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国民党派卫立煌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夏,宋克斌被免去豫东保安司令部司令的职务,但我们拒绝交出部队。当时程潜已调任天水行营主任,我和宋克斌打电报给程潜,要求给这支部队编个番号。程潜决定把这支部队改编为暂编第二军,移防河北。部队在河北省大名地区,遭到日军扫荡,损失严重。关于部队去路问题,我和宋克斌发生分歧,即离开部队。宋克斌率部回河南商丘,投奔汉奸张岚峰。我到永城见到吴芝圃同志,他根据统一战线原则,让我找程潜解决这个问题。我见到程潜后,程潜说,宋克斌已当了汉奸,问我是否有办法将该部搞垮?我说:“有,因为这支部队的中下级军官大部分是我做民运指导员期间发动起来的,我同他们有密切的关系。”天水行营派我重回豫东,搞策反工作。我曾于1940年春,策动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袁天柱部二千余人反正;又于l940年冬,和国民党骑二军何柱国合作,策动该军的三个师同时反正(师长是曹大中、宋克斌、李忠毅)。
1942年,我转入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西安地下情报工作。接受组织派遣,打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配属电台,来到豫东,住界首附近卜楼寨。我以国民党第一战区参议的名义,并以界首城内悦昌恒商行作为联络据点,搜集各方情报,通过电台及时报给我党。
我在界首的活动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派遣联络人员赴商丘、柘城、亳县等日寇统治的城镇,搜集日军和汉奸部队的情报,及时传递回来。紧急情况派专人传送;一般情况利用商人传递。在这方面,界首悦昌恒商行经理金和仄和会计刘永治等人给我帮了很多忙。第二,我利用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战地联络组组长的公开身份,与在界首以及来往界首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交住,以了解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和调动情况,报给我党地下组织。例如,我曾利用和国民党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的交住,了解到国民党在豫东的河防部队的调动情况,利用和国民党苏鲁豫皖边区副总司令沈克的交住,了解到该边区总司令部的编制和人事安排,并了解到国民党设立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破坏我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另外,为策动商丘、亳州一带的汉奸部队反正,我曾和何柱国商谈;为了了解国民党九十二军李仙洲部的情况,我曾于1943年秋到阜阳(李部长期驻阜阳),见到当时驻阜阳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牟中珩等人,了解到一些情况。
为了搜集到重要情报,我在亳县、商丘、柘城等敌伪统治城镇分别派有联络员。
在他们的周围有一批同情抗日的人员,和他们有紧密联系,可以及时得到日寇和汉奸的情报。例如,1941年春,驻商丘的日本宪兵队得到了我进入商丘城的消息,立即命令伪军加强各城门的岗哨,搜查逮捕我。奉令执行该项任务的伪军特务团团长,马上转告了联络员牛景康。在牛景康的协助下,我越城墙而走,才得以脱险。
我们曾获得许多重要情报,及时地通过电台报给我党。(葛佩琦回忆 杨民清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