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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前路漫漫，那么在理论探索之后，我们还得自觉回归现实起点，寻找新的人生方向。 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没有逻辑学辅助支撑建构常识化语境，所以导致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有天人合一理念的潜在和现实指导，但中国人仍不能集体实现天人合一的自由人生，因为不能常识化定位时空观，再好的形上理论也会在形下的落实中异变，因为一贯的文明局限的阻力需要终极常识化才能终极克服。 面对一样的文明局限，生命力最强大的中华文明尚且如此捉襟见肘，其他文明尚不具备高屋建瓴的天人合一理念护佑，当然就更无法建构终极常识化的时空观，于是只能在差异化的逻辑思辨层次中互相隔阂于必然的思想暴力所引发的行为暴力中，是为主观能动性严重缺失的文明根本局限，只有被动等待思想终极创新所引发的终极革命。 《哲学的常识化转向》显然具备哲学思想终极创新气质，至于是否能够引发终极革命，需要更多有心人的共鸣，但实际经常不能，因为旧思想与旧立场狭隘的成见太深太顽固，所以低逻辑分析层次下的人无法理解双重本体论对旧哲学本体论的终极颠覆作用，所以哲学的常识化转向的蝴蝶效应需要有一个确定的蓄能过程，因为世人早已习惯于活在以偏概全的低层次自圆其说的局限思想中，他们不具备自主终极改变旧惯性的能力，只能等待新的思想权威的终极正确指引。 这里有必要提示一下，哲学常识化转向中必然蕴含的蝴蝶效应是确定的，只有正确指引的平和才不会形成扫荡一切的飓风，反之必引发人类局地或者整体性灾难，这样就不难理解，人类历史所有的战争都是哲学常识化转向不能的报应，无论战争的规模大小，直到家庭邻里的鸡毛蒜皮式纷争。 这就是哲学视角对战争的终极形上总结，体现的是一种哲学化的终极思辨能力，这是一种亟待普及的能力，只有普及了这种能力，终极自觉之下的人类整体才能不再有任何无谓纷争，进而实现整体和谐。 这种和谐的实现，需要终极自觉之下的高屋建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终极克服旧哲学坐井观天的理论终极突破不能的整体尴尬，所以真正的智者可以在这里体会到《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对旧哲学的破坏力之巨。 正因为一直无法实现哲学的常识化转向，所以中国现代文明如今虽然经过西方文化精华——马克思主义——的补强，但只要依然没人能清晰地讲明白道的全息性与现代哲学的关系，那么今天中国人就依然会分裂于中国传统道文化可能的终极自圆其说与西方哲学低层次自圆其说的互不相容中。 只要不能集体实现终极自圆其说，人就必然在自说自话的立场中分裂，首先是内在个体的思想分裂，然后就是必然的人以群分的整体立场交相错杂的分裂。从全息性角度，这种分裂源于不圆融于道的人会下意识地把道与德或器对立起来，从而忘了或无知于——在道的全息结构里，作为道的部分的德与器也是道，只不过层次略低而已，但本质依然绝无不同——所以不难理解，真正的哲学化，只是在全息格局下，对思维的内在层次感的正确清晰建构，这才是修道与终极哲学化的圆融的前提，是哲学学习真正的难点所在。 正确的哲学化过程，会体现出思辨层次的递进关系，这种外在表现恰是由内在逻辑的不同层次决定的，旧哲学因为无法正确感知逻辑的本体属性，所以导致无法借助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常识化正确发现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之间的概念关系，进而必然导致人类可以利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预见终极真理，但无法常识化清晰解构终极真理，于是哲学内部才有了看似不可调和的本体论对立，因而才有了西方哲学不可知论的甚嚣尘上。 当然，极尽整体性平衡的道文化在无法用逻辑学进行无缝对接的常识化解释时，只能依然尽显扑朔迷离的神秘。在这样的旧文明与文化格局下，人类根本不可能摆脱愚昧的不可知论的不可理喻，进而只能整体迷失于海市蜃楼一样可望不可及的天下大同的整体和谐。 反之，一旦因此而实现了哲学的常识化转向，上述一切难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所以我又忍不住要自吹自擂了——如果您不能建构自己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那么请慎重对待我的《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因为我在《哲学的常识化转向》中通过主客观双重本体论确立了逻辑于人的主观文明的本体属性后，同时明确了形式逻辑只存在于人的潜意识，是在人之为人后构成人的显意识辩证逻辑的基础，但不独立显现于人的显性思维结构——（人的显意识思维都按正反合模式循环前进，目的直指终极真理，从没有孤立的线性思维存在——明晰了这些内容，中国传统文化悟得但说不得的顿悟路便可转成坦途，哲学于是因此而得以同步常识化。 结合现代哲学的常识化与普及化诉求，再看中国传统文化，老子显然以高超的洞见设立了大道至简的终极哲学学术标准，也就是道与哲学的终极常识化。也正是这样一个看得见却摸不着的学术目标，实际折磨了全人类思想界至今，那些穷经皓首之后的专业思想者们怎么也实现不了这样的学术追求。 哲学之所以会这样折磨人，当然如列宁所言，“世界从来不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也就是人必须自主发掘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从逻辑运用的角度，人天生都有逻辑运用能力，但高级逻辑运用能力所代表的高级主观能动性却一定是后天学而知之，而基于本能的形式逻辑运用，则是自然文明进化出生物的过程中实现的异名同出于道的自然规律与生（动）物意识之间的进化式切变，是进而递变出人所独有的辩证逻辑的基础。 当我们对逻辑建立了这样认知之后，再有人非得去跪拜上帝，我会不动声色地为其提供全部便利，只是当他以上帝为名正法之时，我会毫不留情地用自己的思想打击他的自圆其说不能。这就是可笑的政治自由保障下的思想自由，与议会民主社会里作为精英的议员间经常大打出手无二——只有人人都掌握了终极思想之后，人类才不会再有思想高差所必然引发的不当行为暴力。 如此说来，人类主观文明要想达到哲学常识化的大道至简水平，指望普通人，肯定没戏，只能指望在专业哲学领域率先发展出终极可常识化普及的哲学，然后人类文明才可能在常识化转向之后走向整体成熟。 只是这常识化转向亦是人类思想界的一次集体革命，其间避免不了要与各种不真知的愚昧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其间最难调理的，就是对每个人狭隘立场的实质撼动——对于极端顽固者来说，撼动其立场，与杀他无异，于是他们的思想暴力会转化为行为暴力。 我现在能够清晰地感知到，只要终极哲学不能统一人类的思想市场，人类便无法主动摆脱行为暴力的互害，因为立场不同的社会性人生里，人人都是施暴者，包括最慈悲的佛——正是他引导全人类向善的理念带给自己家族以灭顶之灾。 如果有人问实现终极至善为什么会这么难，那么我会说，非暴力不抵抗运动也是一种暴力，因为只要思想存在着层次差异，思想差异的调和过程就必然伴随着暴力，这是利己与利他的殊死较量，怎么可能没有暴力？！所以说，人类只有集体迈过利己主义的坎儿，才能实现终极利他的终极和谐。 之所以对思想差异的暴力属性有如此深刻的理解，也与我一直在自媒体中发布自己思想后，对持续的消极反馈的深度反思相关，更与我在各种交流平台中对那些固步自封者的肆无忌惮的攻击有关。 这让我充分理解到，凡真理与谬误，在多层次的逻辑分析人群里，都有特定的市场，只要真理不能占据的头脑，谬误从来须臾不停地补位，而真理与谬误的较量从来是你死我活的，所以思想的传播从来就是个给人洗脑的过程，所以自以为发现终极哲学的我需要毫不留情地利用一切机会给一切人洗脑，也就是用终极自圆其说的思想与曾经先入为主于人们头脑中一切陈腐的伪哲学进行殊死搏斗，所以我认为，现实生活中必须的与人为善，根本不适合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传播过程。 或者说，现实生活依然充满局限，所以我们必须用苟且与妥协做到与人为善，但对人生有终极理想追求的我们，在有了终极哲学思想武器后，在超现实的思想领域就没有必要向任何保守的传统思想做任何无谓妥协，因为再妥协就是不作为的失职——终极思想革命不需要三十六计，只须用终极自圆其说雄辩地碾压一切非终极自圆其说的狭隘。 再想到写作，之所以是深度整理哲学的必须，就是因为这个活动的初衷就是要对不特定的一切人说话，所以本身就是一种极端严苛的高级知行合一性追求，想来捉笔为刀就是这个意思，其中的杀伐决断就是自我革命之后革他人的命，不可小觑。 现在看，所谓的命，就是思想的规定性和指向性，又可称为偶然性中的必然性，用形式逻辑根本无法理解，只能用辩证逻辑才能解释和理解清楚，所以只要以终极自圆其说为指向展开写作，任何人都能如我一样实现常识化终极自圆其说。反之，如果执著地囿于某种成见，只有走火入魔的死路一条。 现在想来，自己当初能沉心于别人看来极端枯燥的哲学写作，便已是自觉的人生转型之意，只是当初急于探索一条终极自圆其说的思路，所以相关写作较少迎合的尖锐与独断，现在这个思路有了，未来的写作方向就应该用柔性思想手段绑架更多人到哲学常识化转向的宣传中来，因为其他伪哲学之所以能够横行，就是因为能够用思想洁癖或者功利性迎合着绑架世俗需求，所以怎样用语言文字将更多人请君入瓮于常识化转向的哲学，是我要重点着墨的方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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