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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曾经用礼治天下的手段普及了传统伦理哲学，为什么不能全球化普及？因为受制于阶级形成关系地地域限制——实际上就是文化传统性——所形成的本土独特性难以互相逾越和突破，所以在资本主义文明用现代科技武装的暴力敲门之前，各民族的解放之路只能各自为战。 如果说各文明因各自文化传统的固步自封导致的民族自豪感就是土生土长的哲学价值观，那么各民族国家显然都有各自的哲学观，显然大家都有自己专属的广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别不过是系统性不足、精细化不够而已。 如果承认了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广义哲学的存在合理性，那么西方一贯自以为高明的哲学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难以自圆其说的狭义哲学，所以西方文明的整体价值观显然不全具有普世性，但其中合于道的方法论却极尽普世性。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价值观只在民主这个概念的提出上具有终极指向性，现实的无奈与妥协决定了西方形式民主只是徒有其表的方法论上的便宜之计，不具有任何终极民主的实质意义，否则注定只能在沽名钓誉中尴尬了自己。 这世界之所以让人无奈，是因为主导哲学传播的是价值观而不是方法论，因为价值观是形而上的道，相对于形而下的术的层面的方法论更难表述，所以西方哲学根本与任何宗教一样，不具备真正的全球普及性，因为文明之间的冲突必须用能给民众带来终极自由的普世性哲学（价值观）来弥合，所以（西方）哲学必须在价值观上进行颠覆式创新以满足全人类普遍的现实需求。 既然哲学需要颠覆式创新，那么被颠覆的就不可能只限于唯心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哲学当然要同步被颠覆。 颠覆唯心主义哲学好理解，因为它们依然在配合各种所有制类型的剥削阶级在愚民，这里当然包括最假仁假义的资本主义这一制度类型，因为他们用社会化大生产必须的形式自由偷换了人类至今仍不能实现的终极自由这一概念。 面对这种赤裸裸的欺骗，逻辑素养不足的普通民众盲从于政治的错误引导可以理解，可恨且不能接受的是，西方哲学界竟然对此熟视无睹，为什么？当然是上帝错误地替代了哲学的整体性之后，虔诚的宗教情结决定了他们无法主动实现哲学的颠覆式创新，所以只能在妥协了自己的同时，通过现代民主化进程让整个世界与他们一样无奈接受这种历史一贯的妥协与苟且。 这说明，只要不掌握哲学的整体性，哲学的革命性就是不彻底的，是大打了折扣的。当然，人类的哲学发展一直也在主动缩小这种折扣的比例，只不过现在到了终极折扣时代——颠覆式归零。 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一贯追求通过颠覆政治来实现人类整体和谐，那么为什么指导中国政治向哲学妥协的唯物主义哲学也要一并颠覆呢？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哲学工作者也一样因为没发现哲学的整体性而无法对资本主义哲学实现整体性颠覆，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一昧强调暴力颠覆，那么即便真能因暴力革命而颠覆成功，这种过程性血腥亦需要时间去弥合，这种明确的待成熟性决定暴力革命一定不能带领人类直接走向整体成熟，所以真正成熟的文明与文化一定具有拒绝任何暴力的至善属性。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想让主观的主动暴力在世界上彻底消失，那么在过程上显然也必直接以哲学的彻底普及为前提，所以从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看，人类整体进入共产主义在过程上必是和平式进入，不可能是暴力式的，所以社会主义政治哲学到了重新定位自己的指导思想的时候了。 再者，当我们用心物一体一元论的道取代哲学时，需要具有新思维的思想者同时运用好唯心与唯物两种思维模型，这就相当于把唯心与唯物两主义同时降格为哲学的两个属性——哲学是既唯物又唯心的。 之所以说哲学是既唯物又唯心的，是因为中国的道文化就是如此，因为既唯物又唯心同时等于既不唯物也不唯心，所以中国传统道思想可以一直确保思想者在形而上学的狭义的道与形而下学的器之间自由思想，也就是我所说的自圆其说的能力，而中华民族正因为有了这种能力才能一直在波谲云诡的人类历史中长盛不衰，当然也是人类文明中抵抗资本主义式虚伪的最强力量。 如果不能用雄辩的逻辑推翻我的推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发现，原来《道德经》中的道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的道既“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同时又兼有哲学所谓的本体角色，其中抽象的形而上学部分就是狭义的哲学之义，是纯抽象的和思辨的。 考虑到没有脱离形而下的形而上，也没有脱离形而上的形而下，所以再考虑到形上与形下的主体的人不在时，道却依然在，这就很容易理解，唯心主义不过是相比于唯物主义更侧重于形而上，唯物主义相对于唯心主义更侧重于形而下而已，形上的是哲学，形下的也是哲学，所以二者其实都只是等而下之的哲学一属性而已，没有资格再妄称什么主义。 过去的哲学家有妄谈主义的资格，那是因为文明局限不除，今天的哲学发展需要剥夺哲学家妄谈主义的资格，因为人类只有一个哲学，再妄谈主义或苦心孤诣于带有自家特色的学说，我认为都是可耻的哲学圈地行为，是文化不自觉现象。 真正的文化自觉一定是天下一家的天下大同，有了这种思想，人类文明的融合自然不会再有任何不必要的主观障碍，阶级现象主动消失就是必然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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