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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到了2020年末。年终该做的盘点、结算、考核也接踵而至。前几日，部门主任将年终绩效考核表发到我们手中，让各自理一理自己这一年的“收成”。与去年相比，今年个人总营收，有提高。尤其是游戏业务带来的业绩增长，很抢眼，是比哼哧哼哧做书的编辑，创利更多。忙碌了一年，收成不错，内心确有安慰。可即便如此，我仍然提出了“不情之请”：来年，不要做游戏！同事说，在业绩报表如此亮眼的情况下，你选择放弃。这算是一种激流勇退吧。当然，这算不得什么激流勇退，毕竟不是宏图伟业。勉强在部门内算是创利“香饽饽”。这一年，为了接更多的活，做更多的利润，我们将自己埋首于游戏中：与各种各样的人费劲费力地沟通，忍受各种文档不走心（错别字圈出来一次两次仍不改，修改好了的内容下次返回依然原封不动错着），拿着手机不间断的测试，甚至夜间也得试试能不能“防沉迷”，忍不住向合作方发火，然后又自责。白天黑夜轮转着，我们在耗竭着自己，沦为“工具人”。除了经济效益，这项业务，不产生工作价值和成就感，我们不会因为自己一年申报了近百款游戏，而更加赏识自己或者成为更优秀的出版人。再者，因我的物质欲望不高，消费需求也不旺盛，从不参加互联网购物节，也不提前消费，基本都是按需购物，也收敛了自己的攀比心，不羡慕人家的豪车、别墅、名媛生活……所以有底气放弃，这项并不会给个人成长带来任何好处的创利业务。
看到这里，或许积极有为的人士，会批评我：太佛系，不上进。若是人人都像你一样，社会怎么发展，经济怎么进步，内需如何拉动？搞不好，就得像日本一样，沦为“低欲望社会”。可是，就是因为当下太看重经济发展，铺天盖地的宣传消费，导致普罗大众，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积累，而越来越感到不安，甚至经济收入还不错的个体，也有十足的不安全感。今日刚巧看到一篇公众号文章，标题为“年入百万的焦虑”。作者说，身边有好些人年入百万，仍然很没有安全感。每天不停辛苦工作，努力往前奔，停下来就会担忧：若收入下降该怎样稳住“高质量”的生活？每个月的房贷、车贷如何还？孩子的精英教育怎么持续？老人的养老问题如何解决？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先考虑一个类似的问题。不久前，看了著名企业家俞敏洪和冯仑对谈的视频，有一个主题是：穷人该不该生孩子？冯仑的观点是穷人该生孩子。而且还举了自己的亲身经历。1991年，他在海南创业，创业初期，发展不顺利，甚至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根本看不到希望；而她老婆却怀孕了，犹豫后他们夫妇选择将孩子生下。冯仑说，当时他们的物质条件太差了，比普通工薪阶层还差很多，是正儿八经的穷人，按理不具备生孩子、养孩子的条件，但还是生了，他说，穷有穷的养法。同理，穷有穷的活法。不是鼓励大家穷，而是不要让自己过于负重前行，不然，焦虑感会淹没了对生活的热情，产生更大的不安全感。
心理学家弗洛姆在《论不服从》中对于消费与安全感做了很精妙的一段阐述。“商家会启动一种强有力的诱导机制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不断培养消费者对新商品的嗜好；二是将这些嗜好引向产业中利润最高的领域。资本在消费品产业的大规模投入以及几家巨头企业间的激烈竞争注定不能听凭消费行为自由发挥，商家也不会给消费者买多少和买什么的自由选择机会，必须不断刺激消费者的食欲，并使得消费者的口味在商家的操控、调节、预测之中。人只剩“消费者”这个身份，一味地希望消耗更多“更好”的东西。我们越消费，就越空虚。我们接受了更多教育，但思维判断力和信念力却每况愈下。我们越来越信仰宗教，同时又越来越依赖物质。普通人最终失去了安全感，他们孤独、压抑，虽然吃穿不愁，却无快乐可言。生命对人并无意义；人朦胧地觉得生命的意义无法从那个唯一的“消费者”身份中去找寻。人很难忍受既不快乐又无意义的生活，但事实是这个体系给人提供了无数逃避的途径——从电视节目到镇定剂——让其忘却正在失去生命中越来越宝贵的东西。人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人性消泯、精神颓废。我们制造出像人的机器，又制造出像机器的人。”
虽然以上描述，只是弗洛姆在20世纪80年代写就的，描述的是当时的美国人和美国社会的状态。但是，这段话放在21世纪的中国和中国人身上，也不违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得考虑人的生活质量。无论是社会、企业还是个人，都不应该将人沦为为自己、为企业、为社会挣钱的机器。社会、企业、个人，要看见个体作为人的特质，人不能像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所描述的那样，生来就是为了工作、消费、满足欲望的，人还得发挥作为人的灵性，有时间领略美、欣赏美、去发现、去尝试、去创造。心理学家弗洛姆，最后也提出，人只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意识到自己的患难，从而形成一种生活的新视野——实现人类的自由、尊严、创造、理性、公正、团结，才能将我们自己从几乎肯定的衰败、丧失和自由或毁灭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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