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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批评文学的一点感慨 
之一
面对当代文学的状况发表批评意见，是近二十年来从事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喜欢干得事情，这不，近来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又有一群所谓的思想界学者，以不满的姿态对当代文学大加批评。先不说以发现的意义来讲，中国有思想界吗？他们在近几十年来为中国提供了什么样的可称为思想的思想，是像王阳明那样“致良知”了，还是像李顒那样“悔过自新”了呢？亦或像克郭凯戈尔那样说出了“存在主义”，像德里达等谈论了“延异”、“遮蔽”？就是谈论文学，他们又谈出了什么新鲜言辞？无非是自以为是的一味指责。问题是他们有什么资格对当代文学说三道四。
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并不自我辩护当代文学已经怎么了不起。但是，情况真得如有些学者所说，从事当代文学的人，都是不学无术、盲目自大之人么？也许的确有不少写作者是这样，就像近年来有些不修练而只是谈论文学写作是“生而知之”事的人。但这种一杆子打倒全部写作者的说辞，本身就不是一个从事思想研究的学者所应为。更何况如果以自己是一个历史研究者，自己是一个哲学研究者，便要求从事文学写作的人也像自己一样，将历史或哲学搞得那么通透，成为专家，如此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对于文学写作者来说，文学自有其专业上的主要要求，为什么这些不被谈论呢？
还有就是，一谈起中国当代文学，不少说法便搬出俄罗斯为例证，举出中国当代文学没有产生《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但为什么不说中国也没有产生像巴赫金这样的能写出对陀斯托耶夫斯基小说有独立深入见识的批评家呢？如果相比，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不管成就再怎么不如人意，仍然出现了一大批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能够成为人们看待中国社会精神变化窗口的作品，但批评呢？谁真正写出了具有时代认识标志性质的批评文字？可以说没有。就是勉强算有，那些文字也不过是一些对已经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品评的体会性说辞。最多能算作做着吹鼓手的工作罢了。
何况，我看到很多谈论当代文学的人，并没有把诗歌算在他们的谈论中，只是把目光盯在小说上。好像在他们那里诗歌已被逐出文学了一样。离开了诗歌的存在，文学还能全称为文学么？或者当少数的人不得不谈到诗歌时，一般的说辞也只是用一个“看不懂”，或者“无聊”打发了事，然后再指责当代诗歌写作者故弄玄虚，搞诗歌象牙塔，不为广大读者写作。很多时候我不免纳闷，这些人都不想想，难道从事当代诗歌写作的人都是吃素的，他们真得是不管不顾自己从事的工作的意义吗？说话总是简单的。我一直觉得不少批评者是太轻率了。他们根本没有更加深入地思考问题。
而就以我所从事的诗歌写作而言，虽然从大的范围看，的确存在着写作者文学准备不足的情况，但是当代诗人中最好的那一部分人，仍然是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的，这一思考不单包括了写作的目的，也当然地包括在一个具体的时代氛围中，对写作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的探究。也就是说：并不是从事诗歌写作的人没有想那些被很多批评者认为必须思考的写作与社会进程的总体关系。怎么会不思考呢？实际上在我看来，思考的还更多，因为在他们的思考中还包括了诗歌文体自身的历史发展，这其中既有社会意识方面的，也有审美层次方面的。
举一个例子吧：为什么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当代诗歌出现了对自身写作场域的性质的谈论，为什么“叙事性”、“个人写作”被当作问题提了出来，写作为什么从对英雄主义的昭示转向了对具体生活的描述，诗歌语言为什么不再把单纯的文雅作为修辞手段？这一切并非不是来自写作者的思考，它们恰恰是在对中国当代现实的具体情况，以及当代诗歌发展路向的考察后，当代诗人写作中的主动作为。而在这一主动作为的背后，起支撑作用的不是别的，正是一种来自于对文学的历史主义的，具有位置意识的认识。其中当然地包含当代诗人对中国社会、当代文化发展的思考。
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些包含文学意识变化的写作情况的出现，很多从事批评的人并没有能够真正触及到其中所涵藏的意义。反而只是想当然地用自己对文学的简单认识去评价，说一些让人看了只能摇头，只能将之看作外行的话。以至于让我不得不感到，这些人对文学根本就没有感受力。要知道，谈论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不是别的，恰恰是文学感受力。而这一感受力并不仅仅是来自于逻辑性的思想认识，还有着对语言文字的审美性感悟。这一审美性感悟并非不经过长期的训练就可以获得。那种以为有了某种思想认识的能力就可以谈论文学的看法，本身就太简单，太无知了。
在我看来，那些一味简单地批评当代文学的人，虽然自诩是从事思想研究工作的专家，但自身思想方法的简单却让人看到了其中隐含的无知。对这样的思想界我们怎么可能信任？也许这样说我也犯了一杆子打别人的错误。那么换一个说法吧：中国思想界的确有一些人说话让人感到太轻率了。虽然文学是应该被别人批评的，但是文学也是应该不被别人胡乱批评的。在这一点上，并不可以因为自己搞历史研究、搞哲学研究，就具有了对文学发言的能力。而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思想界最成问题的是，其中的很多人平时并没有真正地潜下心来关注文学，却总是要像插一杠子似的对文学发言。
在这一点上，中国思想界的某些人的确应该学一学他们的外国同行，譬如萨义德，再譬如德里达，他们可是在对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以后，才写出了谈论康拉德，谈论卡夫卡，甚至谈论文学写作者的写作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文章，那些文章虽然有着当代学术思想写作特有的晦涩、难解的特点，但是我们仍然能在其中看到一个思想家对文学的思考，以及从中看到这些思考所具有的对问题的发现。在我看来，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不管他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学科，如果当他想对文学发言时，首先需要做到的是对文学的了解，这一了解必须是深入的，或者必须是谨慎的。 之二
最近，著名学者崔卫平女士有一长文：《我们怎么错过了海因利希·伯尔》。这篇文章从分析德国作家伯尔面对波兰工人运动的态度开始，举出大量的证据证明伯尔作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怎样在面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以及邻国的现实时，表现了一个文学家的政治立场与道德操守。很显然，崔卫平女士是很赞赏伯尔的，她认为伯尔通过自己的小说，以及通过自己在具体的历史事件发生时所表明的立场，实现了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的自我塑造。因此，他应该被看作是可以成为其他作家面对自己生活的现实时，做出行动的榜样。从具体的意义上讲，我非常同意崔卫平女士对伯尔的意义的谈论。也十分愿意将伯尔看作对更多的写作者而言具有启示意义的作家。因为很显然，像伯尔这样的作家，的确通过自己的作品和作品以外的行为，在不断反省人类自身行为的基础上，向世界表明了自己对于当代社会的态度。也就是说：伯尔以自己的方式介入了当代生活。
不过，尽管我赞赏伯尔的行为方式，却仍然认为关于文学介入生活，关于作家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向世界表明自己的立场，还有更多问题可以讨论。譬如，介入的方式是只有一种呢，还是有很多种？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态度很明确——有很多种。写到这里我想到的是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几乎所有爱尔兰作家都被卷入了这一场运动，像诗人、剧作家叶芝，剧作家格利高里夫人等等，都对这一运动表达了自己明确的立场，并发起了与这一运动相呼应的爱尔兰文化复兴运动。但是，乔伊斯却在叶芝希望他也加入到这一运动中去时说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而他所谓的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写小说。乔伊斯的这一态度在当时颇为人们非议，更由于他的小说，像《尤利西斯》、《都柏林人》，在创造手法上具有实验性，被非议的非常厉害。但是从今天的情况看，乔伊斯恰恰是通过自己的小说，对爱尔兰的贡献最突出的人之一。
今天，几乎已经没有人会再说乔伊斯没有对自己的民族做出巨大的贡献。人们通过时间看到的是，正是通过自己的方式，乔伊斯比很多人都更深入地介入了自己民族的生活。因为他通过小说向人们提供的是对作为一个民族的爱尔兰人的性格的深刻剖析，并将之以非凡的文学表述形式让全世界对文学有期待的人看到在一种独立的叙述方式中，表达是怎么完成的。正是这样，乔伊斯在今天被称为“爱尔兰的良心”。 而通过乔伊斯这样的例子，我想人们应该看到的是：介入从来不是简单到只有一种方式的。说实话，当我们翻开中国文学史时，同样能够看到的各种介入方式真是太多了。就像说到杜甫和李白，如果我们承认杜甫的诗歌介入了我们民族生活的历史，难道就一定要认为李白没有这样做吗？在我看来，虽然李白没有像杜甫写出《三吏》、《三别》那样直接反映一个具体时代的生活的诗篇，但是他的那些文采华然、壮丽绮瑰的诗篇同样是具有介入性质的。 为什么？
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也能体会到作为伟大的民族文学遗产，李白通过自己的诗篇向我们提供了什么是我们民族的感受力，以及它能在怎样的意义上向世界提供出感受力的方式这样的绝妙的东西。也就是说：李白通过自己的诗篇提高了我们民族的感受力。这是怎样的伟大的成就啊！有时候我想，如果没有李白，那么在我们对汉语的认识上，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我丝毫不怀疑情况将大不一样。而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李白身上我获得了这样的一种认识：介入，不但有方式的不同，还存在着现实与历史，目前与长远之分。这样一来，就算我们把介入作为对文学的基本要求，也应该清楚地了解到：对文学的要求永远不能只有一种。而更进一步，我们尤其不能因为别人的写作和行为不符合自己对介入的理解，便认为这是失去了文学的责任感。我们应该看到对于不同的作家来说，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创作，只能意味着他们对文学的理解不同，而不存在对错之别。
话说到这里，似乎应该回到我们今天面对的具体的文学现状上。今天，一种对当代文学最普遍与基本的批评，即是它对现实生活介入的太少。有人曾经举例说文学就应该像《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那样，才算尽到了文学的责任。但是，这样的说法真的是站得住脚的吗？其他的不说，让我们假设如果像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文学，最终只剩下一种文学写作样式，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难道它不显得单调吗？一个基本的事理是：如果我们要讲求一个时代的文学的丰富性，就必须不是以限制的态度，甚至不是以将某种类型的文学作为样本与范式的态度，来对待文学。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永远应该被看作不论什么时期，也不论什么制度环境下，文学正常发展所必需的。如果不能这样，肯定是出了毛病。肯定需要从事文学的人对上面那种粗暴简单的要求予以抵制。有时候，对那些貌似“政治正确”的指责的抵制，恰恰应该被看作是对文学从另一种角度的介入。
为什么这样？就在于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需要自由表达。而这一自由表达从古到今都是文学的风骨所在。勿庸置疑，社会的复杂性随着文明的进步也在深化着，人类对各种事物的认识也由于此而越来越细腻。面对着同样的东西，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反应，应该被看作是正常的事情。而任何要求按照某种样式进行文学生产的主张，也就理所当然应该被看作带有强制性色彩，甚至说带有专制意味也不为过。所以，对其的抵制从最简单的角度讲也带有捍卫写作自由的意义。而从强调的角度来讲，这正是对文学信念的坚持所必须做的事情。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刚刚经历过将文学当作政治宣传工具的民族，人们为之受到过沉重伤害的记忆犹新。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就是坚持以公正、道德的态度对待文学。反之，则是对公正和道德的破坏。而这样的事情从事文学的人会放纵它的发生吗？除非从事文学的人都昏了头，不然的话怎么可能？ 之三
不出我所预料，谈到文学的“介入”，一般的理解正像我在上一篇《感慨》中所言，是将之与面对现实发言联系起来，要对具体的事表明态度什么的。但这不过是“介入”的方式之一种，对此我其实已经说得非常明白。我为什么现在更关心“介入”的多种方式呢？还在于我看到不少人在谈论“介入”这一问题时，总是带有“非议”色彩，不是为了单纯地说“介入”，而不过借说“介入”，对他们不赞成的写作方式行批判之举。如此作法，在我看来除了用上“影射”之法外，还造成了一种非常狭隘的对文学写作的理解，好像文学离开对现实的关注就没有活路了。但实际的情况肯定不应该是这样。
虽然，不同的人是从不同的认识出发，对文学在具体的时代应该干什么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却不能作为“公理”成为文学价值检验的标准。这里我仍要说到乔伊斯，在他写作《芬尼根守灵》的那段时间，正值二次大战开始，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欧洲，他自己的生活亦受到巨大影响，但这并没有使他停止写作，哪怕是不断逃亡在路上也没有。还有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时期，像朱自清、陈寅恪、金岳霖、黄侃等一大批中国文人，并没有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写那些直接反抗侵略的文字，但是他们却用自己的笔写下了对当代文化做出了贡献的东西。
因此，一个诗人也好，还是其他的什么文化人也好。加入到社会建设中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就是我们回顾中国文学史，也会发现，并非只有那些“介入”社会公共生活，对之发言的人才做出了贡献。很多时候恰恰是那些没有所谓的简单的“介入”色彩的文学作品，同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方面的例证真是太多，像陶渊明最好的作品，如《挽歌三首》，还有王维的《辋川集》等等。如果按照今天有些人对文学的理解，它们做了什么“介入”呢？但它们不正是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文学遗产吗？它们给予世界的是对生命、自然的深入认识，和恰当关怀。
我总不能理解的是：面对着有巨大的文学遗产作为证据的事实，为什么总是有人不能正常地理解文学的全面意义呢？我并不反对人们谈“介入”，但是我反对人们对“介入”的庸俗、狭隘理解。同时，我也不希望有人总是把具体的时代存在的问题绝对化。虽然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确问题很多，这些问题也需要解决。但不管是批判还是揭露，都不是唯一方式。正因为如此，那些像《中国农民调查》之类的作品有意义，而像当代一些诗人所做的对语言可能性的探究，也应该是有意义的。因为如果失去了对事物的可能性的感知能力，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同样是巨大而恐怖的事情。我甚至认为对语言感知力的探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意义更为远大，因为这其中隐含的是让语言永远保持活力，从而在更高意义上将人类精神的幽远、细腻传递下去。
在我看来，这甚至是必须强调的。而而且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所做得努力还远远不够。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历史的具体发展情况，人们对文学的要求总是放在对具体事物的描述上。尽管这是情势所迫，或者是政治生存的需要，但它对文学的理解却造成了狭隘性的产生。这一点二十世纪后半叶表现的尤甚。甚至让我感到今天那些简单的理解“介入”的人，其潜意识中的思想方法仍然带有那种狭隘化的色彩。我认为这恰恰是需要警惕和反省的——为什么到了今天，当我们以为自己是以民主的态度和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时，说出的却是并不那么具有民主色彩的话呢？事情真是复杂得很哪！不能不让人感慨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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