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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政治问题都是文明的静态局限与动态进步的互动关系与结果。文明局限，是我们每个人思考一切哲学问题的不自觉的前提，只有彻底自觉消灭这个前提，人类才不会再受政治问题困扰。我一贯只在哲学角度阐释政治问题。 哲学中所谓的悖论，都是静态思维下的逻辑缺陷，在动态思维中，没有无解的哲学问题，只有何时参透的时间问题，因此人类历史才会持续有圣人产生。 《道德经》说“圣人出，有大伪”，我看这个大伪就是政治，而阶级和法律等都是政治的衍生物。政治也可称政治文明，从这个角度看，圣人与大伪的政治文明一起出现于人类文明，一方面代表文明有因此而进步之意，另一方面本着相生相克的自然法则，说明圣人有政治的对立面儿之意——圣人代表文明进步的积极性，政治代表文明进步的消极性，圣人天生有消灭政治的历史使命。 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代，圣人频出至今，人类文明是在一直提高，可惜政治却并未因圣人们的不懈努力而最终消失，为什么呢？ 我认为，这与文明先天局限导致的人类早期哲学偏于唯心有莫大关系，因为唯心哲学相对于唯物哲学的思维模式更显静态，而终极化解政治问题需要在全人类普及更具洞察力的动态思维。 动态思维与静态思维说的是唯物哲学与唯心哲学之间辩证法上的区别，因为唯物哲学略胜一筹，所以明确的唯物哲学圣人的出现相对要晚很多，决定了人类必须在唯心哲学主导的世界里反复无望地等待圣人的出现。 老子预见到了人类文明的这种尴尬发展趋势，却给不出明确的答案，于是无望地隐居去了。好在在归隐之前，他还是把他最擅长的偏向于唯心的朴素辩证法留传了下来，从而为中华文明的长生久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华文明崇尚圣人，整个早期中华文明史便是在圣人的辉映下铺展开的，虽然缺乏信史支撑，但我不认可现代考古学所谓的以今鉴古的本末倒置式科学严谨性，我只看相关文化，哪怕是传说，对中华民族性格形成的实际作用，至今不变，便是信史。 人类文明载体中，圣人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哲学史。可惜受西方文明主导世界文化造成的扭曲让中国文化自信倍受打击，结果让我们的哲学史也随着西方哲学一样，从第一次哲学高峰期开始写起，从而因忽略了一大段远古文明发展精华而让学习哲学的人对哲学是什么产生了严重的误解，哲学起源显得像空中楼阁一样，让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在人类第一次哲学高峰以前，都有政治高峰，西方有梭伦立法，中国有周公礼治天下，都对后世哲学发展至关重要。周公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的地位相应远大于梭伦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概是西方政治带给人的只有伤痛，从来缺乏中国人恒久不变的明君治国之期待。 况且周公之贤德与名望相对于远古圣贤，仍显小巫见大巫，所以研究真善美的中国哲学绝不应从战争焦土的春秋战国时代算起，更不应该从孔子与老子均怀念不已的周公治礼开始，而应该从盘古开天的神话时代开始演绎我们至今不忘的天人合一理念。 断章取义的哲学史研究，只有利于有不良居心的统治阶级愚民之用，必须正本清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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