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了哲学才知道：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只是以本能的方式适应环境，人类的生命活动则是以实践的方式改变世界。简单地说，就是动物的生命活动是生存活动，而人类的生命活动则是生活活动。同为生命活动，两者的差别在于意义的有无——动物在它的生存活动中形成的是无意义的生存世界；人类在自己的生活活动中形成的是有意义的生活世界。 这种意义的有无与主体性相关。人的生活世界的意义在于，这个生活世界可以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实现人类自身发展的世界，人类不只是以物种的本能去适应环境以维持自己的存在，而是以双重的尺度去改变世界，使世界满足自己的需要，变成人的理想的现实。 想到这世界能被人改变，并改变成人的理想的现实，我顿时对生活充满了希望，真心期待那理想的现实中再无心灵的隔阂与冷漠，再无无谓的矛盾与纷争。可转念一想，这怎么可能呢？哲学高度发展至今，人的现实依然不够理想，现实中人的心灵依然孤寂，现实的人从来就脱离不开尔虞我诈，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哲学错了吗？我该怀疑哲学、否定哲学吗？ 仔细一想，再一回味，哲学原来没有错，因为哲学理论说的是人类作为研究对象与动物界的区别。这就难免让人恍惚了，为什么人类能创造理想的现实，而生活中的人却经常不得不忍受这样和那样的痛苦呢？ 原来痛苦也是生活的意义，而且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意义所在。原来狭义哲学只具有消减痛苦的能力，广义哲学才是形上与形下兼具的奋斗人生——狭义哲学偏向研究广义的人，而广义的哲学才是人的真实人生，也就是大众心目中狭义的现实生活。西方哲学顽固地醉心于自己的专业性，不自取灭亡才怪？！ 正因为人能感受并深刻认识痛苦，才产生了让人更加智慧的哲学！我就是不能忍受家庭和工作中随处可见的矛盾和由这些矛盾引发的发自内心的痛才得以走进哲学，并通过哲学获得解脱，然后才有了力所能及地通过普及哲学化解全体人之痛的想法，所以，痛苦于人是很重要的促进步因素。 那些成长初期未经受过痛苦的人，在成长中或忘乎所以，或成为温室的花朵，最终都将饱受人生必经之痛苦的更大的折磨。生活中常见一些家长把自己的孩子养得像活在蜜罐里似的，我只能极尽蔑视并可怜这样的家庭。 最近听说，在英国人的贵族学校曾经是允许高年级学生欺负低年级学生的时候——新生入学是要给高年级学生干脏活、累活——我开始由衷地佩服英国贵族们的“狡猾”，这意味着，要维持好全社会的等级秩序，就得先维护好本阶级内部的秩序。 看来哲学与痛苦之间的关系甚大。哲学能根本减轻人的痛苦，这似乎已经在我个人身上应验（必须低调儿，因为过于高调地逆龙鳞会增加我普及哲学的阻力），如能推而广之，则意味着哲学根本解决人类痛苦的可能性。前述“人类能主动创造属于人类的理想的现实”应该有此意涵。想来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必定也有此意。看来我的共产主义理想可以更坚定些了。 看来痛苦之于人与哲学都很重要，值得对其本质进行深入认识。本人觉得可以定义痛苦为“人对意义的畸形追求的求不得的失落感”，因为对意义没有畸形追求的人的生活中可以没有苦，一切皆为喜乐。佛教便有帮人超越人生八苦的法门，其中的前四苦“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是人生自然过程之苦，人类都想努力避免之，却始终逃脱不了，这是无望于客观解脱的苦，是必然的苦；后四苦是“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及五取蕴苦”，是人的主观愿望不得满足之苦，是无知的人类自找之苦。释迦牟尼能通过正确认识这八苦获得超脱，终致涅磐成佛。 在佛的超脱中，无论是自欺欺人，还是彻底地放下欲望，人的主观痛苦的减轻或消失是现实的，这与哲学让人通过对人生之真正意义的追寻与建立，从而改变世界，使世界变成理想的现实，本是异曲同工之妙。 生老病死既然是必然，我们坦然接受就好，何必怕之？何必苦心规避，却根本避之不及而让自己更焦虑呢？！所以根本不用怕，坦然面对就好。人之怨憎、别离和所欲所求，又有多少是偏见和生之必然，更是可以通过教育让人坦然面对的，何需纠结？！何需痛苦？！ 这世界一直有不痛苦的人，这些人或者被称为哲学家或者被称为佛，当然也有叫天使什么的……这些人都有一共性，我看就是他们对人生的意义不再有畸形追求而已。 人就是这样，当追求都能确保正确的时候，他的追求反而很容易就能达到或实现，所以他们才没有痛苦，这是他们与常人的本质区别。平常人既然放不下自己的不当欲望，当然只能把能放下的人当成神来崇拜，于是便有了宗教，更有了对宗教的迷信。 没有畸形欲望的人，正是哲学所追求的完整意义上的人，是区别于原始的动物性，是人类文明意义上的高级人。这一点，因为教化的确定性而在理论上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从人类有了智慧的那一刻苦开始就这样，可惜至今人类未能实际完全做到，于是才有了许多无知的人误以为完美的宗教与哲学，是为思想洁癖。 既然人人都有做到的可能，努力研习哲学以求最高程度的知行合一就是了，何需宗教与迷信？！可怜的信徒们，原来他们是在用无能束缚自己，然后赋予教宗们用道德的鞭子随意抽打自己知行不一的权力，真是活该受罪啊！ 现在我明白了，原来那些纠结和痛苦的人只是没想明白“为什么而活”和“怎么活才有意义”而已。现在我也想明白了，原来这些人的“无明”其实也不怪他们自己，因为人都是学而知之，所以一定是那些所谓的佛和哲学家们没给他们讲明白“什么是人”和“人该怎样做人”的问题。 就这样把责任推到那些人头上，根本怪不得我，因为他们中一个叫孔子的说过“仁者爱人”，佛祖提倡的也是普渡众生，上帝的使者基督和穆罕默德也率一众弟子发誓要全力拯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结果从世人对他们尊崇至今的虔诚看，他们早该已经成功渡化一切人了。可惜这世界在高度文明条件下运行了几千年，人类的物质生活虽然一直得到极大改善，但人类精神世界的痛苦还是一样不得彻底解放。放眼世界，寺庙与教堂已经是尽可能的多了，可极尽膜拜之虔诚的人们的灵魂却依旧得不到彻底的救赎，于是我觉得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他们都是在卖狗皮膏药。 开个玩笑，他们的学说当然不是狗皮膏药，他们都是哲学发展历程中很重要的里程碑，他们都用自己的学说和理论体系拯救了大量的人的灵魂，只是他们受历史的局限，他们只能用那种掺杂着迷信的东西来让人类获得相对的解脱，当然不能使所有人获得全部的、终极的解脱。 哲学是要追求终极解脱的，但受整体局限制约，迷信哲学现象其实依然普遍，这本身亦是一严重的哲学问题，当然最终要靠哲学家用更高超的智慧来解决。希望哲学常识化视角能够提供这样的助力。 因为我前面说自己完全自由了，因为我觉得终极哲学化不过是严谨的前提批判下使严谨的逻辑自主堆砌概念到先贤一样的高度而已。可惜当我尝试介绍这样的经验时，无论我讲得怎样合逻辑，对方常常接受不了，这让我看到了顽固的立场对人的哲学化高度的根本制约。 人类早有对终极追求的哲学描绘，但至今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因分步的可操作性而使其预见性显得最切近。更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已经在人类存在近百年了，而且社会主义在过去和现在都迸发出了巨大的创造力和勃勃生机，相信世界大同的人注定因此而越来越多。 尽管理想从来美好，但人们必须活在现实里，在未实现共产主义之前，哲学发展之路便如同爬山一样，在登顶之前必须随时准备克服困难。既然文明与哲学的顶峰那么切近，登顶之路又是如此之难，怎样才能让我们登顶的速度更快一些呢？这就让我们不得不立足当下回顾哲学本身，因为当下从来就是由历史和基于历史的展望共同构成的，其中一以贯之的形而上部分便构成（狭义）哲学，凝聚这些形而上精神的形而下的历史故事便构成了形上与形下兼备的哲学史。 从哲学史来看，人类一直在不间断的时间轴上认识和发展着人本身，这也是个人类用自己创造的哲学在与人自身负面的消极性在做积极斗争的过程——我们从始至终在与自己、与自己的人性之恶在做斗争——认识不了“人性恶等于人性不足够善”，也就是大善即大恶，人类便一天不能取得终极胜利，便只能继续在盲目的思想洁癖中沉沦。 在漫长的看似进步的人类文明史中，人性其实一直在沉沦，人类一直在用变换花样的习惯、道德、律法在抑制人性之恶，却从来不见胜利的曙光，说明这些人为的规范中多有难以克服的思想洁癖存在，一旦转化成现实的道德洁癖，转而便以貌似充满温情的互害机制为祸人间。无力摆脱这种一贯苟且的互害机制，才是人类文明的根本局限。 人类文明，从初识用火的蒙昧到今天用火箭上天、用潜艇入深海底的整个大跨度文明进化历程中，人，一直不改受制于“物”的根本局限，是物质的相对匮乏导致人性之善不能彻底战胜人性之恶，于是人就不得不向人性恶的必然存在去妥协——绝大多数道德和所有律法都服务于人际关系的妥协。 这些其实也是人的社会属性向人的自然属性的妥协，人的社会属性指使人在生活中通过利他的相互扶持确保安全感的共同获取，比如日益丰富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制造；人的自然属性要求人的存在以人的自身生存需求得到满足——也就是生命的存续——为前提。比较之下便不难发现，人利他心的实现必须受到利已心被满足的先在性制约，这种逻辑先后是不可逆的——人只有在利已心得到满足之后，利他心才能得到完全地、彻底的释放。 人之初，无区分利己与利他的意识，所以今天所谓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在当时或人之初之前都是靠潜意识自觉完成的，这就是原始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生物种群中的体现，所以大家还是努力发展经济，多创造物质财富为好，这样人类才能更早实现由物质自由向思想自由的转变和跨越。 我们当然不应该忘了，马克思的这个理论不仅限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是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把此理论嫁接于人的哲学实践似乎也是可行的，我们就不妨尝试一下：人类既然已经预见到共产主义的哲学顶峰，就应该可以主动加速登顶了，作为制造登顶物质基础的科技水平已经被人类发展得很高了——当今世界无论在资本主义形态还是社会主义形态，市场化的大生产完全可以满足全人类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说明物对人的制约已经不再强烈，现代人的自由度和平等性已经历史性地空前提升，这说明人类向哲学顶峰加速登顶的物质基础和理论条件已经基本齐备。那么问题就来了，制约人类哲学一直不能加速登顶的真正制约因素究竟是什么呢？有人会说是人性之恶，但人性之恶毕竟太抽象，人类已经说了几千年，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什么呢？ 我认为，人性之恶的最大表现形式就是私有制，这家伙已经存在几数千年了，它的存在，曾经是人类进步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人类在人类文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不得不与自己不能完全认清自己人性善恶消长关系的无奈妥协的产物，它是人类实现终极进化的“中间体”。 既然我们认识到私有制只是人类进化过程的“中间体”，而且已经预见到终极目标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又那么美好，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让这个不成熟、不稳定的“中间体”（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几种不同形态）继续存续得太久了，我们就一定要找到合适的催化剂促发它的快速向终极体、稳定体转化。 这个催化剂当然早被马克思发现了，那就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过轰轰烈烈的胜利，却突然有一天被打得铩羽而归，几近凋零殆尽，说明共产主义的实现还可能存在其他方法。 既然革命失败，是不是说明马克思的理论是个错误呢？当然不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了马克思的理论的正确性。那就可以回头的找一下曾经失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原因，才好对症下药。 我认为，曾经的苏联与东欧的革命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是西方敌对势力的强大，二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犯了主观主义错误，二力合力绞杀才使他们的革命成果被一夜打回解放前。 找到原因就可以对症下药。针对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世界性的主观主义错误，中国在红军长征时期就开始纠正了，并为今后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关系破裂代表着社会主义国家世界性的主观主义的彻底修正，而后在曲折中开始修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观主义错误，直到改革开放后小平理论的诞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彻底正本清源于人类文明。这可以理解成是人类哲学的代表性认知高度。 随后经三、四十年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可以骄傲地宣称自己具备了充分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这种自信还将得到继续深化和发扬，也将迸发更加巨大的活力和影响力。而我则坚定地认为，只要找到一条哲学普及化路径，我们的理论自信就不只是充分的问题了，而是完备了。 针对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不间断的攻击，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地将他们比喻成纸老虎，很形象。他们之所以是纸老虎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是私有制所固化的剥削阶级一贯利己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导致的肤浅，一如墙上的芦苇。他们之所以不甘心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是因为他们占有远远超出其生存所必需的资产的那种变态的快感如毒瘾一般让他们欲罢不能。 这种毒瘾产生于人类早期文明，但占据人类文明时间轴的长度却不多，因为进入阶级文明后，文明与哲学一直呈现变加速进步状态，物极必反的规律决定了它必然消失的宿命。哲学发展就是戒除文明毒瘾唯一有效的药，科学则是那个最关键的药引子，既然这种毒瘾剥削阶级不能主动戒除，那就只能通过外力开展强制戒毒。 个人认为，哲学能让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当然就可以让其他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未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也可以采取“两手抓”的策略，即大部分国家是通过国家内部触发无产阶级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少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尝试通过类似我国统一战线战略的哲学教化功能引导他们主动放弃超额资产的“不当”占有。 我认为这种想法有现实基础和理论的可行性支撑，或许是一种更好的“戒毒”手段，因为社会主义式的福利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某些方面做得比我们还好，当然他们就可能因继续做得更好而更接近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们社会很多超级富豪开始倡导遗产的裸捐，虽然不是完全复归无产阶级，但小群体裸捐成为现实便意味着大群体裸捐的可能性。 将超额占有资产定义为变态的快感，这种变态快感与一样具备高度文明水准的资产阶级人性善的本质相悖，于是他们中的先进代表倡导裸捐，就是基于人性善的自觉而对自己内在的自相矛盾进行主动消解。没有人天生愿意主动为恶，通过教育使一个阶级全面认识超额占有资本的罪恶本质——“变态的快感的本质是对意义的畸形追求的畸形满足”——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他们的信仰一直变态地让他们觉得只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最高尚，哲学之真具备让任何人洗心革面于弃恶从善的能力，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自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这种过渡或许只差一个哲学理论的成型化而已，谁来让这个理论成型呢？当然是哲学家来做。我们都知道哲学是包括政治学的，哲学家与政治家是可以合体的，只不过现实地实现这种合体的人少一些而已。 该如何让实现哲学与政治合体的政治家多起来呢？一方面是有哲学家建立成型的理论，通过体系的理论培养这样的政治家。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思想武装的政党，更应该主动培养这方面的政治家，只是我们过去在基层培训中缺少这方面的明确意识，一旦这方面能投入更多物力、人力和财力，人类整体文明进步注定会因此而更快许多。（2016.7.4）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