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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在文化上强调人是知行合一的存在，用现代文明的常识化视角，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人都是同时生活在外在的情境和内在的心境中，是谓情境与心境的知行合一。如果情境是形而下的客观的“行”的人生，心境是形而上的主观的“知”的人生，那么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中西方文明与文化都未彻底厘清，人与人之间一直在用具有主客观一致性的语境对自己的情境与心境进行有意无意的沟通与互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在人类不能通过哲学彻底认清自己的下意识和潜意识心理机制和行为机制而实现终极自圆其说之前，终极自圆其说不能，就是贯穿人的情境、语境和心境人生之间具有一致性的非终极文明环境。如果终极自圆其说不能即终极知行合一不能，那么从主观认知不周全与人的主体性自我形成不能之间具有知行合一的一致性角度，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思想理论体系即人类文明的主客观局限的集成，是主观的形而上学集成。考虑到人类文明和文明的文化构成均从零起步，具有不完整主体性的人的主观认知虽然一直不周全，但又一直在通过持续的开放性创新而趋向周全，如果因此而获得的整个开放性的思想理论体系即广义哲学，那么西方哲学作为这个思想理论体系的局部，显然是附属性的狭义哲学。正因为西方哲学作为狭义哲学在思辨的精度方面有明显的工具属性，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又认为，随着经验的广泛积累，尤其是以哲学为名的积累，必须集中反应人的主观能动性水平的日渐提升，而且在持续提升的某个极点，人类的整体哲学认知必须通过终极一致性展现人类文明的主观进步成果。正因为在个体哲学认知层面能产生这样的系统认知，所以我坚定地认为，伴随西学东渐所引发的中西方文明与文化的深度碰撞式融合，中西方文化之间以哲学为名的常识化互译就必然提上日程，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需要借助西方哲学相对更精准的逻辑思辨袪魅。如果常识化互译需求意味着人类曾经的非终极文明发展尽头的即将到来，那么从历史的因果一致性角度，这时的人类将通过可常识化普及的哲学集体实现终极主观成熟，因为常识化互译之后的中华文明将彻底不再神秘，因为只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互译过后的新哲学才能赋予人类文化以终极一致性，人类的文明自觉才能因此而自主实现终极主观成熟。基于以上认知，本文力求能够常识化厘清，正因为人类文明这个大环境具有立足于非终极文明而趋向终极文明的主观性，所以当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能够系统阐述主观性即主体性的主客观一致性体现时，旧哲学不能终极自圆其说于自身文明语境在主客观一致性认知上的缺陷，便以逻辑天花板的形式变成人类文明的文化局限，只有通过哲学的常识化转向，才能令其彻底摆脱不自觉地把主客观一致性异化于上帝的宿命。正因为旧哲学根本不具备终极自圆其说的能力，所以人类文明才能整体局限于人格的不自觉的异化，其中的内在原因就在于，旧哲学根本从未意识到，在人类文明内部，既没有脱离客观的主观，又没有脱离主观的客观，因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通过可常识化普及的哲学自主形成完备的主客观一致性认知，是人的主体性成熟于无困于心的逻辑前提，这种哲学发展需求针对的，就是旧哲学内部一直对立的本体论冲突对主客观一致性的肢解。相对于西方哲学至今仍受制于线性逻辑思维而不自觉地把人的主体性异化于上帝的人间悲剧，中华文明通过形而上学的道与形而下学的理之间所形成的立体思维，不但早在西方哲学史的所谓起点处便实现了天人合一的人神平等认知，而且还通过儒家伦理对政治的绝对干预能力的逐渐提升，逐渐通过独尊儒术把宗教伦理对世俗人生的消极影响做到最小化，尤其是在近现代经过与西学东渐相关的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深度积累，中华新文明在当代关于自由、平等的人文认知也已日渐成熟，只待一次基于常识化互译的终极解密。相对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对中西方文化之间基于常识化互译对人类文明的文化现象的终极解密，透过中国传统文化所提供的逻辑与理之间的异名同出的一致性视角，任何人都可以把中国传统道认知与理认知之间所形成的立体辩证思维与西方哲学的线性辩证思维的自圆其说能力进行横向比对，因为从道生万物的本体论视角而言，理是相对于道的低维存在。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道与理之间通过跨思辨维度的立体逻辑认知结构所形成的逻辑闭环，透过西方哲学界不能正确定义哲学和逻辑相关的低层次自圆其说能力，不难常识化发现，正是低级的本体论冲突的不得调和，在导致西方文明无法实现与物理自由配套的更大的思想自由的逻辑天花板之余，更为保守的政治伦理和宗教伦理一道通过形式自由扭曲西方人的精神人生提供了全部的语境基础，从而导致西方人只能在低层次的知行合一人生中分裂地活。相对而言，中国传统逻辑思维的立体性与西方传统逻辑思维的线性结构之间之所以具有诱变哲学常识化转向终极互补能力，是因为只有借助西方文明相对精准的线性逻辑思维，人类文明才能有机会通过科技进步而步入现代民主社会，在为中西方文化的常识化互译提供充分的外部条件之余，也为人类文明的终极主观成熟提供了主观思想进化前提。这样再看在语境方面造成旧哲学人一贯终极自圆其说不能的逻辑内因，与西方哲学界一直无视本体论冲突的主动终极调和直接相关，进而导致西方哲学界无法通过终极认清哲学活动的本质而建构终极正确的哲学基础概念，进而无法建构具有清晰一致性的哲学概念体系。从文明的一致性角度，人类的文化一致性从未得到清晰建构，因此从思想的内在一致性认知缺失必然诱发认知分裂的人演绎成外部行为冲突的角度，人类文明的整体局限才能与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建立起清晰的一致性关联——整体深陷缺乏终极本体论和终极方法论的认识论体系，最终必将导致与主观性和主体性认知相关的伦理关系整体失序，这其中的矛盾在持续的形而上学集成过程中必然汇聚成形而下的战争冲突，于是大乱之后的大治就成为以战争推动文明进步的历史必然。这样具有宿命性背景的人类文明，根本难以区分人类文明进步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亟待哲学常识化转向的终极解放。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造成人类一贯不能自拔于局限文明背景的，是始终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语境陷阱，其中引发哲学无定论的主要原因，是与非终极性的本体论相关的主观与客观这一对基础概念的定义错误。本文即将系统阐明，正因为旧哲学一直未能在主观与客观这一对基础概念之上建立起具有明确的一致性认知体系的哲学语境，所以导致身处文明局限的世人根本无法用语境探求并建构起可以让自己无困于心的情境人生。明白了在情境与心境之间有旧哲学所未曾明确发现的内在一致性，便可常识化理解，主观语境是主客观一致性的情境与生命主体的主观心境之间唯一的桥梁和纽带，而逻辑就是主观语境、心境与主客观一致性情境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一直隐存于一切有机生命体内，以条件反射一样的客观规律性被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感知，因而透过规律与逻辑在本体论层面所展现的另一个层次的内在一致性，我们便可以常识化感知到逻辑在主观上的多维存在结构。西方文明只有这样建立起多维逻辑认知意识，才能具备与中华文明类似的立体逻辑思辨能力，中华文明偶然的无困于心境界才能因此而同步常识化普及开来，人类文明才能因此而迅速实现主观成熟，然后全力追求客观成熟。具体而言，在人的自我意识面前，存在，在附属于自然文明的人类文明内部，具有狭义哲学意义上的主客观一致性，也即在人通过主观能动性所建构的人类文明的文化体系中，存在，可以明确区分为主观存在和客观存在，根本不存在“不存在”，这是哲学通过摆脱曾经的语境陷阱而实现常识化转向的逻辑前提。考虑到感知行为非人所独有，所以任何有机生命的感知与人的感知都具有内在一致性，因而和人一样，各自享有与认知程度匹配的生命自由。只不过，相对于其他生命在物种生存上的被动性，人的物种却从有了明确的自我意识开始，获得了可朦胧感知却不确知的主观能动性，因而人以自觉不自觉的哲学研究为名所进行的任何创新活动，都服务于对这种不确知的主观能动性的确定性研究，这是一种对不确定性当中隐含的确定性的执着追求，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将其最终定义为对差异性当中的一致性的寻求，其最终指向，就是具备自明性的人的物种永生。关于人的物种永生，是具备自明性的人在有了闲暇之后，必然要思考的古老的生命哲学命题，先天具有相对于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革命性，因而也可以理解成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动力，也即历次哲学转向的内在推动力。相对于其他哲学转向，所谓的哲学常识化转向，就是基于具有终极一致性的新逻辑认知，通过基础概念的正本清源，对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旧哲学语境所进行的一次必要的终极颠覆。这样的哲学转向一旦成功，人和人类文明将因哲学的常识化普及而迅速知行合一于终极主观成熟。 哲学常识化转向后的新语境，必须具备可常识化普及能力，这要求与哲学常识化转向相关的理论创新必须从本体论视角对束缚人类的一切逻辑天花板进行彻底突破，也即对自明性机理的终极常识化解析。 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通过主客观双重本体论终极突破人类的一切逻辑天花板之后，却发现这种本体论视角的突破只是形而上的，相关哲学思想体系要想实现在实践层面的常识化普及，还需要在方法论层面实现形而下的新逻辑学的具体建构，这是我暂时无能为力的，于是通过系统整理自己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通过系统的一致性认知打破专业人士的逻辑天花板，进而间接谋求新逻辑学的加速诞生，成为本文的写作目的之一，毕竟这也是在社会集体层面实现哲学常识化转向的前提。只是这里仍有必要强调一下，哲学常识化转向之后所谓的逻辑天花板的终极突破，只是相对于抽象的人类整体意义而言的，具体到每个人的现实人生，仍必须通过专业学习和专门思考自主打破逻辑天花板而实现主观成熟，因为相对于新生儿而言，任何一个字词都是逻辑天花板，只因在终极主观文明条件下，当亲代早已熟练掌握逻辑认知的内在一致性时，便直接等于子代自主走向终极自圆其说的学习与思考的时间成本的最小化，因此希望大家能够常识化地意识到，能否终极自圆其说，是检验哲学是否成熟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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