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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远居于内陆，几乎从未见过白种人，主要靠语法和词典学习英语。不知是因为隔绝(它使曾缺乏比较的机会)还是因为奉承(贵族总是少不了有人奉承，所以自我膨胀)，曾纪泽对自己的英语水平非常自负，常常向朋友们赠送双语题诗团扇，诗是他自己创作的。……译文是典型的‘巴布英语’…… 每每翻阅中国近代史，我眼前总会浮现出这样一个形象：一个上身穿着名贵西服、打着丝绸领带的人，身后却拖着一个长长的辫子，下身穿着一条皱皱巴巴的短裤；他精通西学、会讲英语、风流倜傥,任大清国驻外公使八年,立功无数,却累遭保守派弹劾和太后的申饬；他通过艰苦谈判，废除了崇厚与沙俄签订的有关伊犁问题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改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他在自箴联中写道：“濡耳染目，靡丽纷华，慎勿忘先子俭以养廉之训。”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就是晚清外交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曾纪泽。 这些就是我们教科书对曾纪泽的介绍。有关这个人的其他情况，教科书里记述很少，就像雾里看花，不甚了了。随着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曾纪泽的形象逐渐丰满起来。 “少负俊才”，做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曾纪泽（1839 -1890），字劼刚，曾国藩的大儿子，“少负俊才”，湖南双峰荷叶人。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其近代外交思想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究其近代外交思想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外关系格局的变化、西方思想观念与个人实践的结果，另一方面与其父曾国藩的教育密不可分。 曾纪泽的杰出外交才能，应当感谢他的父亲曾国藩。这绝不是从承荫爵位这些事功上面而言，而是从做人的角度而言。出自将门的曾纪泽长期随侍曾国藩，可谓深得父亲真传。30岁以前，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吸收父亲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诲，为出使欧洲奠定了坚实的学识和处世基础。正是曾国藩的一整套令人称奇的育子之方，才有了曾国藩之后曾家数代都能出英才，而且没有一个是贪官污吏。 曾国藩的教子方法最重要的一条是以亲身的榜样，示范给孩子们看。其身正，自然可以正家庭。 曾纪泽“自幼严受家训，课读经史；稍长，博览群书．尤爱屈原《离骚》。咸丰年间，或随父出走京师、军营，或在家笃学，广泛涉猎西欧的数学、物理、化学及语言文学。”同治五年（1866）。湘乡倡修县志，各界人士荐举曾纪泽纂修。曾国藩得知，自认儿子“才识学浅”，急书制止。曾纪泽严尊父训，立即辞去纂修职名，但仍极力举贤荐能，多方筹措经费，为纂修《湘乡县志》出力甚多。 1864年7月，曾国藩的小儿子曾纪鸿去长沙参加乡试，以曾国藩当时一等侯爵、节制东南半壁江山的地位，递个条子，打个招呼，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但是，曾国藩在考前明确对曾纪鸿说：“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而且，在考完发榜之前或者说是判卷子的期间，曾国藩又怕儿子去活动， 去信告诫他：“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 结果，1 6 岁的曾纪鸿不仅这次没有考上，而且随后几次都没有考上，后来只得到个副贡生。 这就是曾国藩的最重要的教育策略：言传不如身教，身教必须以讲道义和战略眼光为首要原则。 曾纪泽正是在父亲的引导下，先做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作为儒家人生的最高目的是“治国平天下”，而在此之前，曾纪泽已经做到了修身齐家一层。 当代父母对教子良方孜孜以求，岂不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的道理。由此观之，千方百计地寻求教子妙方，不如从教育自己开始吧。 一个难得的干练、讲真话的务实型人 洋务运动的启蒙者们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在最初与西方的交手中，感应到变局的到来。但是否真的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是有疑问的。士大夫承认中国在军事力量不足之外，还存在经济和政治体制等文化范畴的不足，这对他们而言，存在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曾纪泽本人通过朴素的观察，也得出了类似的明确结论。在这方面，曾纪泽的认识似乎超越了他的前辈。 18 7 2 年农历二月初四,是曾国藩的最后日子，他对其一生做出总结。他教育后代，以后曾家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说打仗是最害人的事，是造孽。说完，曾国藩栽倒在曾纪泽的身上去世。 曾纪泽见到父亲的遗嘱，书列对其兄弟的四条要求： 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纪泽牢记在心，扶柩回湘，结庐在父亲长眠的地方，陪伴他的是一本英文的《圣经》。 根据他父亲生前的要求，他曾经在同文馆学习洋务知识，并向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学习英文。曾纪泽的“土办法”有点和当今所谓“ 疯狂英语”相似。不过，他大约是把《圣经》当成《三字经》一样的教材了。这一招果然管用，曾纪泽背诵了《圣经》， 这成为日后出任英法德俄公使的重要基础。 这可以从他两次被慈禧召见后询问其洋务知识和外语水平的时候看得出来。曾纪泽出使欧洲之前，于1877年和1878年两次被召见。慈禧太后对于曾纪泽的出访非常重视，亲自问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如何走、何时到， 外国的外交体制如何等等。同时，慈禧太后还问到了曾纪泽对“教案”的看法。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 其间对答如下： 太后：“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毁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对曰：“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云南马嘉理一事，致太后、皇上宵旰勤劳。” 太后：“ 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对曰：“是。”太后：“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对：“臣从前读书， 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了。近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拚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拚却名声，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曾纪泽在此，谈到了对其父的看法和评价，其敬重之情发自肺腑。 太后又曰：“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 谈话间，曾纪泽为父亲争得了最高执政者的正当评价，同时也恰当地表达了自己所受的父亲之教育对自己的影响。 当时，慈禧又问到了曾纪泽的洋务知识和外语水平。其问答如下： 太后问：“你在外多年，懂洋务否？”对：“ 奴才父亲在两江总督任内时，兼署南洋通商大臣，在直隶总督任内时，虽未兼北洋通商大臣，却于末了办过天津教堂一案。奴才随侍父亲在任，闻见一二，不能全知。” 这里再次提到父亲的影响——用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来形容也不为过。 接着，慈禧又问到曾纪泽的外语水平。 太后问：“你能通洋人语言文字？” 对曰：“奴才在籍翻阅外国字典，略能通知一点。奴才所写的，洋人可以懂了；洋人所写的，奴才还不能全懂。” 太后又问：“是知道英国的？”对曰：“只知道英国的。至于法国、德国等处语言，未曾学习。美国系与英国一样的。” 这是基本属实的回答。因为曾纪泽属于自学成才的英文水平，可以说一些，但文法不通，可以写一些，但看洋人写的就有些吃力。 请注意这最后一句话“美国系与英国一样的。”这不是曾纪泽画蛇添足的补充说明，而是当时必须要回答清楚的问题。对于慈禧和宫中的、朝中的多数大员而言，他们是分不清美国话、英国话和法国、德国话的区别的。因此，在第二次的召见中，曾纪泽又强调了当时英语为国际商务用语，而法语为欧洲外交官方语言。 其对答如下： 对：“英语为买卖话。外洋以通商为重，故各国人多能说英国语。至于法国语言，系相传文话，所以各国于文札往来常用法文，如各国修约、换约等事，即每用法文开列。” 同时，曾纪泽在回答中，也强调了翻译一职和办洋务的区别。翻译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办洋务则要复杂得多，是一种事业。他认为像自己这样初懂英文的官员很少，要士大夫学洋文很难，不要企图在以后挑选洋务官员时把外语水平作为一条标准。“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 从召对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务实、讲真话的曾纪泽， 也看到了乃父曾国藩的影子。 夺回伊犁九城，赢得世人尊敬 学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曾纪泽的谈判是虎口取食，是因为他从流氓国家俄罗斯口中取回了中国的领土伊犁九城。 曾纪泽出使欧洲前，电报都是按内容直接拍发，耗费很大。“自欧洲达于上海，字仅廿余，而耗费六七十金。”他认为这很不合算，为了节约电报费，还在出使途中，他就考虑自编电报代码：“思电报如此昂贵，拟撰集简明句法，分类编列，以省字数，略具腹稿。” 到达法国后，他看到西方人拍电报都是按句编号，既节省经费，也能完整表达意思，决心仿照西方，与其助手“造编一书，将成语分门编辑，列号备查。书成则旧用之电信新法等书可废，亦可收费省词达之效。就中国地名一层，拟用英国字母，以北京口音取字翻译，书成之后，便可于公牍私函通行不悖。” 本来，在使馆任职，电报费花多少，不用他掏一个子儿，编电报代码又非他的职责，但他有节俭的美德，心中有国家，时时处处想着国家利益。 公元1878年担任驻英、法公使。初到欧洲时，曾纪泽以诗明志。诗曰：“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言，始信昆仑别有山。”这次接受新的任务后，他马上整理行装，前往俄国。曾纪泽心中很清楚，此次谈判难度很大，他要打交道的是一个异常贪婪蛮横的国家。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会毫不犹豫，全力以赴。 曾纪泽发现西方循一种规则即国际法，而国际法的根本点在于保护国家主权，保护国家主权还不论国家大小强弱。他说：“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权。”这是和东方传统国家间关系在文化上的最大不同。国际法意识和主权意识给了曾纪泽无穷的力量，他利用西方国际法作为武器，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早在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趁中国西北动乱，以“代为收复”为名，出兵占领了新疆伊犁区。1878年（光绪四年）六月，清政府派崇厚赴俄谈判索回失地，崇厚在沙俄的威胁下，在清廷不知情的情况下，于1879年（光绪五年）十二月二日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儿亚条约》，除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里斯河流域大片富饶的领土外，还赔款500万卢布。伊犁名义上归还中国，实际上却是“已成弹丸孤注，控守弥难”的残破空城了。清廷得知后极为震怒，于1880年（光绪六年）派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大臣，与沙俄谈判修改崇厚擅订的《里瓦吉亚条约》。 曾纪泽深知，要毁已成之约，更立新议，无异“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公元1880年8月，曾纪泽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接待他的是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和驻中国公使布策，格尔斯一开始非常霸道，对曾纪泽说：“两国全权大臣已经签订好了条约，没有什么可以修改的了。” 曾纪泽冷静地回答：“因为中国的使臣崇厚失职，违背了朝廷的旨意，所以这个条约理应酌情进行修改。” 格尔斯说：“崇厚是头等全权大臣，你是二等出使大臣，又无全权，怎么能够修改崇厚与我们签订的条约呢?” 曾纪泽针锋相对：“我既然是驻俄公使，就有权同你们谈判修改条约的事。”格尔斯被顶得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与曾纪泽谈判。曾纪泽便把需要修改的地方一条条列出，送到俄国外交部。格尔斯看后暴跳如雷，布策不相信地问:“曾公使，您的脑子没有出问题吧？您难道不知道我们的军队已经把枪口对准了贵国的胸膛？难道贵国把左宗棠调回京城是为了重新布置兵力？”曾纪泽答道:“左中堂此次奉调进京是我国的内政，本爵无可奉告。本爵要说的是，我们不希望开衅，伊犁的事情能磋商解决我们一定磋商解决。如贵国一意开衅，我们不仅奉陪，且奉陪到底！” 布策急道:“曾公使，听阁下适才所讲的话是决定开衅了？” 曾纪泽答:“我国不想打仗，但不怕打仗。本爵适才送给各位的条约已是我国最后的态度！不可再让！” 曾纪泽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几口茶，静听对方“高论”，以静制动。俄方沉默了一会儿，格尔斯忽然站起身抡起拳头吼道:“我们不要和你谈了！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们要让我们军队手里的枪口来说话！” 布策说道:“曾公使，你不要把我们当成穷鬼！你不能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一味地讨价还价！我国海军上将勒索夫斯基早就忍耐不住了！他率领的舰队会把贵国打成烂土豆！你还是马上在我们的条约上签字吧！——否则，我们的磋商将无法进行下去！我们马上就会用其他的、令贵国皇帝头疼的方法对付贵国！” 俄方参谈人员全部瞪大眼睛，格尔斯甚至指使人员将签字用的毛笔都摆了上来。曾纪泽强迫自己镇定下来，他站起身，淡淡地说道:“贵国所拟条约甚不合理，本爵不能签字！”翻译的话音刚落，格尔斯便应声大叫道:“既然如此，我们之间已没有任何磋商下去的必要！我们会把阁下的态度一字不落地奏给我们的陛下！”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双方唇枪舌剑，激烈交锋。曾纪泽“与俄外部及驻华公使布策等反复辨论，凡数十万言。”经过艰苦谈判，《里瓦儿条约》被废止。1881年（光绪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曾纪泽代表清政府在彼得堡同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 签字毕，格尔斯握着曾纪泽颤抖的手说:“我办外国事件四十二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中俄此次签订的条约用中、俄、法三国文字缮就定稿，中文约本有数页还是曾纪泽亲手书写。除了将伊犁归还中国外，沙俄又交还了伊犁南面的一大片领土。虽然俄国通过随后的《勘界议定书》，使中国又损失了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但这个改订的条约仍然减少了中国的权益损失，使得曾纪泽博得朝野的好评和西方外交界的尊重。 此条约一公布，世界舆论顿时哗然。英、法、美等国的各大权威报纸均载文评论说:“中国的天才外交官曾纪泽创造了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迫使大俄帝国把已经吞进口里的土地又吐了出来。这是俄国立国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 英国驻俄国公使德佛椤当日向英国外交部电告此事时称:“奇迹！中国的曾纪泽已迫使俄国做出了它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了出来！”法国驻俄公使商西则这样说道:“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的曾纪泽创造的都是一个奇迹！”法国籍军官日意格的评价则是:“我没有看错，曾纪泽确是我接触到的所有外交官当中最优秀的一个！ 大学者、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俞樾，则用了十六个字来评价曾纪泽的这次外交功绩:“公踵其后，十易八九，折冲樽俎，夺肉虎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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