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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父母给予幸福和珍爱——山海岁华之一

 松滋新镇 2021-02-03

胎教是战争,初教是贫穷,留在记忆中的,是苦难父母给予的幸福和珍爱。尽管稗子粉是营养学家从来就不可能想到的营养食品,但她却养活了草民之子的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拜祭灶王爷]

1944年,在中国历史上,抗日战争到了最残酷、最危险、最紧要的关头。 在中华腹地的湖北松滋,跑“老东”(老东:日本鬼子)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这一年应该是出生了不少名人,不过出生的平民应该是更多一些。春节刚过,在灾难中,有一户农家仍然为之喜悦。 2月7日夜10时许,在新江口镇糖铺子村,一个小地名叫戏包岭,现在已经被人遗忘的地方,我来到了人世,时甲申年正月十四日,凭经验为亥时。因我上面三个哥哥夭折,生下我后兴喜至极,按习俗拜祭灶神,把锅端起来,在灶膛里象征性的放一下,就算是行了礼,借以祈求保佑平安。在民俗中,名字起的太金贵,不好养,于是给我取一贱名“灶狗”。 这个名字,我的父母一直叫着,到我结了婚,才没有叫了,但是有时一高兴,还是拿我的小名说事儿,仿佛是一种幸福和最大的享受。 

[祖父的心计]

货郎担也算经商,在那个年代,能农商并举,应该是有眼光的人。我的祖父可以算上一个,不仅自己经商,还精心安排三个儿子学艺。

祖父覃现楷,务农为主,闲时挑货担串乡,俗称挑“八根系”。 “八根系”,缘于两个货筐,每个货筐有四根绳索,一担就有八根了,这是对货郎担子极其形象的称呼。我的父亲覃文寿,昆兄三人,其实应是四人,其二哥夭折,依其名号为“福禄寿喜”,后只有“福寿喜”三人。我的父亲便排行老二。祖父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为了儿子们日后有一个好的生计,都安排学了手艺。那时有手艺,就能养家糊口,俗话说,金斗银斗,不如薄艺在手。大伯覃文福,学木匠,手艺说不上出类拔萃,在那一方还是有市场的,养家糊口不成问题。

我父亲身体较矮,体力较弱,就学机匠。机匠是专门给织土布的人家牵线子起布,现在除了江浙一带传统“夏布”工艺还保存这种工艺外,其它地方已经没有这种职业了。机匠这活儿要求心细,手脚灵活。机匠的主要工作是浆线子、牵线子、装机、织起机布四个主要过程。浆线子是用面粉浆把棉纱线汤后凉干,使棉纱线有一定的硬度,同时使棉纱线毛绒粘滞,不至于在下一个程序被粘连。牵线子是在一个场地上,用特制的桩笊子将经线排列好,然后按需要的长度有序的装在一个大滚筒上;装机一是安装大滚筒,二是分为两层挑起来挑穿排扣。排扣是很精细工艺性很强的一个织布机上的部件,传统的是竹制的。上扣以后就可以织布了,机匠一般要帮人家起织一段布,俗称起机布。起机布通常是机匠师傅的工钱。

三爹覃文喜学漆匠,手艺还可以,不过三爹并不醉心于手艺,因为口才好,有点“文艺”的天分,逢年过节,就打三盘鼓。松滋的“三盘鼓”,与天沔一带的“三棒鼓”不同,只是一鼓与小锣一柄,可以二人合作,一人打鼓,一人敲锣,一人主唱,一人和唱;在找不到合适的搭档时,可以一人将就,锣鼓同操。“三盘鼓”的节奏并不复杂,唱词以七字句为主,间或有些许说白;在内容上除了套话,俗称“流水词”外,长篇就是所谓“本头”或“正本”,多以传统小说或是话本改编而成,如以岳飞为题材的“精忠报国”等。

[我的父母]

我的父亲覃文寿,生于1917年5月19日(民国丁已年三月二十九日)。读私塾一年半,生性好学,喜读小说及唱本,善言谈,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在我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就在家里教我《三字经》《六言杂字》及珠算,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

父亲回忆多次被拉壮丁,有三次终生难忘:

第一次,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农历),祖父覃现楷、母亲张刚英被作为人质抓到麻水乡政府,后关到崇福寺庙里(现崇福寺村),父亲没有办法,只好去调换人质,作为壮丁到了部队,这一年底开小差回家。回家后与叔叔在黑饼墙租种田地,俗称写田,借以躲避壮丁。

第二次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在麻水坪被拉壮丁,次年回家 。当时是戴家楼子的杜保长。

第三次是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在糖铺子住下来后,前往麻水坪被拉飞丁,随即编入国民党部队92军一八五师553团。军长周岩,团长李仲新。于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在宜昌曹家畈曹家大包对日寇作战,因驻鸦雀岭某师与日军勾搭,将日军放行,致使92军溃败。战斗十分激烈,所在连队大部牺牲,满山尸体,悲壮至极。至夜息战仅生还三人,家父所幸为之一。未归队各自走散,家父遂还家。回家途中,先在一河渠中泡了一天,将身上血腥泡去,至夜裸体潜行。于长阳某地,一农户家门外收取裤子一条遮体。晚年家父说,平生仅此一次不得已而为之,还甚觉有愧。

这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三次的时间应该是1943年。据《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P1046/P1053])记载,宜昌之战于5月25日开始集结,预定决战时间为6月初。至6月8日,鄂西会战结束。曹家畈、一八五师俱是实在。

1945年发生了一件事,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我的三爹覃文喜,为了让两个哥哥不再为拉壮丁所累,主动当兵到西斋国民党军某部。按当时的规定是“三抽一”,家父不应当兵。但是糖铺子一个保长仍然把家父抓走了。母亲请人到西斋向三爹报信。三爹得知消息后,向连长要了一把手枪,带了两个弟兄,赶到糖铺子要抓保长的人,保长没有办法只好跑了。三爹不走,保长就请覃氏本家地方名士覃冠南先生出面调解,把家父从乡政府保回,并在糖铺子请三爹的客,送光洋五块为草鞋钱,平息事态。其后家父不再被拉壮丁,三爹在部队混了两三年,解放前夕逃了回来。因为三爹为保住两个哥哥充当壮丁,所以不负责赡养祖父母的义务。多年以后,三爹讲起这件事都津津乐道。

家父三次壮丁,特别是宜昌对日作战大难不死,后又中年得子,深感上苍福佑,因之立愿,皈依佛门为在家居士,长斋至终年。家父虽为村农,然谋思非俗。中年得子,又是独生,并不溺纵,我初有悟性,即教识字。家教甚严,削竹自制戒尺,两尺有余,凡习字珠算诵读稍不用心,即戒以轻重。我已经年,反思过者,教子不如家严。1954年冬,百年罕见之寒冷,长期暴雪,塘堰尽皆冻凝,小南海湖面可以行走。是年秋,我到磨盘洲中心小学校就读高小。值冬周日返校,母亲要父亲护送,父亲不允,令我等同学自行。我等行至王草铺子,落入积雪中,正紧张时,有人用手往上拉。原来是父亲尾随其后,有意磨炼我们的意志。父亲为我学业,十分辛苦,为了一笔贷款,夜晚归家落入堰塘。后我考入荆州师范,那时没有公路客运,父亲担着行李,鸡鸣即起,步行到涴市码头,送我搭船到沙市,其时船票5角。父亲终身节俭,不修边幅,凡修桥补路之公益事业,则有资出资,无资出力,十分热心,口碑乡里。父亲曾到西岭中学(当时有名的一所全民教育学校)为学生讲课,其中讲到国际形势时说,“国际国内,红旗插上安理会。”一时盛传。及至暮年,尝到我所,也要读报,注重新闻。曾对我曰:“生意做得贱时,即是天下盛世。”今果应验。父亲仙游于乙丑年正月十八日凌晨(1985年3月9日5时40分),享年68岁。父亲辞世前半年,所来往亲友都行走一次,言明辞路。是年正月,嘱我等拜年早回,与其天伦。正月初四日唱小调并录音。初六即有不安,有疾兆,即诊治不应药。初九日谓我曰:“正月十五灯会安全第一要紧,不可疏忽。我当在十七、八日,十五日后即回。”十七日夜,全家守候,父亲平和的地说:“你们去睡,到时我叫你们。”尤如平时出门一般。人生来去,有常无常,善终者善哉。茔安自留山,与祖父相依。    

母亲张刚英,张家畈人。有舅张刚纪、张刚华。母亲生育四个,前三夭折,唯我成立。自我后,常年多疾,不能农事。仙游前一年卧床不起,重疾一年有余,多赖儿媳杨圣兰照顾。母亲生于1918年2月18日(戊午年正月初八日),于1984年8月5日(乙丑年六月十九日)辞世,享年六十六岁。茔安自留山阳坡。    

[童年趣事]

早在1940年,父亲为躲壮丁由麻水坪张家湾牛鼻桥迁到糖铺子,住在李昌兴家偏屋,佃覃本家覃新生(现字辈)水田八斗种(约六亩四分田),另柴山约三亩,年课谷八石(每石十斗,约一百五十斤),不过多数时候是用斗量的,不一定过秤。除了完课谷外,还有课工,男工10个,女工5个。男工主要是为东家耕种自己的田地,女工主要是为东家在过年的时候帮忙洗衣被等。其后为了为东家看护山林,遂在李家屋场对面木树塝山嘴上做两间茅屋。因为是在春天,不能在田里打砖,只能是干打垒。这两间房子一直保存到1990年才拆除。

母亲在后来的回忆中说,父亲经常外出躲壮丁,特别是在农忙之时,就是拉壮丁的最好时期,这是青壮劳动力都在家。因为这样,家里收成很少。为了糊口,母亲就把稗子集中起来,加工成糊糊,充当我的奶粉。母亲说,稗子糊糊很细,还是很养人的。这我一点也体会不到,只是在知事时,吃到大麦米饭时,特别难吃,就对父母说,这种有“芒”的种籽就不要留了。多少年后,父母都提起这话逗乐。

儿时的事,有的印象还是很深的,终生挥之不去。1947住李昌兴家偏屋,中稻打场时遇暴雨,稻谷全部被冲走,我在屋檐下哭,父母也急得哭。大雨过后,父亲从冲到田里的泥巴中淘出一些谷子,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帮忙。

其后的1948年春,我们搬到了冲对面的照山屋,也就是如前所说的“打墙屋”,直到我成年。记得那一年我点播的南瓜,生长旺盛,结的瓜也多,这是我第一次劳有所获。父母甚喜,谓子孙多,后来我果有三女一子。那时山林里有很多的猪獾子,常常在夜里啃我们的南瓜,在南瓜旁边啃一个小洞,把里面掏空,有时候从里面啃得只剩南瓜皮而已。赶猪獾子,有一个至今不忘的土方法:事先把麻杆烧淹成炭,到了晚上点燃,隔一段距离就放一个土鞭,因此隔一会儿就“呯” 的 一声,这样猪獾子就不敢来了。我们还有一条大黄狗,是我的忠实朋友,也是南瓜的卫士,他一叫我们就起来赶猪獾子,有时一夜要起来好几回呢。

说起这只大黄狗,很有灵性的,家里的亲戚来过一次就能记得住,我们走亲戚也是一直跟着的。它很小的时候,我就把它的尾巴圈成一个圈,只到长大,尾巴总是圈着的,很好看。有一年,它独自跑到张家畈我大舅舅家,大舅舅以为我们要去了,结果到深夜没有等到我们。天不亮,大舅舅和大黄狗一起来我们家,看到我们一家平安,才松了一口气。大黄狗活了10多年,到我上小学时都接我或是送我,至今我都记忆犹新。1955年我在磨盘洲读书期间,它离家后被别人偷袭打死了。

竹子,对于农家来说,是很有用的,一般农户,都有竹园,每年都要添制一些篾质的粪筐、箩筐之类家庭用具,那竹子就不用买了。1949年冬, 父母亲栽冬竹(俗称窝竹),嘱我用手扶持,但又责怪我摇动,被父亲打得哭起来,谓哭长,意为“苦长”。这是一种栽竹子的习俗,也是为了单根独苗的子女能不受邪气浸淫的一种辟邪习俗。           

   [一个铜板二两肉]

父亲帮人打工后,工资是当时流通的铜币“中华民国四川铜币”,有“当十文”“当二十文”“当四十文”的,一般以当四十文的最为流通。为什么以文为单位,一文是多少说不清楚,通俗的说法一文就是一个小铜钱。不过铜钱中也有十文的。铜币是硬通币,比较受老百姓欢迎。有一种叫“官金”的纸币,很不值钱,票面额大,但买不到什么东西,后来就成了废纸。我家屋后一个叫发记屋场的,是一家邓姓开了一个肉案铺,名号“发记”。我的父母常年素食,母亲也只吃少量鸡蛋。为了保证我的营养,隔不了几天,就用一个铜板去肉案子上去割二两肉,直到1952年。其后,常常说到“一个铜板二两肉”的往事,就好像又吃到肉一样津津乐道!                                                 

   [历史变革]

1949年,是松滋的历史变革之年。这一年有多种部队从家门对面的岭上大路路过,这条路现在已经修建为“长磨公路”。我们一见有部队,就到后面山上林子中躲起来。一次,母亲正在屋后田里蓐棉花草,用家里的铜壶带茶水,看见有士兵过来,就立即藏在林子里面。还有一次 ,有一士兵在门前冲的下边拦冲堰堤上向门口的桐树塔巴(现是熟田)开枪,全家躲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枪声。

再后来,天气比较热,又有部队从磨盘洲至长岭从家门前岭上经过,还有部分士兵在对面大屋场驻了两天。他们到我们家借了水桶用,还水桶时挑水一担。借了水桶,送还时,要么卸下扁担,用手提进去,要么挑一担水进去,这是本地的一种风俗。不过,挑一担水可能是部队的风纪所致。父亲在宜昌保卫战中,接触过共产党的地下人员,说共产党员作战最不怕死,动员穷苦出身的士兵到游击队中去。这时父亲说,这可能是共产党的部队来了。

   这段时间里,印象很深的社会事件是斗地主、分田地,枪毙恶霸地主和有恶迹的反动分子。土改的标语中有“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意思是说土地是农民的,被地主霸占了,现在又回到农民手中。除了分田地,就是分“囊物”,学名叫“分胜利果实”,将地主的所有财产,包括生活和生产资料统统没收,只留下最基本的生活用品,这些地主们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上最穷的人。地主的一些金银财宝之类的,一般成为公产,房子分给农民一些,一部分用来办学校和粮食仓库。地主们的“囊物”,按照已经确定为成分的对象,雇农、贫农、下中农依次分等级分得,最穷的为“坑子户”,当时最时髦的名词是“填坑补缺”。坑子户几乎是一夜之间富了起来。不过,历史很有些人们难以理谕的是,这些坑子户中相当多数在其后的年代里依然很穷,甚至于有个别的户子,一直依靠政府救济过日子,有的后来成为五保户。

    我的父亲当时是贫农代表,又识字,是依靠对象。但是我的父亲很是不屑于这些“囊物”。认为是不义之财,有一张方桌,后来都送去捐为公产。但是他弄了一些书,如四书、字典等。这些书有些被我小时弄坏了一部分,放在食堂里,失火烧了一部分。文化革命时,红卫兵说要抄我们的家,父亲用油皮纸(那时没有塑料)裹着埋藏在竹园里,后来刨出来,已经完全腐烂了,实在可惜。 

 [中医邹富臣和覃冠南]

大约是在我六岁那年,我得了一场大病,病名疑为大肠痈或是化浓性急性阑尾炎。已经是半夜,家父到黄家坪请来医生邹富臣老先生,这时我已经痛得两眼翻白,母亲大哭不已。邹老医生亲自灌药,基本稳定了病情,后来喝了药后,上吐下泄的都是浓痰一类的液体,差不多一个星期就好了。邹富臣老先生与族叔覃冠南都是一方名医,有极好的口碑。族叔覃冠南对于精神病人的对症治疗极有研究。初中毕业的那年暑假,拜族伯学中医一月有余。族伯覃冠南先生对草药很重视,嘱我寻来一定数量,晒干后研成粉末备用。先生终生为医,地方颇有声名。善终。这一月的习医主要是学习认药、抓药,练习扎药包。那时不是袋装,是把中药放在方形白纸上,然后包成一个大头、一个小头的纸包,拉下来上面挂着棉线,系成一个“+”形的线结,打一个小环,就很方便的提走了。另外就是读医书,如《濒湖脉决》,在20多天后,在老先生给一个病人诊脉后让我学诊一次。病人走后,先生告诉我说,这是一个生孕之脉,学脉当习孕脉,以免误了大事,断人香火。不过我的一生中就是诊了这样一次人脉,医书也没有读的怎么样,后来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就去上了师范,走上了教育工作的岗位。

如果不是有这些有素养的中医医生,在漫长的中,多少人的生命又有谁来拯救呢。现在一些所谓的反伪科学的斗士把中医说成是伪科学,完全是无视历史,无视民族优秀的历史瑰宝。在我们当代,尽管科学发达,仍然有很多未解之谜,对待许多未解之谜,也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态度才好。

    其后六十多年后,我去拜访了邹老先生的孙子,他也是一方口碑很不错的中医了,在治疗血吸虫肝腹水方面很行,一个晚期病人就是他挽救了生命。

[雨潭庙]

大病过后,在父亲的带领下,到雨潭庙皈依佛法,法名性宽。时隔多年,师父法名也记不起了,也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禅宗。雨潭庙位于今新江口糖铺子村碾盘附近。其庙已经无迹。雨潭庙是其俗称,正名为“祈霖寺”。建庙应在同治时期。缘起大旱之年,乡仁设坛求雨,感应天地,大雨而至,遂筹建庙一座;传说后来如果有旱情,就把庙里所藏经卷搬出来,连晒三天,必定有雨。上一世纪50年代,香火亦盛。现已荡然无存。

[春节记事]

    小时候过年,是最有盼头的时候,就是再穷,都要弄点好吃的。好吃的就是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留下来“过年”。 那时过年很讲究,规矩很多。腊月二十四日,是小年,这一天也是老鼠嫁姑娘,是不能吵闹的,得罪了老鼠,新一年会里会啃坏东西,吃掉粮食。因而这一天特别安静。过完小年,就要择日 “打堂尘”。用竹枝绑在竹杆上,将屋里上上下下刷扫一遍。一般过了二十七就不打“堂尘”了,以后“打堂尘”不吉利,俗语为“打七不打八”。虽然有迷信色彩,其实也有道理,一般打扫之后,要两三天才没有灰尘落下来,如果隔大年太近,就不卫生。

年豆腐和年糕,是过年时必备的食品。年糕是取年年向高处之意,年糕就是通常的鱼糕。年豆腐,豆腐与“陡富”同音,即陡然之间就发富起来,寄托了一种原始的希望。打年豆腐是十分虔诚的过程,从磨豆子到包豆腐,都不乱说话,用具十分洁净。我们一般用石膏水作为卤水,俗称“点膏”, “点膏”之前要“试膏”,用碗盛豆浆,点上石膏水,看用膏的多少,就是“试膏”。 “试膏”,的豆浆一般是放在灶的前头,为敬灶神。这碗豆浆俗称“膏子豆腐”,大家都要品尝一下,这样会带来好运气。

过年,最隆重的就是吃团年饭,一年大团圆之意。我们家境不好,过年也不过整个“四盘”。依其家景,年饭的档次也不同,“四盘”是最低一档,依次而上是“七星饯”、“八大碗”、“九天星”“十碗”。“十碗”是最高档的,殷实人家,还有“四小凉碟”、“六小凉碟”及凉菜全席“十碟满”。 大年三十吃团年饭之前,有四道祭祀活动,二道在户外。二道在家里。第一道是祭祀山神。祭祀一般是在自家屋后选一个平整之地,用板凳一条,上面搁“川盘”(盛碗、盘用的一种长方形的木盘)。盘里有猪头一个,敬酒壶一对。讲究的人家,用小桌一张,俗称“供桌”。除猪头以外,还有荤菜三碟。祭祀时,焚香三柱,黄表纸(一种很薄的上了黄色的纸)三张,向地上浇酒三杯,磕头三个,祈求丰收平安。第二道是敬土地神,一般一方有一个管方土地,修有“土地庙”,里面供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土地是仙界最低的仙,也是地方神官。不要小看土地神,也握有生杀大权,俗话说“土地不开口,老虎不吃人”。那一家新婚燕尔,也要敬一下土地神,因为送子娘娘来了,也要问问土地老爷,送到谁家好,和计划生育的指标差不多。建得比较好的“土地庙”,可以住一个和两个人,是乞丐常常安身之所。“土地庙”两边有对联“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这对联是我的启蒙教材,每敬一次土地,父亲便教我认识这些字。父亲还教我一副土地堂的对联,是“日”“月”两个字为基础组成的上下联,上联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日”组成,读“日晒(两日并排)晶刚(四日组合)”,下联由“月”字依其规律组成,读“月朋朗照”。敬土地神主要是酒、菜、香、纸、烛、鞭。敬土地神时磕头祈求许愿,自然也在程序之中。第三道路是敬家神,俗称敬香火。过去每家都有神堂,正中供奉“天地君亲师”,两边供奉本家祖宗牌位,在团年饭之前,先要上香礼拜;第四道祭祀是团年饭之前先祭祀祖宗,俗称“醮亡”。我家有一张方桌,四条板凳,平时一般不用,只有过年时才用。菜上席后,盛上八碗饭,搁上筷子,一边请过世老人入席。在旁边焚烧纸钱后,面向桌席磕头,一边磕头,一边祈求保佑平安发财。礼毕,泡上清茶,在每方向地下点一下,边撤席边说,请“您们散坐” 。祭祀用过饭,第一碗给牛,第二碗给狗,第三碗给猫,第四碗给猪,第五碗撒到山坡供百鸟,余下的盛在一边留着,有剩有余,也有给塘堰中鱼或施舍给乞丐的。

团年饭吃过以后,有一项活动,是“饯树”,俗称“尖树”。饯树,就是在自己家的果树下部树杆上,用刀划上一道道口子,然后用熬猪头的油汤(冷的)淋在上面,这样果树就会挂果多,品质好。

团年饭一般是阴历的腊月的最后一天,或是二十九。家里有人要外出,或是兄弟分家后要轮流团年,就在小年以后,轮流团年,最后一天在老大(长房)一家团年;也有的是轮流转,今年大哥,明年二哥,兄弟依次团年。

除夕的晚上,要到祖坟送灯亮,上香行礼磕头。回来之后,一家围着火坑烤火。这一天,火是越旺越好,俗称“三十的火,十五的灯”。边烤火,边烤糯米团子,红苕之类的土特产。到了除夕的下半夜,到外面看看天色,看来年运气如何。天亮之际,要举行“出行”仪式。“出行”仪式是备好香案,全家老少,依次排队,出大门,到门前稻场前边,面向喜神方(有喜鹊窝的,看喜鹊窝的门,就是喜神方),上香行礼。礼毕回来,在大门口烧黄表纸三张,俗称烧门神纸。穷苦人家,烧了门神纸后,就要做事,不可懈怠,农谚云:“烧了门神纸,家家都有事,不砍楂子就砍刺,早晚撅箢子(用钉耙撅箢箕在外面搜集狗粪作肥料)”。

春节习俗,正月十五日,将冬青树枝带叶用火烧烤,噼噼啪啪,谓“赶毛狗(狐狸)”。 1950年以后因避讳遂中止,或改称为“赶隔蚤(跳蚤)”。这一习俗在其后的2007年,巴东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湖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这可能是巴人的文化遗存,这可以多少印证松滋这个地方,巴人文化是存在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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