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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拷问与追寻 杜应国 当一篇文章里出现了重复的字，我们试图加以修改，却发见它们是如此之妥贴以致我们有可能糟踏这篇文章时，那就只好让它照旧不动了。这就是它的标志。 ——帕斯卡尔《思想录》 生命地图 我发现自己的一生竟是在不断的迁徙、奔走中度过的，于是，许多的城市：重庆、南京、上海、杭州、北京、安顺……都和我发生过关系。 ——《一个人的安顺·序言》 翻开他的履历，你会发现，这个人的生命之旅，竟是伴随着一连串的地缘变换而展开、而伸延的：祖籍——杭州，出生——重庆，成长——南京，求学（大学）——北京，就业——贵州…… 这就是钱理群的生命地图。 在这个从东到西，自南而北，纵横交错，迂回往返的时空迁移中，不难看出，这其实就是他人生状态、命运轨迹的折射，叠映出的，正是他生命的艰辛与沉重、坷坎与踬顿、起伏与曲折…… 杭州——，这是他前世今生的一个重要的生命连接点。他的父亲钱天鹤安涛先生（又名钱治澜），1893年生于杭州。他的母亲项浩夫人，1900年生，亦是杭州的名门之后；外祖父项兰生先生，是晚清著名报人王韬的学生，亦是位热心办报办学很有影响的新派乡绅。1910年，天鹤公毕业于当地国民学校，经选送、考试进入清华学堂高等科，1913年毕业后公派赴美，入康乃尔大学攻读植物育种学，获农学硕士学位，是我国现代农学界的先驱。1919年归国后，受聘为金陵大学农林科教授，二十年代移居南京，并入国民政府教育部服务。1931年，天鹤公受命主持筹建我国第一所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综合研究机构——中央农业实验所，越年事成，出任副所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天鹤公携夫人及部分子女随中农所迁往重庆。两年后，他的小儿子钱理群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在重庆出世，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直至抗战胜利，方随父母初返南京。 钱理群与母亲 图片来源网络 1940年，国民政府组创新的农林部，天鹤公被任为常务次长，以农业专家身份，全面襄理战时的全国农政，直到1947年去职，出任联合国粮农组织远东区顾问。1949年，天鹤公作为新成立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农业组组长随农复会迁台，夫人项浩携带着几位年岁最小的子女，由宁赴沪，欲与在穗等候的丈夫会合，不想，行止之间，趔趄未前，一家人失之交臂，从此酿成生不团圆，死各一方的终天之恨。1972年，海天一隔的天鹤公在孤寂中病逝，奉孝在侧的仅次子钱临三。二十多年后，当他最小的儿子钱理群带着一家人的追思与哀挽来到他墓前时，一切都已经太迟太迟…… 钱天鹤先生像 图片来源网络 1956年，钱理群自南京师院附中毕业，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他离开南京，来到北京，在这里度过了他难忘的四年大学生活。不过，由于后来北大新闻专业被合并到人大新闻系，这样，他的大学生活也被剖为两半，从北大开始，自人大结束。1960年，正是三年大饥荒的时候，他被一竿子到底地分到贵州，进而分到安顺，在一所中专学校——安顺卫校充任语文教师。 精神炼狱 我曾在好几个地方说过，我的精神基地有二：一是被人们称作“精神圣殿”的北京大学，一是处于中国边远落后地区的贵州安顺…… ——《世纪末的心灵相遇》 现在已经很难知道，从繁华的京都一下来到这个地处偏远的蕞尔小城，他心里是什么滋味。从事后的追叙中，我们所知的有两点：一是他在这里首先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现实目标：“就在这卫生学校里做个好教师”（《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二是他在这里最早做起了他的鲁迅研究之梦。“1962年第一个早晨，我空着肚子，在一间又小又冷的屋子里，拿起笔，开始写我的《鲁迅研究札记》。”（《心灵的探寻·后记》）前一个目标后来被放大、延伸，成了他终生秉持的一种生命形态和职业操守；后一个目标则成就了他今天的学术地位：著名学者，鲁研专家。 大体说来，直到文革爆发前，他的第一个目标已基本实现。他天性中本就带有某种孩童般的真率，再加他热情、爽朗，做什么事都兴致勃勃的性格，很容易与学生打成一片，赢得他们的欢心。但他又是以一种职业的严肃，投入到他的目标中去的，除了认真上好每一节课外，他还下功夫背过学生档案，以至几十年后，还能准确叫出许多学生的姓名。他引导他们读书、写作，跟他们一起踢足球，排节目……他赢得了学生的热爱，也得到了同事的尊重。但他却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文革伊始，他就因出身之罪被打成“反动权威”，罪名之一就是“争夺革命接班人”。为此，还引发了一位学生为他鸣不平而遭致迫害，最后投湖自尽的悲剧。这年轻生命的无辜夭折，从此成了他背负终生的十字架，成了永远压在他心上的“坟”，再难搬去…… 而他的另一个目标——鲁迅研究，却在长期的灵魂扭曲和自我迷失中，与他的经历、命运，以及他的生命体验、精神搓磨和心灵煎熬等等揉捏在一起，纠缠在一起，在社会给定的精神条件、思想氛围，乃至认知方式和接受角度等等的限制下，经受着反复的锻打与痛苦的裂变……这是一座真正的精神炼狱。 钱理群全家合影 图片来源网络 就大环境而言，六十年代初的中国，正是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愈演愈烈的时代。国外是风起云涌的中苏论战，国内是密锣紧鼓的四清运动。在威权政治和独断论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经过一次次的政治整肃和“一个都不放过”的思想改造运动，被折腾得战战兢兢，惶恐不安的知识分子，早已是噤若寒蝉，全面的萎缩和退化，大多被迫停止了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迷信和盲从弥漫在所有中国人的精神空间。“兴无灭资”“反修防修” 成为压倒一切的重音调。在到处都是阶级斗争，到处都是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紧张与肃杀中，中国的社会学科与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的研究与创作，早已是万马齐喑，一片阴霾；所有的研究和思考实质上都已变成了一个声音，一种思想的复读机、扬声器。在这样的背景下，钱理群的鲁迅研究，显然也无法摆脱那种戴着镣铐跳舞的窘况。再加上他对毛泽东的真心崇拜和无条件接受，更是使他的鲁迅研究，从一开始起就不能不被毛泽东的阴影所笼罩，走上了一条偏狭的通道，因而难免要出现隔膜和误读，甚至肢解与扭曲。 从小环境看，就他所处的这个边远、落后的小城和以他一介教师的职业身份而论，别的且不说，单是资料的短缺、信息的闭塞就是一道难以克服的障碍。在这种苛酷的条件下，要对那个思想宏富，影响深巨的历史伟人进行全面的、具有专业水准的业余研究，其难度可想而知。这显然是仅有志气与抱负还远远不够的。为此，他除了订阅大量报刊杂志，拼命购买各种与鲁迅有关的书籍之外，唯一可依恃的就是勤奋了。于是，他四处搜寻各种零散材料，一有空就把自己关在屋里，读书，抄书，写笔记，乐此不疲…… 然而，鲁迅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思想巨子，浸透在他生命与作品中的那种深入骨髓的自由精神、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是任何一个只要肯循着鲁迅原著的精神通道走进鲁迅的阅读者和研究者都无法回避，也无法消抹的。因此，钱理群的鲁迅研究还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矛盾，即书斋似的，纯学术的研究与联系实际，面向社会，具有强烈现实关切的研究之间的矛盾。倘是前者，将鲁迅置于象牙塔中，温文儒雅，敦厚闲适，这本身就有违鲁迅精神——鲁迅与象牙塔无缘。倘是后者，则研究者势必将面对一个两难：沿着现实语境和主流话语的需要去研究鲁迅，解读鲁迅，只能导致对鲁迅的歪曲和肢解；但反过来，不顾主流意识形态的限制，按照鲁迅的本来面目研究鲁迅，则其成果很难为社会承认不说，还极有可能被视为异端，置研究者于危险境地。总之，这是一条歧路重重，险象环生而又荆棘遍布的路。每走一步，都有可能误入歧途，面临危险。而文革的爆发，更是将这一矛盾推到极尖锐的程度。 文革是一场席卷一切，横扫一切的运动。仅从政治动员的普遍性看，文革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一切运动。所有人都无一例外，无可抗拒地被卷入了这场“完全”“彻底”，“搅得周天寒彻”的大风暴中。早在大学时代就向往“一间屋、一杯茶、一本书”的钱理群，再也不可能安安稳稳地躲在书斋里，继续做他的鲁迅梦了。他被革命死死缠住，就象当时所有一切善良的人们那样，开始是被动地，后来是主动地投身其间，奔走呼号，从此再难脱身。而他的命运，也在革命魔杖的播弄下，奇异地变化浮沉，时而是“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时而又成了“资反路线的受害者”；时而是“革命群众”，时而又成为所谓的“黑后台”。他就这样不由自主地随着革命的旋律起舞，跳跃，经受着各种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革命打碎了他的学者梦、书斋梦，却使他带着被肢解、被误读的鲁迅，走进社会，走进底层，也走进了民间。这段特殊的经历，这种带着强烈现实关怀的实践活动与思想取向，终于使他在历尽了坷坎与曲折之后渐渐清醒过来，从而能够循着激进年代的那些红卫兵异端思潮，汇入到文革后期中国民间思想的反思与觉悟中。 对于包括许多年青的思想者在内的文革参与者来说，1971年发生的林彪事件，决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而倒更似一次精神事件。它像一道闪电，一声惊雷，一下就把那些迷途的羔羊唤醒了。在现代迷信的催眠下一度迷失本性，丢掉自我的人们，开始从疯狂中挣脱出来，清醒过来，以自已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和冷静思索，开启了一场以各种大大小小，或隐或显的“民间思想村落”为表征的思想突围和精神反叛。在与青年人长期交往中渐渐形成“历史中间物”意识的钱理群，身边很快就聚集起了一批喜欢读书，喜欢思考的青年。文革给中国现实社会带来的巨大矛盾和巨大损害使他们困惑，怀疑，他们以回到马克思为思考起点，试图从马克思、列宁的原典著述中获取新的思想资源，在沿着文革的逻辑追问“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的同时，又以超越文革的思考，试图找到解释当前困境，回答将来前途的答案。在这样的视野和思考中，鲁迅已不再是一个被独立研究的对象，而是成了宏观历史和现实问题的一种聚焦与折射。同时，一些过去被遮蔽，被误读的鲁迅思想，也成了理解和回答当前问题的一种资源，当然，也是他常常用来摆脱内心苦恼和个人挫折，抵抗由各种内、外在原因所引起的生存困境及精神苦闷的思想资源。这就形成了他阅读鲁迅，理解鲁迅的一大特点：“他要进入你的内心，你也要进入他的内心，然后纠缠成一团，发生灵魂的冲突或者灵魂的共振。”（《与鲁迅相遇》）进而，更在后来形成了他惯于在研究对象中投注自我的治学特点。“努力寻找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研究对象所处的时代之间，研究者自我主观精神世界与研究对象的主观精神世界之间的‘契合点’，进行心灵的对话，追求‘历史与现实’‘客体与主体’的有机结合。”（《个人学术小传》）不难看出，早年经历中的这一段思想哗变与精神突围对他日后治学之路的影响。所以，在后来的追述中，他才那么念念不忘地一再提到，反复忆及。事实上，在这场兴起于文革后期，以反对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专制为主要标志的中国民间思潮的洗礼中，钱理群的内心世界与心灵探索已被悄悄地分解为两个不同的精神剖面：问道与问学。对国家、民族、以及人类（首先是中国人民）命运与前途的关切和忧虑，使他既无法摆脱也难以拒绝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他有了越来越多的堂·吉诃德气。于是，在安于书斋，潜心问学的学者梦之外，他又多了层战士的苦恼。他就在这两种选择，两种角色的纠缠与矛盾中，度过了他在走进学院，走上专业研究之前的“实习期”“预备期”。 学魂重铸 仿佛也是一个夜晚， 我像往常一样，在灯下读鲁迅的书，随手写一点笔记以自娱。写得有些累，停下笔来，习惯地打量四周，心怦然一动，突然想起遥远的燕园里的“小屋”，那心中的“梦”！要是能回去，在北大讲坛上向青年学生讲“我的鲁迅”，那该多好呵…… ——《我的那间小屋》 1978年是当代中国发生重大历史转折的一年，也是许多人的个体历史和个体命运发生根本改变的一年。 他是幸运的，也是清醒的，知道自己能够跻身于全国最高学府，圆他的鲁迅梦，是以很多优秀的前驱者、同道者的牺牲与被埋没为惨痛代价的。所以，他称自己为“幸存者”（《追寻生存之根》）。“幸存者”的自我命名，在他的思考与著述中所具有的意义，我们后面还会看到。 1985年，《读书》杂志破例以连载形式，连续六期刊登了他与黄子平、陈平原关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三人对谈。这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研究者一次引人注目的亮相，也是他们的试图以新的理念，新的视角来重构现代文学史的一次尝试，因而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同时，这也铺垫了钱理群作为文学史家的研究方向。1987年与人合作出版的《现代文学三十年》即是其最初的成果之一。 但真正标示着他独立学术道路开始的，却是1988年出版的《心灵的探寻》。这是他积多年的研究并经过艰难而沉重的反思之后写出的第一本鲁研专著。所以，他说，这是“梦醒了以后的产物”。同时，这也是他经过几年严格的学院体制训练之后所收获的第一枚果实。所以，无论在研究视角还是在研究方法上，该书都透出一股逼人的新意。 首先，从研究的角度与视野看，作者所关注的，并不是那个仅有外在的行为和理念的“单体”鲁迅，那个在历史的完成式中已经定格为“结果”的伟人鲁迅，英雄鲁迅，而是在历史的展开“过程”中经过内心各种煎熬、怀疑、挣扎、矛盾、冲突……，才外化、升华出辉煌的观念与行为的“活体”鲁迅、“双面”鲁迅。为此，他就首先需要从方法上能够找到和解决走进鲁迅内心世界和内心精神的“心灵通道”。这方法就是他从自己的导师王瑶先生关于“典型现象”的理论论述中得到启发，独自探索出来的“单位意象” 或曰“关键词组”（昆德拉语）。他发现，“每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总是有自己惯用的，几乎已成为不自觉的心理习惯、反复出现的观念（包括范畴）、意象。正是在这些观念、意象里，凝聚着作家对于生活独特的观察、感受与认识，表现着作家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心灵的探寻·引言》）据此，作者从一向被视为鲁迅哲学思想体现的《野草》（以及其他一些重要作品）里，捕捉、提炼出一系列的“单位意象”，以之作为探孔，构建了一条进入鲁迅内心世界，接近鲁迅本体的“心灵通道”，以逼视其“内心的炼狱”，揭示和正视他内在的紧张、焦虑、矛盾、困惑、痛苦、孤独、彷徨、甚至怀疑和绝望……等等，以打通鲁迅外在行为与其内在心隐之间的关联，追寻其内与外、过程与结果、凡人与英雄，一句话，个人鲁迅与民族（人类）鲁迅的辩证统一。这就是作者所自谓的“心灵辩证法”。 就当时的鲁研界而言，这样的观察视角与研究方法，无疑是突破性，开创性的，因而引起了学术界持续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不过，他在对立统一的辩证逻辑诱导下，意在寻求鲁迅内心矛盾完满解决的“心灵辩证法”，也受到了学术界中肯的置疑。有批评者指出，这样的“心灵辩证法”为追求对立统一的完美性而过分强调了鲁迅矛盾的统一（解决），却忽视了鲁迅另一些矛盾和紧张始终存在的事实。这一切中肯綮之论引起了他的警惕，他终于发现，这样的“心灵辩证法”，原来“不过是黑格尔的历史‘合题’，最后必然导致泯灭矛盾，追求绝对存在，承认现状的统治者的历史哲学，这就走向了出发点的反面。”（《我这十年研究》）后来，当他在《丰富的痛苦》中再次面对同样的矛盾时，他采取了“彼岸”与“此岸”，“理想”与“现实”的二分法而将它们搁置起来，把对美好、完满的追求划入超越性的终极关怀，而把缺陷、痛苦、不完美等等视为一种正常的，必然的，也是合理的现实存在或现实困境。进而，更在对八十年代的反思中，将之发展为一种既置疑启蒙又坚持启蒙，既置疑理想又坚持理想的彻底的批判主义与怀疑主义立场。 至于他所独创的，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的“单位意象”分析法，则在后来被更广泛也更熟练地运用到他对周作人、曹禺，以及其他一些现代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中。顺便指出，甚至有论者以为，他的周作人研究，影响远大于鲁迅研究。这除了因为他的周氏研究起步早，具有冲闯禁区的特殊意义外，恐怕还跟他对周氏思想全面、准确的把握与多层次、多向度的开掘有关。他的一传一论，事实上奠定了周氏研究的基本格局，所以对后续研究有着持续的影响。而对他个人来说，周氏研究也别有其特殊的意蕴：它不仅唤醒了他内心一直被压抑着的自由知识分子精神，而且对他一向有些峻急的性格，也产生了一定的舒解、平衡作用，使之更添了几分冲和与宽容。这里姑按下不论。 80年代初的钱理群与夫人崔可忻女士在安顺家中 还需指出的是，就方法论而言，除了前面提到了的“单位意象”之外，他还从歌德“具有生命力的深奥莫测的东西”在某一生活（文学）细节中的“瞬间显露”获得启发，抓住并提炼出与“单位意象”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且能互补、互洽的“历史细节”，他把两者结合，将之用于文学史的研究与叙述中，借以达到“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通过某一审视点来总揽全局”（《我这十年研究》）的效果。这样，他的作家、作品研究与文学史的研究就在方法论上获得了统一，并由此形成了他史（文学史）、案（作家与作品个案）互证、互渗，乃至互构的研究路向，也形成了他关于知识分子精神史、心灵史研究与著述的一大特点。 不过，总的说来，鲁迅研究仍是他整个治学与研究的重点，核心。鲁迅不仅是他整个学术生涯的起点、支点，而且是他学术生命与学术思考最重要的动力和资源。在他的研究中，鲁迅思想具有太强的辐射性，散射性，乃至穿透性，凡是他所涉足的论域，都可看到鲁迅思想的援引和运用，出现了明显的“泛鲁迅话语”现象。在当代学者中，他恐怕是援引鲁迅话语最多，将鲁迅思想运用得最广泛的学者。鲁迅，恐怕真已如他所说，已经进入他的内心、他的生命与精神之中，而与他的思想，他的灵魂纠缠在一起，扭结在一起，以至变得有些难解难分了。这是他的优势，也是他的局限。就优势而言，在当今学界一片嘈杂晕眩，满是滔滔而来的西方话语中，唯有他与众不同地一直在用本土资源说话，从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声音。就局限而论，仅仅守着鲁迅，依恃鲁迅，是否也会产生“资源单一”的问题，从而落入“以鲁迅释鲁迅”的逻辑陷阱？这是不是又会反过来，影响到对鲁迅思想的解读与开掘？因为，资源不足，就很难摆脱鲁迅的笼罩，也很难超越一般实用理性（包括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层面，而失去对鲁迅进行某种形而上的观照和把握。他曾说，对于鲁迅，他是进去了，却没有能完全跳出来。这没能跳出的原因，是否就与此有关呢？ 他当然明白自己的局限，所以称自己的研究（或阐释）是“有缺憾的价值”。他更寄希望于未来。在代表他最新研究成果的《与鲁迅相遇》中，他写道：“或许已经到了打破学科界限，对鲁迅这样的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进行综合研究与把握的时候。我甚至有这样的预感：对鲁迅研究的突破，可能不是来自鲁迅研究界内部，而是具有其他学科的学养，而又深知鲁迅的学者。实际上这些年已经开始显露了这样的趋向。” 或许吧。 校园风景 因为写了几本书，于是有人称我为学者，但我却更愿意人们把我看作老师。 ——《离题的追念》 大小舞台 他是“精神界的战士”，他关注的始终是精神现象，人的精神问题，他要反抗的也主要是精神奴役现象。 ——《与鲁迅相遇》 如果说，教室是钱理群据有的一个不大的公共舞台，书房是属于他私有的一个小舞台，那么，他心中还装着一个更大的舞台，这就是社会。同理，如果把他所据有的专业研究看作一个小舞台，那么，他所关注和思考的那些非关职业，也非关专业的问题，自然也就是另一个更大的思想舞台了。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大约从九十年代中期起，一向专心治学的他，开始出现了在“大小舞台之间”奔走、忙碌的趋向。其所以如此，除了因为他作为一个鲁迅的研究者、阐释者和接受者，必然要受到鲁迅的影响，无法丢掉自己的现实关切和社会责任之外，这恐怕也同他早年的经历有关，同他“幸存者”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命名有关。他无法忘记自己的底层经历，无法忘记那颗永葬于贵州大山深处的“坟”，以及那一颗颗盘踞在他心中，使他永难安宁的魂灵——那些早在他之前，甚或就在他身边倒下的先行者们；他们站在他身后，隐伏在他周围，他无法不听从他们无声的驱策，总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将他们未完的写作和思考继续下去。于是，终于有一天，前述他在走向学院之前所一度表现出来的那种问道倾向和堂·吉诃德气，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隐沉与退缩之后，又被唤醒和激活了。 表面看来，打破他书斋的宁静的，是一次偶然的触机——由北大百年校庆所引发的关于北大历史“光荣与耻辱”的反思与诘问。但事实上，风暴早就在悄悄地酝酿和集结了。 自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在对八十年代启蒙主义、激进主义话语的反思中，逐渐出现了分化，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和知识体制化倾向，更是使知识分子在新启蒙旗帜下一度结成的统一战线迅速崩溃；再加上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到来和各种后现代西方话语的强势涌入，在商品化浪潮侵袭下深感立足未稳，慌不择路的知识分子，顿时失去了重心与平衡。在价值失准，心理失衡和身份跌落的惊恐中，在职称、名利的体制化蛊惑下，面对利益选择和利害规避的步步紧逼，许多知识分子几乎是出自本能地首先采取了一种自我保护姿态，进而选择了顺从与适应。于是，与八十年代的过度张扬与喧喧嚷嚷相反，一向以社会良知和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了可怕的沉默和失语，进而是遗忘与宁静。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这是一个平和中正的时代，退居宁静的学者的时代，用各种各样的墙各各相隔绝的时代。”（汪晖）人们相安无事，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为职称、职务，为房子、汽车而默默地奋争着。“谁也不闻战叫”。 然而，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沉默与缺席，这种社会良知的退隐与社会批判功能的萎缩，引起了钱理群内心极大的焦虑与恐惧。他担心，这样的宁静首先会导致自我生命与学术的平庸与萎缩，进而会磨钝个人思想与学术的锋芒，并最终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地位与社会批判责任，甚至担心由于自身（以及一些人）某种学术地位的确立而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权力的网络，成为知识分子的压迫者和禁锢者……于是，借助于那次偶然的触机，他内心聚集的忧虑与惶恐，不满和愤懑，终于再也压抑不住地喷发出来，连续写成了《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校园风景中的永恒》《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绝对不能让步》《北大百年：光荣与耻辱》《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等文，大声喊出了“拒绝遗忘”“为北大招魂”的声音，形成了一次颇为集中的“越界”发言。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次发言竟在校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校园风景中的永恒》被学生们打印成篇，在校内四处张贴；而《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震撼与共鸣，并为他赢得了一次“读书”奖。这其实也不奇怪，当时的北大校庆，已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校园活动，而是一次聚焦了整个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现象的全国性公共事件，举世瞩目，上下关注。 平心而论，他发表的并非什么惊世之论，而都只是一些人所共知的常识。常识之所以如此尖锐刺目，具有威力，就是因为它要么被人遗忘，要么被人佯装不见。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只是都不愿说破，而他说破了，所以，他成了那个孩子。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声音其实是被放大了。就有如静音状态下的一声轻咳，比起喧嚣扰攘中的一声大吼也要高出许多分贝的道理一样，他的声音其实是被更多人心中的共振效应扩大了。这才是他的发言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巨大反响的真正原因。 更出乎意外的是，当他在《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里就着思绪和礼节，发出“所有的右派兄弟姐妹们，你们在哪里？”的呼叫时，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有意无意间的一声询问，竟会引来那么强烈的反响和应答。一时之间，电话、信件，以及各种已刊或未刊的文章，已出或未出的书籍，甚至那些从不示人或者也无人问津的私人材料等等，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涌向他那间小屋，令他应接不暇，手忙脚乱而又有些狼狈不堪。 钱理群先生的部分著作(摄于袁本良先生的书房) 但他居然还在为中学语文教育的事忧心忡忡。十八年中专语文教师的经历，使他对这个问题本就十分敏感，因此，当他从教学中发现大学语文教育与中学语文教育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教育界与学术界过分隔膜时，便忍不住动手为人写了一批“名作重读”的专栏文章。原以为这不过是为了取得某种“自我心理平衡”的门外“玩票”，却不想竟从此“越陷越深”，并终于闯进雷区，引起了出人意料的轩然大波。当雷声滚滚，风暴骤落之时，处于风眼中心的他，居然仍在冒着酷暑，津津有味地编辑着一套出版后立即好评如潮的《新语文读本》。 曾有好心的朋友提醒他，不要为学术以外的事牵绊太多，损耗太多，以免影响自己的成就——有不少人对他有可能作出的学术贡献满怀期许。但似乎鲜有人理解，像他这样破门而出的越界发言，“自作多情”的客串出演，尽管如前所述，有难以扼制的自发冲动，但说到底，这自发、自愿之中，却也有种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与苦涩。他曾多次说过，以他自己的内心追求，包括性格，气质与兴趣，他是更倾心于书斋里的学问之道的。设若所处的环境，是个良好的社会生态系统，各种机制建立健全，多元化与多样性相得益彰，兼容并包，批评、监督、分权、制衡，皆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也各司其职，在夜莺的低语，百灵的歌唱之外，也还有乌鸦的聒噪，麻雀的叽喳，那么，他大可安于书斋做他的快乐的夜莺，而把那刺耳的聒叫留给乌鸦。 惜乎这是一个聪明人太多，识时务者太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太多的时代。有的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有的人却硬拿糊涂作聪明；有人把假话当作真话，有人却把正话听成反话；有的人可说而不说，有的人想说却无从说……于是，就难免会发生种种的错位与僭越。从某种意义上说，钱理群之所以会从教室（教师）、书房（学者）的小舞台转向社会，转向专业以外的大舞台，根本原因即在于此。恰如无梦楼主所言，这是一种“淆乱”。既是“淆乱”，越位岂不就是一种非常中的正常吗？ 但自称有“道德洁癖”，从不愿为“争论”“卷入”而弄得身心疲惫，尘垢满面的钱理群却没有悟透这一点。他仍陷在自己二重角色的困惑中，矛盾、痛苦、犹疑、彷徨，甚至焦虑与挣扎……直到一场突兀其来的病和一场突兀其来的大批判将他震醒，使他在一种生命的困境与生存的绝望中再次与鲁迅相遇。这次在非常状态，非常时期所发生的心灵共振和精神撞击，使他很快从鲁迅“精神界战士”的命题中得到启迪，进而获得了自己思想与学术的再生资源。他从中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索性依此前行，将研究的视野和思考的领域扩大，拓宽。从鲁迅、胡适、朱自清、叶圣陶等诸多“五四”前贤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关切中，他看清了自己的又一选择，深深感到从长远考虑，为孩子们做一点实事的重要。“这几乎是看透了一切之后，惟一没有、也不愿看透的一点。”（《以“立人”为中心》）于是，下决心“介入到底”，把自己关于中学语文教育的意见系统表达出来。为此，他提出了“以立人为中心”“打好精神底子，构建精神家园”等关涉教育终极问题的重要理念，以及一些相关的、具有操作意义的设想和命题，并将之结集为《语文教育门外谈》一书，于2003年出版。而在专业交叉方面，他更作出了由文学史进入思想史的重要转换。于是，中国民间思想的研究顺理成章，成为他的新课题，并由此而有了《1957年学研究笔记》的写作。表面看来，这是一次跨专业、超学术的逾越，实际上，这仍是他所醉心的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心灵史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他所言，“我相信，社会的顶尖与底端，学院与民间之间是可以而且应该相通的。”（《世纪末的心灵相遇》） 他脚下的舞台扩宽了，延伸了。 生存之根 1939年3月，我在重庆山城第一次睁眼看这个世界，现在已经看了65年，许多人和事越看越不明白，就想回到历史的起点上，从头看起。 ——《追寻生存之根》 在上完退休前的最后一课时，曾有学生问起他退休后的打算，他的回答是三个回归：回到家庭，回到中学，回到贵州。其中，回到中学的具体表现，是回到他的母校南京师院附中给中学生讲鲁迅；而回到家庭却似乎并不怎么的地道，除曾陪老伴到欧洲和加拿大作两次出国游之外，他照样显得那么忙碌，不是外出开会，就是应邀参加各种学术、非学术的活动。即使是呆在家里与老伴厮守，他更多的时间仍是埋头著述，颇有点名不符实，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味道。 倒是对回到贵州显得特别的热情与积极，也最见成效。这就是他花费一年多的时间，与戴明贤、封孝伦、袁本良诸先生以及他戏称为“安顺帮”的几位学生，合作选编的《贵州读本》。书出版后，又应贵州省教育厅、贵州教育出版社之邀，于2003年12月到贵州各地的一些高校作“认识你脚下的土地”的演讲。这一趟贵州之旅——包括他发起，创意的《贵州读本》的编选，事实上都是他寻求和构建“精神家园”的一次行动之旅，回归之旅，以求得漂泊之中有坚守的精神平衡点。 本文作者杜应国先生（右）与钱理群先生（左） 迄今为止，他已有大约三十本书，共约七百万字问世；如果连编选本在内，那么，他的编、著早已超过了千万言之数。不过，似乎有必要提醒，尽管他写了那么多，说了那么多，但有关他在贵州十八年的那一段生活，那一段经历，他仍然很少触动，很少细说。贵州之于他，不仅是一段记忆，一段刻骨难忘的精神蝶化期，而且，更是一段与昨天或传统、与泥土和草根紧密相连的标志。这或许是他心中的最后一座富矿，轻易不肯开掘，不定在哪一天，这隐藏很深的矿脉或许会敞开，再度给我们带来惊喜亦未可知。 退休以后的他，卸掉外在的身份和内心的包袱——包括专业身份与职业角色的束缚，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身心自由与解脱，正如他所说，从此不必再为身份所拘，可以“胡思乱想”与“胡说八道”了。由此，引出了他集中思考的三大问题：“总结二十世纪中国经验”；“构建精神家园与汉语家园”；“认识脚下的土地”。围绕这三大问题所作出的思考，最后结集为一本《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2005年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这其中的焦虑与困惑，见解与局限，读者当可从中去自己发现。这里唯一还想说的是，这三大问题最后在他刚完成的一份精神自传里化为这凝重的一问： “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 这是自疑？是反观？是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与逼视？还是对历史，对人生，对人为之人的某种形而上的追索与叩问？ 相信读者诸君，从前述那些对一个人来说，未免显得过于粗疏与简略的叙述中（其中还不排除有某种可能的偏颇和误差），自不难得出自己的答案。 2005年5月6日深夜 初稿 5月12日 改毕 钱理群简介 钱理群，1939年生于重庆。祖籍杭州。长成于南京。1956年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1960年自人大新闻系毕业，旋被发往贵州。在黔十八年，长期担任中专语文教师。197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师从王瑶、严家炎攻读硕士学位。1981年毕业留校，后升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史研究。主要著述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讲》（合著）、《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周作人传》《大小舞台之间》《丰富的痛苦》《精神的炼狱》《天地玄黄：1948》《学魂重铸》《压在心上的坟》《绘图本中国文学史》（合著）、《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对话与漫游》《返观与重构》《走进当代的鲁迅》《语文教育门外谈》《话说周氏兄弟》《读周作人》《与鲁迅相遇》《追寻生存之根》等共约三十余部。另有主编或与人合编的重要读物《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八卷）、《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七卷）、《新语文读本》（12册）、《贵州读本》等。 · 作者简介 2020年12月 值班编辑：黄 斌 电子排版：王敏茶 您的转发将传播、弘扬安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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