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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林祥:一封茅盾佚信引出的艺文往事

 芸斋窗下 2021-02-04

茅盾

  在《申报》1933年3月30日的“电影专刊”版中,刊出了《更正消息两则并志》,其中一则以《茅盾君来函》为题刊出了茅盾写给《申报》编辑的一封信,笔者查阅《茅盾年谱》(唐金海刘长鼎编)未见记载。而《茅盾全集》(书信卷)和《茅盾全集》(补遗)也未见收录,这应该是茅盾的一封佚信,全文如下:

  编辑先生:

  顷读二十九日贵刊所载《茅盾的小说<子夜>将摄影》一则,敢请更正如下:

  一、洪深田汉两先生有无该项“建议”,鄙人不得而知,但联华公司并未向鄙人谈及此事。

  二、因此所谓鄙人“要求”主角演员之选择及心理描写部分之亲自导演等语,更非事实。

  附带声明:茅盾与沈从文不是一个人。

  专此愿颂

  撰祺

茅盾二十九日

  显然,这是茅盾在1933年3月29日看到当日《申报》的一则报道而立即写给《申报》社的一封信,其目的就是为了辟谣,信中涉及到的四件事,需要逐一解释。

  第一、《申报》的一则报道。1933年3月29日,《申报》的“电影专刊”栏目刊载了署名赵鹏的《茅盾的小说<子夜>将摄影》一则报道,内容如下:

  茅盾的小说《子夜》将摄电影洪深田汉建议联华公司采用新文学作家沈从文(茅盾)近作的长篇小说《子夜》,描写深刻,寓意精深,极得社会人士之热烈欢迎。电影戏剧界巨子洪深田汉等,特向联华公司建议,主张将沈氏的长篇小说《子夜》改编为电影剧本,业已得联华公司导演蔡楚生同意,惟沈氏欲求保持其作品真面目起见,特要求当局,编成剧本不能改变作者的本旨,主角演员,须对戏剧文艺有修养者担任;关於心理描写之处,由作者亲自导演,俾体贴入微,公司当局,深韪其意,刻正在计划一切,一俟就绪,即将拍摄云。

  这则消息的作者赵鹏估计是《申报·电影专刊》的记者。仅在1933年的3、4月份中,他就写了《洪深将重上影场》(《申报》1933年3月22日)、《沪上又将开一影戏院》(《申报》1933年3月25日)、《影戏院的怪现状》(《申报》1933年4月3日)、《萧伯纳拒绝摄片》(《申报》1933年4月5日)等十余篇署赵鹏名的文章在《申报·电影专刊》出现频率很高,只有是该专刊的记者才有可能。

  这篇消息主要是向读者介绍了上海联华电影公司计划把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改编成电影。在这则报道中,不但涉及到洪深、田汉,甚至还提及到茅盾对主角演员的细节要求,这很容易让读者信以为真。

  第二,洪深、田汉建议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改编《子夜》。

  田汉于1930年加入“左联”,并选为执行委员之一,稍后发起并组织左翼剧团联盟。他与夏衍、阳翰笙等打入上海的电影阵地,为联华影业公司写了一批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使联华影业从思想到艺术出现了新面貌。洪深也于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同盟。后与田汉发起成立光明剧社,并以光明剧社名义加入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此外,他还担任暨南大学教授,明星公司编导等职。在上海影剧业,田汉和洪深影响最大,被视为左翼影剧界的代表人物。

  1930年8月,华北电影公司和其他几家大电影公司合并,成立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1932年后改名为“联华影业公司”。除了继续原有影院的发行、放映业务,还开始制片工作,并在北京、上海开设了演员养成所,创办了自己的电影刊物,一个融教育、制作、发行、放映、宣传功能于一体的电影实体已经初见规模。同时,该公司借鉴西方企业管理模式,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与明星、天一鼎足而立的,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向电影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发起了一场“复兴国片,改造国片”的电影运动,提出“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口号。此时,左翼文化人士开始向电影业渗透,田汉为联华写剧本,孙瑜、蔡楚生、史东山等也加入联华公司。左翼人士的加入联华影业,该公司逐渐向左翼思潮靠拢。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前夕,联华影业公司拍摄了上海第一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内容的故事片《共赴国难》。1932年12月29日,公司发行了第一部著名的左翼电影《三个摩登女性》。

  《子夜》作者茅盾也是左翼文化人士,与田汉、洪深属同一组织。其小说《子夜》于1933年1月初版问世之后,除了《东方杂志》第30卷第1期(1933年1月1日)刊出了《介绍<子夜>》以及开明书店叶圣陶撰写的《子夜》宣传广告(《中学生》第31期,1933年1月1日)外,批评界迅速对小说展开了评论热潮,仅2、3月里问世的就有:陈思的《评茅盾<子夜>》(《涛声》第2卷第5期,1933年2月18日)、余定义《评<子夜>》(《戈壁》第1卷第3期,1933年3月1日)、禾金的《读茅盾的<子夜>》(《中国新书月报》第3卷第2、3号合刊,1933年3月)。广大读者也立即爱上了《子夜》,初版后3000册,立刻脱销,不到三个月,重版四次。远在北京的某书店一天之内售出《子夜》100多册。据作者自己介绍:“连一向不看新文学作品的资本家少奶奶、大小姐,现在都争着看《子夜》,因为《子夜》写到她们了。”瞿秋白《<子夜>和国货年》中对小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1933年也因此被称为“《子夜》年”。可见,《子夜》一经问世就在中国文坛引起了轰动,被誉为左翼文学之模范。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左翼小说在洪深、田汉等左翼人士的建议下,由有左倾倾向的联华影业公司改编成电影,并由左翼导演执导。产生这样的谣言似乎比较合乎情理。

  第三,茅盾对演员的要求以及亲自导演。在《茅盾的小说<子夜>将摄影》中,赵鹏还特别写到了茅盾对改编电影的三点要求:一是改编不能改变作者的本旨,二是对于演员还需具备文艺修养,三是对于剧本人物的心理描写,由茅盾亲自把关。记者说到了茅盾对改编的电影的要求,不但表明作者同意改编,而且增加了《子夜》真的有改编成电影的可能。但事实上,作为当事人的茅盾,不但不知道洪深、田汉的建议,联华公司也未能与茅盾就改编《子夜》有沟通。

  第四,申明茅盾与沈从文不是一个人。赵鹏在写《茅盾的小说<子夜>将摄影》时竟然把茅盾和沈从文误认为是一个人。茅盾原名为沈德鸿,字雁冰,浙江人。沈从文,原名沈岳焕,湖南人。两人被混同为一人,可见赵鹏对当时的文坛并不熟悉,而犯这种常识性错误的人写的报道的真实性也令人存疑。《申报》在刊出了《茅盾君来涵》的同时刊出了《茅盾并非沈从文》的更正,原文如下:

  二十九日(昨日)本刊载赵鹏君作《子夜》将摄电影消息一则,私心甚快,因该说部非但为一九三三年中国新文坛之伟制,且可说为五四以来第一部伟大罕有之杰作,全文都四十万言,取材由农村直至都市,背景是描写着资本主义第三期的没落。惟赵鹏君将茅盾误为沈从文,实为茅盾先生叫冤!错,茅盾姓沈,但绝对不是新文学作家的沈从文,而是新文学作家沈雁冰!沈从文为湖南人,现在青岛大学教书。茅盾氏则为浙江人,现住上海。此二沈氏,该不可混乱也。

  笔者推测,《子夜》问世之后的轰动效应应该是产生这则谣言的主要原因,造谣者在《申报》刊载的这则消息,不但无中生有捏造《子夜》将改编成电影的事实,还私自虚构了茅盾对演员的的要求。这种拙劣的造谣手法自然让茅盾不得不立即写信给《申报》,要求对此事进行辟谣,以正视听。

  尽管在1933年改编《子夜》报道属子虚乌有之事,但《子夜》在三四十年代期间还是有人尝试改编成话剧和电影。1936年,留学日本的杜宣与林基路、张维冷合作,将《子夜》改编成四幕七场的话剧剧本。1937年6月,文化生活出版社曾计划出版他们的《子夜》剧本。由于抗战全面爆发,未能出版,原稿后来也遗失。1941年,上海剧艺社也曾计划把《子夜》搬上话剧舞台,《申报》对此也有过连续报道。《申报》1941年11月16日:“茅盾之《子夜》,以大家庭之崩溃作经,以投机商之没落作纬;固一有力之文艺作品,当年出版,轰动一时,较巴金之《家》更过之,今悉亦将搬上舞台,由上海剧艺社编导部主办”。《申报》1941年12月5日还对此有后续报道:“上海剧艺社决将茅盾名著《子夜》搬上舞台,剧本正由吴天赶写中。”遗憾的是,吴天刚赶写剧本不久,日军就进占租借,尽管他在胆战心惊的情况下完成剧本,但上演已变得不可能。抗战胜利后,吴天对剧本有过修改,最后交由上海永祥印书馆于1946年2月出版。1941年5月,上海国华影业公司曾计划把《子夜》改编电影,在《申报》1941年5月31日上曾有报道:“名作家茅盾之《子夜》,国华巳决定将其改编后搬上银幕,目前正在筹划一切中。”日军进占租借之后,《子夜》改编成电影的计划也未能实现。直到1981年,电影《子夜》(桑孤编剧,导演桑孤、傅敬恭)才终于与观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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