几十遍。尽管不喜欢马尔克斯，但我还是读完了他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不喜欢略萨，还是读完了他的《世界末日之战》，我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写得气势恢宏。我唯一没有读完的是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我受不了他的一种小点心，孩子在睡前等待母亲晚安前的吻，就花了几十页篇幅来描述细节的写法，觉得细腻是细腻，但太病态了。相反，我更喜欢的是莫泊桑这样的短篇小说高手，他的《羊脂球》，写得非常生动。而在英裔小说家奈保尔没有获诺贝尔文学奖前，我读到广东一家出版社出版的《米格尔大街》，发现奈保尔是很好的小说家，经常向人推荐。我认为《米格尔大街》是我读到的非常精彩的短篇小说集。还有一些用英语写作的印度小说家也让我眼睛一亮。我记不起名字的一位印度女小说家的《卑微者的上帝》给我的印象很深。另外，美国的一些小说家我亦比较喜欢，巴思、品钦、巴塞尔姆、小冯尼格特、塞林格都属于此列。我把品钦的《第四十九把椅子》看作虚构小说的典范，秘密邮政系统，奇异的想象具有迷离而虚幻的色彩，一百来页的书让人感觉容量很大。他的《万有引力之虹》也是一本奇书。还有海勒的被称为“黑色幽默”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无穷反复的荒诞，对战争带来的人类的非理性的讽刺，让人读后不禁哑然。而巴塞尔姆被称为解构主义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巴尔扎克》，以减除的方法，用几千字便将巴尔扎克的全部小说呈现出来，虽然有些牵强附会，但还能让人觉得有趣，做到这样真不是容易的事。不过，我并不那么喜欢塞林格最负盛名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觉得那不过是青春期的写照。我只是对他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感兴趣。而关于加缪，我喜欢他的《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尽管他的名言“哲学应该思考的唯一问题是自杀问题”，有点吓唬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把阅读小说当作了享乐。谈起小说来真的是如数家珍，有时候兴致来了，我甚至可以给人从莫伯桑、契可夫一直讲到卡夫卡、卡内蒂和小冯尼内特。有一次我曾经在与一位著名的小说家谈论卡夫卡时，告诉他我认为卡夫卡的小说是与欧洲古典小说一脉相承的，从技术上，也就是结构小说的方法上，卡夫卡与莫泊桑、契诃夫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他们在看待世界时得到的最终认识，这一点只要看看卡夫卡的《父亲》就够了，这篇卡夫卡最著名的小中篇作品，其叙述是古典小说最基本的叙述，事情的起始，过程、结局，仍然是传统的线性结构，真正让他惊世赫俗的伟大之点在于小说最终带来的结局，父亲的一句话竟然让儿子真的去跳河而死，是结局的荒诞成就了它。我的一番谈论让我和那位小说家一下子找到了可以谈论的话题，几年后再一次相遇，他告诉我那次我的谈话让他印象深刻，一直没忘。有人说二十世纪是卡夫卡的世纪，其实也不尽然，就重要性来说，乔伊斯或许是更需要提及的大人物，他的《尤利希斯》不单改变了人们对小说的一般性认识，而且直接影响了无数人的写作。今天，当人们谈论小说时，不谈论乔伊斯似乎等于没有谈论小说。而就个人而言，我还喜欢另一位曾经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卡内蒂，他的《迷惘》是一本怪异但结构严谨的作品，读后让人不能忘怀。 不过，就算如此，我主要的阅读兴趣还是放在各种哲学、社会伦理学上。这些书读起来慢，却让人感到很有用。有时候回忆，我都惊讶自己哪里来的那么大的热情，连叔本华的《作为表象与意志的世界》、洛克的《人性理解论》、威廉斯的《实用主义》这样复杂的书都读完了。虽然想起来当时并没有完全读懂，但我坚持认为叔本华在书中关于时间的一段说辞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我迷恋于他认为时间永远只有“现在”的解释，很长一段时间它成为我看待生命与世界关系的指导思想，也影响了我在写作中对主题的处理。还有赫拉克利特、奥古斯丁、斯宾诺莎也是我喜欢的哲学家。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中我对维特根斯坦兴趣很大，他的《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我啃了无数遍，甚至国外一些人写的关于他的文章，他的学生写的他的小传记，也成为我反复阅读的读物。但我对存在主义哲学，克郭凯戈尔、海德格尔、萨特等人，只有一小段时间感兴趣。尤其是萨特，因为他的写作涉及的范围包括了哲学、小说、戏剧，我真是看了不少，并自认为对他的戏剧《墙》里的一句成为名言的台词“他人即地狱”有很深入的认识，人的确是在人群中才成为人的，是人的行为决定着人的行为，并起着制约和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而有一阵子，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成为我写作的安慰，反对专制主义对文学的控制，永远是我们时代的主题之一。写到这里，我想起还在报社时，有一次编发张曙光谈论维特根斯坦的随笔稿，报社的一位编委，曾当过北京晚报总编，劳动部副部长的退休老头把我找到他办公室，问我维特根斯坦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搞得我一时哑然，只好说商务印书馆已经出了维特根斯坦几本书，那老头一听说商务印书馆已出了维特根斯坦的书，不好再说什么，只好签发稿子。还说他要读一读维特根斯坦的书。这位老头让我发现有些人一辈子也没弄懂哲学是什么，还自诩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中国，我仍然最看重孔子，他的《论语》到今天仍是我的案头书。他的很多说法对于我来说就是民族箴言，永远起着指导民族心智朝向健康的方向发展的作用。还有朱熹、王阳明这样的思想家的书，尽管站在二十世纪的立场上看，他们的思想中的很多东西实际上对中国思想的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并非都是值得人赞颂的，但是，作为一种基本的民族文化伦理，我仍然在他们的著作中看到了一种伟大的努力，即在塑造民族心智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在寻找一条纯洁和净化之路。除此之外，我还喜欢黄宗羲和顾炎武这样的具有实践精神的学问家，不管是《明儒学案》，还是《日知录》，在我看来都是价值巨大的作品，不单有历史文献的意义，还在于我们能够从中看到民族文化的发展有过什么样的经历。何况这两位学问家还是战士，他们在历史变动的关节点上的作为，表现了某种可以称之为气节的品质，让人看到了坚持某种信念的可贵。相比之下，尽管我读了不少佛教典籍，尤其是禅宗文献，但最终没有对其中的道理产生兴趣。不管是佛教关于业报的说法还是其善恶观，虽然有它对世界、生命认识的一整套观念，但我实在对它在中国最终形成的群众性的迷信很难认同。时至今日，虽然我去过不少庙子，但从来没有献过一柱香。我觉得在中国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很多所谓的信众其实并非对信仰有认识，而不过是希望获得现时报的功利主义者，他们对宗教的要求是能够收获好处。这一点，只要看看那些在烧香时求菩萨保佑的人的行为就可以清楚了。 当然，我也读过不少历史书，古罗马的一些历史书我认为很好看，其语言叙述有着今天我们很少看到的庄重的风格，像凯撒的《高卢记》，色诺芬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记》、庞庇安的《罗马史》等。而我直到今天仍然记忆犹新的是社科院一位叫王以铸的历史学家翻译的《奥古斯都传》，他用一种可以被称之为典雅、庄重、雄辩的汉语把一代罗马帝王的生平以极具感染力的方式，呈现在我的面前。这不单是我读到的写得最有趣的传记作品，也是我读到过的最好的汉语之一。有一段时候我多方打听王以铸先生的情况，后来得知他是一位长期研究古希腊罗马历史的，供职于中国社科院的老专家。当然像另外一些文选类的古书，譬如《世说新语》这样的书，也很好看，那一条条对文人高士的佚事的记录，读起来既丰富了历史知识，也让人觉得很好玩。是我长期作为口袋书带在身上的。至于煌煌如二十四史这样的大书，其中的一些断代史，读起来也是很好看的。 谈论文学的书我也读得不少，有一套文学理论丛书，从八十年代开始，出一本我买一本，像什么《现代主义》、《新批评文集》等等。我希望通过读这些关于文学的书明晓那些被称为高级读者的批评家关于文学能谈出什么有意思的话。最后发现不管是二十世纪，还是此前的关于文学的言论，能够让人感到有意思的仍然是有文学写作实践的人谈出来的东西，而批评家，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不管是柏拉图、别林斯基、巴赫金还是罗兰·巴特、布鲁姆，当他们想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时，给人的感觉多多少少有点自以为是。像柏拉图关于诗人是劣等的模仿者的说辞，像海德格尔关于里尔克、特拉克尔诗的解读，以及像布鲁姆关于莎士比亚与但丁的伟大的比较，其理论的深入不过是一种理论想象，与诗人在这个世界上从事的工作的意义并不相干。就像很多人严羽《沧浪诗话》的推崇，对王国维谈论的“意境”说的深以为然，并将他们的观点看作评价诗的高低的尺度，但这样的尺度在我看来并不具有绝对意义上的权威性。没有哪一个有创造力的诗人是完全按照理论家的要求从事写作的。写作是属于因人而异，太具有个人性的事情。而理解了这一点意味着放弃理论家的理论，所谓阅读不过是一种对文学发生学的认识。当然，我仍然对有些批评家过度阐释的能力表示佩服，像“新批评”的布鲁克斯谈论叶芝的诗，能够一下子引伸到弥尔顿、华滋华斯，虽然让人觉得其中找到的共同点有些牵强附会，但不能不说为了证明一个诗人的伟大，批评家真是花费了巨大的心力。反而是一些诗人对另一些诗人的阅读让我觉得不错，譬如布罗茨基对奥登《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一诗的阅读，其中自然也有让我感到有趣的联想。对于提升对诗人作品的深入理解仍然是很有帮助。 读诗就更不要说了。我告诉过很多人，我敢自诩为中国我这一代诗人中读诗最多的，中国古诗不说，从古希腊到当代的西方诗只要是在中国能见到的我基本读完了（当然是指翻译过来的作品。虽然有人认为不读原著很难真正了解一个诗人，但我觉得自己更愿意看到的是一首诗构成的方法，这一点在翻译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品达罗斯是我最喜欢的古希腊诗人，他的颂歌我认为气象非凡，尤其是写奥林比克运动会的那些诗，。但我不喜欢除了维庸、波德莱尔、兰波之外的任何法国诗人，包括对我这一代诗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马拉美与瓦雷里，虽然我承认马拉美的一些诗的确写得优雅，而瓦雷里的《海滨墓园》可以被看作二十世纪最整饬、庄严的诗篇，我仍然不那么喜欢。我甚至认为瓦雷里的“纯诗”理论，虽然看起来绝妙，实际上不过是对马拉美和他自己的诗的合法性的辩护词，对诗的发展起了并不是那么好的作用。至于超现实主义的几位诗人，无论是艾吕雅、阿拉贡，还是布勒东，都没有让我产生太大的兴趣，我觉得布勒东作为一个文学鼓动家能量的确巨大，但其写作却没有那么有趣。还有勒内·夏尔，尽管被一些人推崇，说得好得不得了，但我还是喜欢不起来。现在的法国诗人我更没有兴趣了。前几年参加一个诗歌节，见到过几个法国当代诗人，尽管有人介绍说他们是当今法国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但他们的作品我读到后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也不太喜欢西班牙语诗和希腊诗，无论是洛尔迦、帕斯，还是埃利蒂斯、卡瓦菲斯都不是我特别喜欢的诗人。洛尔迦的多数诗只是谣曲，《美国》写得太愤世嫉俗。帕斯只有《太阳石》有意思。埃利蒂斯过于热烈。奥登曾经大力推崇过卡瓦菲斯，从而引起很多人对卡瓦菲斯的关注，但我觉得奥登之所以推崇卡瓦菲斯，是因为作为同性恋者，他在卡瓦菲斯的诗中看到了处理同性恋主题时的大胆与直接。当然，我必须承认卡瓦菲斯那些以古希腊为题材的诗其实从处理上来说写得非常有意思，或许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处理历史题材处理的最有意思的作品。而博尔赫斯虽然用西班牙语写诗，但他的文学背景让人感到受英语诗的影响明显，他是英语文学与莎士比亚崇拜者，而他的诗显然没有小说那些的玄妙。在德语诗人中，歌德仍然是至高无上的，海涅太像一个愤世嫉俗的青春诗人，虽然荷尔德林具有从古希腊文学发展出来的近神色彩，显示出一种高迈、典雅的气象，不过我并不是特别接受我认为他之所以在德国享有崇高的地位，是因为他的很多作品表达了对德意志民族的热爱，这一点让他更像一个民族代言人。我到是对他的那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在中国被人们滥俗地使用感到无话可说。而二十世纪的德语诗以表现主义为滥觞，在对色彩与图像的认识中发展出一种比较鲜明的特征，这一点我很感兴趣，因为它是对德语重于思辨的修正。可惜的是表现主义诗歌，除了特拉克尔不错，但他病逝得太早，属于未真正完成的，没有产生影响重大的诗人。至于一些小语种国家的诗人，我读了也就读了，并不认为他们有什么真正的了不起。譬如特朗斯特罗姆，他的诗我只对一首仅仅几行的作品感兴趣，主要是其中一个意象我觉得用的巧妙。至于像保罗·策兰这样的诗人，现在有些人对他推崇得很。我虽然承认其由于二战经历，以及犹太人身份使之在对于死亡的认识上的确相当惊人，但是我并不喜欢他的那种带有将语言撕裂、打碎意味的写作。在我看来，就算策兰非常伟大，但亦完全是由于他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那种目睹了大规模的人类死亡后的死亡经验在写作中发生了作用。还有就是作为一个最终得了精神病的诗人，神经质使得他对语言的使用不断发生断裂、变异、零乱，是这种东西为他带来了特别的尖锐。而我仍然更看重对于整体诗意构成有所把握的那些诗人。 那么中国诗呢？《诗经》中我喜欢《风》，《颂》的排场虽然更大一些，但我并不是那么喜欢。屈原的伟大自不待说，他的《天问》和《九歌》，那种穷究宇宙的追问，以及风姿高标的自恋，让人惊叹。汉魏诗歌中我对曹氏三父子的才华非常看重，尤其是曹操，这位中国历史上以一代枭雄面目存世的诗人，我觉得仅凭“青青子矜、悠悠我心”一句就可以在诗歌史上留名了。中国诗歌史上出现过好几位写出伟大作品的帝王，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曹操。当然，陶渊明是不用说的，不单是他那些澹淡的作品，仅仅是晚年的几首挽歌就可以让其步入伟大之列了。我也喜欢南北朝时期的萧纲、萧绎这样的短命王朝的帝王诗人，不像很多人对他们的写作诽议很深，我觉得他们对文学的倡导，自身对形式的关注，以及在写作中追求的绮丽、雅致、精美，如果不被简单地抛弃，那么中国诗歌在他们之后的历史进程中，可能会呈现出更为精致、高雅的面貌，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虽然在范围和活力上有所发展，但多数作品让人感到粗疏，或者说格调不高。对齐梁诗歌的反对，在陈子昂登高一呼后，的确带来了今天我们所说的诗歌的“黄金时代”。只是历史的吊诡从来不是可以轻易言说的。我们的确很难真正地说，什么样的发展具有唯一性。这一点表现在具体的诗人身上更是非常复杂。譬如像谢脁、谢灵运这样的诗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超绝的诗歌才华，但他们的为人却名声不好，我感慨的是他们卷入权力斗争的涡流而在壮年便死于非命。谢灵运的死的确与他在激烈的政权争斗中首鼠两端有关系。不然地话，可能写出更伟大的诗篇。如果他们能够像同为一个家族中的谢安那样，洞察世事，在政治舞台的出场中见好就收，也许不至于此。政治这玩艺好像从来不是诗人们能够玩转的，包括庾信这样身居高位的人，到最后也不过是成为国家对抗的牺牲品，作为人质在敌国生活了大半辈子。当然，只是这种经历成就了庾信晚年的诗歌，其中的深入与苍凉正如杜甫所言：“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他的诗真是拿命换来的。有人说，诗歌是狂狷之道，从某种角度来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质上这是因为诗歌追求绝对，它会把人看待事物的眼光引向不尽的挑剔。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我们都会发现情况就是这样。中国诗歌史上的伟大诗人，以及不那么伟大的诗人，留给我们的均是这样的形象，像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狂狷，成为他们人生中最动人的组成部分。好多人都觉得杜甫一生生活在求生存的卑微中，一个严武便搞得他垂头搭脑的，但他内心的狂狷难道不是事实吗？瞧瞧他写下的“如今海内耽长句，我和李白辞最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种骄傲才是真正的骄傲。在我的诗歌系谱中，杜甫的地位是超出其他诗人的，我将之看作可以永远成为榜样的诗人，一方面是他对待诗歌的态度，另一方面当然是他晚年那些精妙绝伦的诗篇。在我的眼里，杜甫是体现了全部诗歌精神的诗人，他能够让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感到写作作为人类智力活动所需要的一切。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伟大的诗人，李白虽然亦羸得了人们的尊敬，但不像杜甫那样对后世的写作影响深远。在我看来，李白就是文学存在中的孤例，他以高昂的才华成就了自己，但却无法让人学到。而杜甫，瞧一瞧所谓的“千家注杜”吧。这里面或许不仅是因为杜甫被人们称为诗圣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全部写作能够向后世提供写作的范例。这种范例，来自写作本身作为一种行为与作品最后的质量。我一直认为，从宋代以后，一千多年来的中国诗歌写作不过是对杜甫的分解，一些诗人仅仅是学到了他的一点，便成就了自己诗人的地位。像黄庭坚这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诗派”的领袖，从今天的角度看已经算得上伟大的诗人了，但他自己心里十分清楚，他不过是杜甫的学生，而他发展出来的奇抝、坚涩，讲究字词来历的诗歌风格，亦是持杜甫之一端。对他，我真正欣赏的是他是第一个把阅读与写作的重要性联系在一起，并做了大量理论阐释的诗人。同时，这也是我们看到为什么清代那些诗人，尽管写得非常好了，但仍然让人们对他们难以记住的原因。我的确一直认为清代的一些诗人写出的诗歌真的非常好，其技术上的把握，尤其是对景物的细致摹写，其精确、生动堪称完美，要是放在唐代，他们的文学地位可能会高出很多。由此，另有一个问题是：文学写作存在着有效性问题，失去了与时代发展相关联的有效性，不能确切地找到一个时代的文体要求，一个人的文学成就会变得非常尴尬。这里面已经不仅仅是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可以解释的了，应该还有更复杂的因素在发生作用。 说到影响，二十世纪的英语诗与东欧诗对我有影响。对我这一代诗人来说，我一直认为必须解决的写作问题是：怎样面对特殊的意识形态处境，使诗获得与我们的前辈不同的认识形态，从而在具体的写作中建立起一整套属于自己的话语方式。在这样的要求下，解决对语言的认识，解决认识世界的方式，以及解决结构诗篇、处理主题的方法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可以说成是写作的前提一样的要求。无容质疑，写作始终都是在具体处境下谈论具体问题。而在中国，一直以来，文学便被分为“以文为文”和“文以载道”两种。关于文学的价值也在这两种不同观念的争论下持续地展开，交替着成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写作主流。我希望自己既不单纯的陷入“以文为文”，也不简单的“以文载道”。因此，英语诗中的经验主义处理语言的方式，和东欧诗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承担，刚好从两个方面体现了写作对诗的结果的要求，将它们结合起来正好可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需要，写作具有的现实感也会很自然地生成出来，其诗意也会与时代的精神认识达成一致性的认同。由是，它们成为带给我写作启发的主要外国诗。诗歌史不是一直将华滋华斯称为抒情诗人吗？但他的哪怕最抒情的名篇，像《丁登寺》、《序曲》等，仍然让我看到的是一种在具体场景下展开的，带有非常明确细节描写的叙述诗。当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还会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在具体写作中具体体会。因为就是在英语诗和东欧诗中，不同诗人的写作呈现给我们的东西并不一样。譬如说我喜欢英语诗的蒲柏、邓恩、哈代、奥顿、拉金一路，喜欢东欧诗的米沃什、布罗茨基、希姆博尔申卡等人，对其他很多诗人并不是那么热衷。在这里面，仍然存在着很强烈的自我选择色彩。就像如今大家谈论的很多的曼捷尔斯塔姆，我对他的诗就并不是那么喜欢。这种不喜欢并不是说诗的好坏，而是在诗的构成方法上不合自己的胃口。我总是觉得那些从俄语中翻译过来的诗，不管是帕斯捷尔纳克，还是阿赫玛托娃，给人的感觉读起来抒情的意味都太浓，而缺少我喜欢的意象的复杂带来的均衡的力量。只有布罗茨基不一样，他的诗受英语诗歌的影响很明显。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从米沃什、布罗茨基这样的诗人的写作中看到，面对一种不得不承担的政治处境写作方向选择的重要性在哪里，那么要想很好的完成作为一个诗人的历史责任，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他们的喜爱，实际上有认清自己的意味。不过，这里我还想特别说说阿斯伯瑞，他是少数几位总是让我常读常新的诗人，有人说他是一位具有图像感，有明确后现代色彩的诗人，但是我喜欢的并不是他的这些特点。我在阿斯伯瑞的诗歌中感受最深的是他的语言的“空”，以及结构的弥漫性，读他的诗，我最着迷的是，总能感受到一种词的绵延，他的那种边说边移的气韵，使人总觉得诗中透露出一股虚无主义的气息，而虚无主义作为一种诗歌意识，是我一直以来都想要在写作中呈现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直以来都将之作为唯一的主题来处理的。还有就是奥哈拉，这也是我喜欢的一位诗人。他的几首诗，像《我的心》、《一件“浆果岬”套衫》、《死亡》，我总是反复阅读。 阅读到最后就是选择。尤其是一个人读的东西越多，选择越明确。到了今天，我读书的热情已经没有年青时那么高，或者说那么盲目。我已经在选择阅读什么样的书时变得比过去挑剔多了。今天我已经很少读诗，尤其是同代人写下的那些东西。如果非要说我仍在读的话，也只是读一读我熟悉的诗人的新作品，或者说读那些我感兴趣的诗人的作品。读他们的原因很简单：看一看他们写作的进境，又有了什么样的变化与发展。而在其他方面，我宁愿读一些杂书——文学之外的书，譬如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在这方面，不像有些人更关心谈论方法论的言论，我还是把关注点放在了对认识论的谈论上。正是这样，我喜欢约瑟亚·柏林这样的思想家而对德里兹、阿·甘本这样的理论家兴趣不大。虽然我知道二十世纪人类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进步是：认识问题、发现问题的能力的提高。也知道这实际上与自身看待问题的角度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譬如福柯在《性史》一书中关于语言反向增值的说法——正是在十八世纪法国对卖淫一事公开化的处理，才使得关于嫖娼的黑话不断地推陈出新，衍生出大量的替代性话语。福柯的这一观点很有意思，的确让我理解了“语言场”在支配我们的思考时的作用，它带来的是我对中国当代诗歌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具体语言场域中的认识。也让我最早在诗歌界提出了“中国话语场”这一说法。我的意思时，我们由于自身所处的独特的极权主义环境，语言的生成受到这一环境制约，一些问题的出现、生成，必然带有其与其他语言环境中不一样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会成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从而使我们最终在写作中受到其影响。但是自主性仍然作为一个重要原则成为我阅读的主要动力。我不希望读书成为一件被迫的事情。我越来越感到作为一个诗人没有必要读那么多他同时代诗人的作品，它只会产生狭隘地看待自己的写作地位与写作环境的心态，而在具体的写作中对人没有丝毫帮助。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已经没有必要靠读别人的诗来提高自己对诗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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