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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 陵 城 往 事 文/段文楷  1965年春节后，我被调到四川省涪陵地区工业局，在工业局仓库作会计工作。工业局仓库是地区工业局机关内部与其它科室相平行的一个机构，其职能是处理大跃进热潮过后被撤销的十多家地级企业尚未处理完的物资、人员和财务遗留问题，有仓库3栋，在赵家堡，离局机关3公里。职工十多人，每周去局里参加两个半天的政治学习，平时就是仓库主任徐秉法在安排工作或组织学习。这里工作生活都比较平静。 1966年6月上旬，我们奉命参加中共涪陵地委在易家坝召开的地、县、镇三级干群大会，拥护党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坚决批判“三家村”。以此为开端，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运动开始后，我们就不是每周去局里两个半天，而是每天下午都要去局里学习、开会了。随后省上就揪出了宣传部长李亚群，还有一个经常在《重庆晚报》发表《巴山漫话》的张黎群。 在批了“三家村”和四川的《巴山漫话》及李亚群之后，没过几天，就参加中共涪陵地委召开的批斗地委宣传部长樊绿林的大会，专署大院就开大会批判副专员龚堪贵；地区级的几次批斗大会过后，运动就深入到各单位。这是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凡是政治运动，必定要从上到下，一直到基层各个单位都要搞，都要有人被批判、被斗争。 我们工业局有时是本局20多人一起开会、学习，有时是和交通局、车辆监理所、经委4个单位合为一个大组，四五十人一起开大会。因为这4个单位都是一个党支部，由支书龙巨发（交通局局长）主持会议。龙局长号召大家开展大鸣、大放，写大字报。 这些大字报都是点名批评人的，我不了解情况，没有写大字报。不料，却被周朝光写了一张大字报，点名批评我，说我有本坏书《骆驼祥子》。那是周朝光到工业局仓库里面办的劳动工厂来参加劳动，他休息时在我宿舍里见到我有那本书。由于有大字报批评了我，使我心里有点紧张。但除了这张大字报以外，幸好没有人继续给我贴大字报。 工业局仓库6个干部当中，陈时炳与朱吉成有矛盾，老陈就在会上揭发朱吉成经常爱讲的一句话：“官（公）田漏，官（公）马瘦，官（公）堂屋旁鸡屎臭！”老陈认为这种说法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反动言论，应当加以批判。 朱吉成是共产党员、贫农出身，是个半文盲。朱吉成说的那个话，是农村中流传已久的民谣。它道出了一个真理。早在300年前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名言就是：“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要进入灾难之门。” 历史也证明财产不能公有。经过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1950年代末我国大陆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所有生产、经营都公有化了。实践的结果是：国民经济长期衰退，人民生活处于贫困之中。 1970年代末通过改革，实行农业包产到户，城市允许民营经济合法存在，发展私有制经济，才扭转了局面，经济就大幅度上升，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 历史事实证明：农村里财产公有化必然带来“田漏、马瘦，堂屋臭”的恶果。由于工业局长刘东生处事温和，当时也只是批评了一下朱吉成，警告他“不能将旧社会的那些反映落后意识的话，拿到新社会来随便乱说了”，并没有把朱吉成弄到4个单位一起的大组会上去批斗。 大字报点名批的人大都是领导平时不喜欢的人，如车辆监理所的张学会，工业局轻工科长燕学智，还有齐子恒等。其实，齐子恒原本是局领导培养的接班人，并非领导不喜欢的人，因他订了北京市委办的《前线》杂志，“三家村札记”就登在《前线》里面，有时齐子恒还将《前线》里的文章内容向别人摆谈过。这时全国正在狠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所以齐子恒也成了批判的靶子。 四个单位一起开会对这三个人逐一进行批判、斗争，逼他们检讨再检讨，反反复复地整，搞了两个多月。工业局一家单独开会除了批朱吉成以外，记得还有刘世六也被在局里而不是四个单位的大会上批判过。 其间还有破“四旧”，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全体动员制作毛主席语录块、语录牌，张贴毛主席画像。同时还收缴书籍，上面规定：除了自然科学和毛主席、鲁迅的书以外，其余社会科学的书都一律上交。我都交了20多本书。工交机关4个单位收缴的书，堆了一大屋子，后来武斗期间全都被烧了。 我原本以为，运动搞了那么久，重点人物也进行了批判、斗争，按以往搞运动的经验，文化大革命该转段了。可是，8月上旬，报上却登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此后又发生了红卫兵运动。不过，涪陵还未见有红卫兵，只是局里抽了董克明和张志云到地区红卫兵接待站去，对路过涪陵的红卫兵进行接待、安排食宿。报上又报道了毛主席多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 有一次4个单位大组学习时，经委主任兼工业局长的刘东生说，毛主席已是70多岁的人， 11月下旬北京己经冷了，他老人家在天安门一站就是几小时，为的是接见那些学生娃娃，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刘东生困惑，是因为他问过地委，地委说，连省委也不知道这是为了啥。 11月份，涪陵不光有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本地一些中学里也有红卫兵了。 地区经委杨在福科长去省上参加工交会议回来，他说，省里好多处长都参加造反派了。12月，地、县委又向各单位传达了“关于厂矿企业职工可以组织起来业余闹革命”的中央文件。这一来，涪陵不但有红卫兵，许多企业单位都组织起了革命造反的战斗团、队、兵团、总部等等。 机关群众组织起来得要晚些。我先是看到电影院门前有赵树金贴的大字报，他是涪陵军分区的副参谋长，转业下来在地区商业局当政治处主任（代），享受副处级待遇，实际职权不过是局属的中层干部。他这个军分区的副参谋长是13级，该享受副师级待遇，他认为官小了，是受了委屈，有意见，就给地委贴大字报。 商业局下面八大公司的教导员，不少都是转业军官，同样都是降职安排的，当然都有意见。到了造反气候一来，他们都参加造反。商业系统八大公司加上地区商业局，就成立了个革命造反组织“红贸军总部”，这个红贸总部，在涪陵文革期间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脚色。 我本人先是参加了由农村“四清”队员自行返回机关成立的“红旗兵团”，因为兵团头头是原地区工业局财务科长罗世林，我们是熟人，我去参加罗世林当然欢迎。可是参加不到4天，红旗兵团就被专署的造反派给砸了。 新华厂成立“暴烈革命军战斗团”，有人约我参加，我考虑到该厂刚成立，还不到100人，只有几个干部，我怕工人把我这个会计也当成革命对象，我的人事关系还在地区工业局，就没有参加暴烈军。 由于地区交通局、工业局早就组成了“灭资兴无红色革命造反团”（简称“红色战团”），于是我就参加红色战团。但我住在仓库这边，离工业局机关3公里，加上我又兼任新华厂会计，所以参加红色战团的活动并不多。那时只要你参加了个什么组织，就叫做参加文化大革命了，总之我已算是参加文化大革命就行了。 群众组织风起云涌，同时又在不断分化、整合之中。我参加红色战团之前，工业局以矿冶科为主成立了个红冶战斗队。甚至当权派以刘东生为首，约集地级工交各局的正副局长，成立了个完全是当权派的组织，叫“革命干部战斗团”，还出了几批大字报，批评地委领导。 1966年末、1967年初，涪陵已经形成了红卫兵总部、工人总部、临时工总部、红贸军总部、政法公社、红色教工等为主体的造反组织。同时，地、县委又通过党团组织管道，分别成立了以中学生和工人为主体的两个群众组织，名为“383联络站”，并在大东门拥有地委给的一幢楼房和广播器材。 这个383联络站并不造反，却与造反派唱对台戏。12月下旬，前述几大造反组织联合起来，上千人包围了383联络站，冲进去收了他们的广播器材、各种文件材料、公章、旗帜等等。在“383滚出去！”的吼声中，硬是把“383联络站”的学生、工人给赶出了涪陵城，从此瓦解、烟消云散。 工业局的“红冶战斗队”和“革命干部战斗团”，在本单位红色战团的严厉警告下，还未曾出手，这两个组织就自行宣告解散了。 群众组织起来就是要造当权派的反，所以当权派就挨了不少批判，也曾被戴过高帽子。有一次，龙巨发局长在大组学习会上说，我们戴起高帽子接受群众的批判，会后我们还是要领导群众抓生产，他的意思是权还在当权派手中。 196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上海工总司等多个造反组织的《告上海市人民书》。第二天《人民日报》又登载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派的贺信，随后《人民日报》又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于是，一个新名词“夺权”，像旋风一样迅速刮向全国、刮进四川。1月中旬收到的《四川日报》上，登载了成都地区各大革命造反组织联合夺了《四川日报》的权，宣布以后川报只登新华社的电讯稿，不发地方消息，川报改名为《红色电讯》。 1月22日晚上，我在街上往回走，到了大东门，看见很多人聚集在涪陵县委大门前，人声嘈杂，口号连连，本想进去看一看，但大门内外人太多，无法挤进去，听说是在夺权。 第二天就收到《群众报》，刊登了涪陵红卫兵总部、涪陵工人革命造反总部、临时工总部、红贸军总部、政法公社、红色教工总部等等各大革命造反组织，宣布涪陵的《群众报》被涪陵革命造反派联合夺了权，此后改名为《涪陵报》，不发地方消息，只登新华社稿件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这两报一刊的文章。 1月25号，新华厂暴烈革命军，也把厂里当权派党委书记何联书、厂长胡茂洪，喊到会议室来站起，面向全体战团成员（我也在旁观），要他们在一份拟好的夺权公告上签字。公告内容大意是： 从即日起，涪陵新华机械厂党委书记何联书、厂长胡茂洪，向暴烈革命造反军交出一切权力；何联书、胡茂洪二人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并要向暴烈军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暴烈军的监督管理；新华厂公章停止使用，交由暴烈军保管；今后新华厂一切内外事务，以“暴烈革命造反战斗团”公章为准。 书记、厂长和战团头头何中成签字后，就宣布夺权胜利，全体战士就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同一时间，地区工业局和交通局也被红色战团夺了权。 几天时间内，全涪陵所有各单位都夺了权。那时，涪陵只有一家银行，1000多家单位都来在排长队更换银行存款印鉴（即把原来单位公章，换成夺权后的战团公章）。 夺权过程中，有两个战团的单位，当权派应该把权交给谁呢？这就有了麻烦。 如：涪陵新力厂有一个捍卫团，几百人；另外还有一个工人战斗团，只有百十人，但工人战团是工人总部的下属组织。当权派准备把权交给捍卫团，可是工人战斗团却不准交给捍卫团。但工人战团的人少，争不过捍卫团，工人战团就派人过河来向工人总部求援。 于是，“工总”就号令下属各战团、兵团，迅速前往长江对岸，去支援新力厂造反派夺权。工总下属各组织，通过车、船去了上千人，打败了捍卫团，并把捍卫团的头头揪到涪陵县公安局关起，说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 造反派起来以后，既批当权派，又批保皇派。夺权后，有一天我去局里，正碰上在批保皇派、地区经委秘书科长杨在福，说他紧跟走资派，是与造反派作对。本来老杨是能说会道的人，可是在几十人的怒吼声中，他有口难辩，只好任人批斗。 地、县委的秘书，先是紧紧追随领导，被人称为保皇派。由于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毛主席号召、党中央支持造反派夺当权派的权，形势明朗化了，秘书们就迅速转向，成了造反派。他们参加造反组织以后，揭发起当权派来，比其他造反派还厉害。 例如，夺权后，工交系统在灯光球场开大会，批斗地委分管工交的副书记左世杰，左的秘书王荫熙就上台揭批左世杰。王说：去年六机部副部长刘星来涪陵选择建厂的厂址，你陪同前去，当船快到丰都时，你说丰都名山庙里有个阎王爷，那是地下的天子。刘部长开玩笑说：你左世杰也是地方上的土皇帝，左笑呵呵地说，我也是土地爷，这地方上的事就我说了算。 王荫熙揭发这一鲜为人知的事，厉声问左世杰：有没有这回事？ 左答：有这回事。 王又问：你说没有说过，你是这里的土地爷？ 左答：我说过，我是这地方上的土地爷。 王荫熙还厉声说：狗东西，敢不承认！ 从此，“土皇帝左世杰”的称号，就在全涪陵喊出了名。 还有的造反派把当权派弄到大街上来批斗。一天，我在大东门看见涪陵县委的造反派，正在把原涪陵县委书记侯尧礼（那时已是地区财政局的科长了）弄到一根大板凳上站起，追问他1959年至1962年反瞒产、反菜头（涪陵把菜头也列入统购物资，可是全国的唯一），捆绑吊打农民和基层干部，饿死了多少农民？要他交代。 他说：在地委书记的威逼下，我在涪陵县反瞒产、反菜头搞违法乱纪，捆绑吊打农民和基层干部。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涪陵人民请罪。至于灾荒年饿死多少人？我未统计过，总之饿死的人是很多的（注：1995年版的《涪陵市志》记载：原涪陵县1958年末人口808685人，到1961年末只有535745人。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27万多人）。同一时间，涪城还有铅印小报，是地区统计局造反派编印的，说全涪陵专区（10个县）那三年饿死了100万人！ 8年前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善意地对大跃进中的问题提出批评，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至今还未得到平反。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却借着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会，公开对那几年饿死人的这件绝对不敢公开说的大事发了声！ 人们之所以冲破禁令，敢于提出饿死人的问题，那是借用林彪的话说：那几年出的问题，恰恰是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才出现的，一切祸患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恶果。现在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清算走资派所造成的恶果，正是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以此理论，就把党的错误和问题统统算到走资派的身上，与毛主席路线、毛泽东思想切割开来，就可冲破禁区，大张旗鼓地革命、造反，所以才敢于提出饥荒年大规模饿死人这一天大的问题。 至于当权派在运动中整群众的问题，那就更是要大力讨伐了，不仅要清算去年7、8、9三个月当权派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的错误，就是文革前例如“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的重点也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你当权派整了群众那也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总之，只要是当权派整了群众，就是犯了错误。加上革命群众这时又有了自己的组织，批判走资派就更有气势了。 例如，夺权后有一天，在地区工交机关，去年被4个单位的大组开会批斗过的车辆监理所张学会，他已经参加了工人总部，这时就杀回工交局，来找龙巨发局长算账。那天红色战团就召开全体会议，把龙巨发喊到会议室来站起，我也在场。张学会就追问龙巨发，为啥在去年7、8、9月要批斗他？ 这时，龙世发只有检讨的份儿，他说：我违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斗争了张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向毛主席请罪，向张同志赔礼道歉。 张学会的事刚说到这里，交通局的舒文宇，突然站起来，大吼一声：“龙巨发你这个走资派，凭什么把我整成内控特嫌，迫害我？你说呀！” 龙巨发只是一个劲地检讨、认错、赔礼道歉，没有说具体事。 舒文宇一面说，一面把身前的桌子捶得当当响，眼泪夺眶而出，说：你们如果有真凭实据，能证明我是特务，坐牢、杀头我情愿。 龙巨发说，没有确实证据，只是有些怀疑而已。 舒文宇说：同志们，你们听！走资派并没有确实的证据，仅凭怀疑就把我定个内控特嫌，装入档案袋，把我整成嫌疑犯，压得我抬不起头，见人矮三分，这种用装档案袋的办法整人、搞内控，是多么阴险毒辣的手段呀！ 舒文宇在会上骂一阵、哭一阵，虽然当时并未解决实际问题，却引起大家的同情，在舆论上舒文宇就占了优势。大家说，这就是当权派整人干的坏事，人群中即使持有不同看法的人，这时再也不敢站出来指责舒文宇了。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个机会，舒文宇就绝没有可能把压在胸中的愤懑当众公开爆发出来。 据了解，舒文宇在抗战时期读中学时，当过青年军，出国作战；抗战胜利后，他又继续读书并参加了革命。当青年军是打日本、是爱国、是光荣的历史，却被组织上整成特嫌，是何等的可恶！ 类似张学会、舒文宇那样，遭到整治、压迫的人，那时都站出来造反，公开批判走资派整群众，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人们并不满足于会上批资反路线，而且要把当权派整群众的黑材料拿出来，当众烧毁才放心。工业局、交通局红色战团就逼着当权派，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从经委、工业局、交通局的办公室里，搜出的黑材料就有一大摞，全都拿到办公室外面的坝子里烧了。 为了防止当权派转移黑材料，造反派又追到当权派家里去搜黑材料。 工业局、交通局几个当权派，都没有把材料带回家，就没有搜到黑材料，他们也没记日记的习惯，只搜到几本工作笔记本，都交出来由红色战团保存、审查。 各单位都在搜黑材料、烧黑材料。我爱人单位涪陵县城关镇缝纫社，还真的搜出了黑材料。该社造反派追当权派、党支部书记夏加秀，要她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她说没有黑材料。造反派不信，就开大会，当着她的面把办公桌的锁打开，搜查的结果当真搜出了黑材料。 就是1966年12月，涪陵县人民银行清溪沟营业所的女出纳，在晚间被人卡死了，可能是公安局排查破案的需要，她就把那段时间到清溪沟去过和在清溪沟那边住的人，开了10多个人的名字，认为有可能是杀人犯的怀疑对象，放在办公桌里，还没有来得及交给公安局。 这下把上了黑名单的人气疯了，你凭什么把那么多人整成杀人嫌犯？揪住夏加秀就是一顿暴打，直打得夏加秀屎尿齐流。我爱人说，若不是女工们制止住，当时就要把夏加秀打死，因为她毫无根据地诬陷别人是杀人嫌犯。 烧黑材料、追查黑材料，搞了很长时间。于是就形成了一种舆论：凡是整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凡是整群众的材料，都是黑材料。 那时还有一个说法：受压就是左派。其理论依据是：受资反路线的压制最深的人，对资反路线恨得深；毛主席革命路线解救了他们，他们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最亲，最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所以受压就是左派。此前的运动中挨过整的、政治上受压的人，那段时间就公开造反，在社会上扬眉吐气了！而当官的都成了走资派，官的红人大多成了保皇派，这些原先的掌权者都成了边缘人物。 即使不是历次运动的直接受害者，也不是保皇派，那些居于中间状态的人们，在那种体制下都有被压抑感，对当权者的劣行早就有不满情绪。当毛主席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并形成了造反的环境，大气候变得有利于造反者时，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大家都会跟着造反。 有些不是受压者、政历条件好的人，他们长期接受的宣传、教育，对社会的优越性，对伟大、光荣、正确的说法，与实际生活中的感受相差太远，心中也有不满情绪。他们认为，出现这些问题都是下面的当权派违背毛主席路线、背离毛泽东思想，在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造成的。他们虽然没有受压，这时也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造走资派的反。由于他们政历条件好，他们参加造反后，就往往成为造反派的头头。 像涪陵知名度高的两大派的头头政历都很好，下面的战团也一样。我们工交机关红色战团的周文彬，后来燎原战团的董克明，新华厂造反派头头老工人何中成、和后来的许潘友，总之各单位造反派头头的政历条件都很好。那些家庭出身不好或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本身就不敢于出头露面去争当头头，各战团成员也不会赞成政历不好的人当头头，因为你这个战团头头的政历不好，就会被对立派揪住辫子，那你整个战团都不光彩了。 同时还有一些受到政策性、制度性伤害的人，也要趁机造反。例如工厂的临合工（资料显示，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肯定了刘少奇提出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就是固定工与临合工），他们年轻、比老工人有文化，技术进步快，但比老工人待遇低了很多；更重要的是他们合同期满按规定还要回到农村去当农民。 刘少奇这时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因此，刘少奇的“两种劳动制度”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在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就是歧视临合工的反动路线。于是，临合工们就单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叫做涪陵临时工总部，他们口头上是批刘少奇资反路线，实质上是在造两种劳动制度的反。涪陵临时工总部，除了工厂的临合工外，城关镇那些政历条件差、没资格参加国营单位工作，只有在居委打临工、抬石头、当搬运的人，他们也是临时工总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临时工，虽说仍是干原来的那些活，仍是拿原先那么多钱，例如我看到那些经常到工业局仓库来搬运物资的临时工，这时他们有了革命群众的身份，他们说文革中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这时他们的精神面貌就大不同以前，身上斜挂着个红布语录包包，满口革命辞藻，显得很精神的样子。 那个时候，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不能称为革命群众，当权派、保皇派也不能称为革命群众。所以，有了革命群众的身份，即使原先被视为落后层的人，也都站起来了。 不少回顾文革的文章，都对造反派造当权派的反，有着深恶痛绝的描述。我却认为，造反派之所以要造当权派的反，除了有毛主席的号召外，还有着深远的社会根基。 1949年以来，中共按阶梯式、呈网络状地从上到下，直到每个基层单位，都设置了大大小小的官员。这些官员文革期间被称为当权派。这些当权派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统治阶层，他们只要一当上官，就只能上不能下，调到哪里都是要当官的。他们口头上为人民服务，事实上只为上级服务。 就我的经历来观察，1952年“三反”运动，当权派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反贪污指标，就不管是否有那么多贪污，不顾别人死活，硬要在那里残酷地反贪；又如各种条件都不具备，他们却盲目追随上司，不惜劳民伤财，驱使工人农民硬要搞“小土群、小洋群”大办钢铁；当农民普遍在饿饭、并已大批地饿死人了，官们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征购任务，还在那里反瞒产、追缴粮食…… 就我接触到的州、县官这个层次来观察，他们大多是不学有术，即整人有术，吹拍上司有术；对下属顺之者笼络，违之者打击，在社会上普遍地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正义之声难以发出，正直之士难于出头。历次政治运动，官们讨厌谁，就整治谁。他们制造了多少冤案！无数好人、正直的人惨遭迫害，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多少人被逼自杀、甚至惨遭杀害。恰恰就是这些受害者的血和泪，铺就了官们晋升的阶梯，每搞一次政治运动，就有一批人入党、升官。 平时统治、压迫老百姓的官，就是文革中的当权派。直言之，造反派与当权派的矛盾，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这种矛盾毛泽东在1967年视察大江南北时的讲话中也略有提及，他说的大意是：官们在平时，做官当老爷，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毛泽东说的意思是，要官们今后改变作风、改变对群众的态度。事实上这是个制度问题，不是作风问题。如果官们是民选出来的，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文革中有个时髦口号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简称资反路线），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简称毛的革命路线）。至于什么是资反路线，什么是毛的路线，可以有各种解释。 比如在批判当权派压制群众时，就说毛主席路线的核心就是群众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你整群众、打击迫害群众就是资反路线。其实本质上是官民矛盾的爆发，形成群众造当权派的反，用文革语言来包装，就成了批资反路线、保卫毛的革命路线。 还有，地方上水电事业发展缓慢，就说搞大水电是刘少奇、李井泉的资反路线，发展地方小水电才是毛的路线；农业机械化政府投入太少，农业机械化没有发展起来，也是违反了毛的路线；至于农村缺医少药，搞城市老爷卫生部，更是违反毛的“6·26指示”的资反路线……这些名义上是在批判资反路线，去掉其包装语言的外衣，其实质就是把中央高度集中垄断的资源（资金、设备、物资、技术力量）分配制度，当成资反路线大张挞伐。 但当时不管是造反派或当权派，大多没有意识到，文革中造当权派的反，客观上就是一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的民主革命运动。这正如1957年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在大鸣大放帮党整风时，口头上是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剥开这层语言包装的外衣，骨子里就是反对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争民主、争自由。 弄清楚造反派造当权派的反，是一种争民主反专制的运动，其重要意义，在于肯定群众的政治智慧，丰富人们的斗争经验。无论统治者打着什么样旗号，老百姓总有办法接过公开的合法的口号，为我所用，达到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目的。 还要看到，虽然造反派造了当权派的反、夺了他们的权，但在对当权派个人的处置上，群众也会理性地加以区别对待，并不是所有当权派被夺权后都成了劳改犯人。据我亲历所见，例如新华厂党委书记何联书，对人温和、处事平稳，虽然文革中受到冲击，却没有受到折磨；而厂长胡茂洪，动不动就“刮胡子”训人，他是从新力厂调来的，夺权后工人一阵大字报轰了，就将他赶出新华厂不要他了，工资也不发给他了，他只好又回到新力厂去。 工交机关最大的当权派，是经委主任兼工业局长的刘东生，他对人对事比较理性。例如，1965年下半年，一次我们正在会议室学习，地属企业彭水重晶石矿的书记来找刘东生，说地区劳动局下的招工指标，有30个名额是下到彭水县郁山镇的，他说镇上的人政历复杂，请刘主任给劳动局说一下，把招工指标改在农村去招。刘东生当时的答复是：招工是招劳动力，又不是选女婿，要那么好条件干啥？政历不好当个工人、下力挣碗饭吃，总是可以的嘛。 当时正是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侯，他就敢于那样答复下属。我们参加学习的十多人也在场。刘东生平时处事、对人都很理性，不像有的当权派那样霸道、横蛮。文革中，刘东生就没有受到过折磨，虽然也戴过高帽子、受到批判，彼此都知道的，那是在做样子，并非存心为难他。那时的风气如此，你不那样对待当权派，你这个战斗团就成了保守派了。 反之，工业局矿冶科科长舒东旭，是一年前从沙子坨煤矿的矿长岗位上调来的，在工业局他算不上当权派，还参加了红色战团。可是沙子坨煤矿的工人要他回矿里去检讨，他不能不去，红色战团也不能阻拦。他去了煤矿，就把他关在招待所，一开会斗争就是暴打，舒东旭受不了，就在招待所后面树枝上吊死了。听说舒东旭当矿长时很左，对工人很严厉、苛刻。 大体上，平时对群众宽厚的当权派，文革期间日子就好过些；平时一副左面孔，动辄整人的当权派，日子就难过。 还有个“臭老婆”问题也很有趣。大体上，凡是当权派的夫人当了官的，就被称为“臭老婆”。例如，地委书记孙俊卿的老婆罗永枢，是涪陵城关镇党委书记，每次孙俊卿挨斗，就把她拉去陪斗，并在她胸前挂个“臭老婆”的黑牌子。彭水县委书记的老婆赵桂秋，是该县外贸局长，就成了“臭老婆”。但是，左世杰的老婆是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不仅没有“臭老婆”的名号，在地委家属院里，人们还是亲切地喊她左婆婆。垫江县委书记陈光明的老婆是个下力的临时工，从来就没有人找她麻烦。 段文楷，原四川省涪陵地区（市）工业局、直辖后重庆市涪陵区（工业局）经信委干部，已退休。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梦魇录》三部，在职期间多篇论文在省市级专业刊物发表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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