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建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过程中，本着强制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通过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关联的延伸解读，我循序渐进地发现了隐藏在三者关系背后与语境的终极成熟相关的哲学基础概念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从而在具有主客观一致性的主客观二元终极本体论的主导下，用“任何差异性认知都建构在一致性认知基础上”封闭了哲学的开放性。依据这样的理论，任何人都可以无障碍穿行于由语境人生所衔接的情境人生和心境人生，这就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不但通过对人的文明存在的整体意义以物理自由和思想自由为标准进行了终极概括，而且通过可直接复制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终极打破人类的集体逻辑天花板。这样再比对人类的文化先祖基于经验人生所建构的任何语言体系，不难发现，先天内涵语境建构的一致性脉络，是通过强名机理赋予思想内涵具备知行合一性的主客观一致性映射，正因为这种潜在的一致性以与理认知异名同出的逻辑认知一并隐性主导着人的知行合一人生，所以只要不能通过终极本体论确立相对最精准的逻辑的主观存在本体地位，我们就无法通过逻辑的不同辩证维度进一步发现人的所有差异性认知都建立在一致性认知基础上，这样一来，非终极的差异性认知对人性的钝化作用机理与语言运用能力之间的一致性无从发现，人类就无法通过哲学的常识化转向知行合一地走向终极主观成熟。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将命题进行主客观区分，是西方文明的世界性文化贡献，但结合西方文明的文化贡献显化人的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却是中华文明追求万法归一的文化专长，既体现了中华文明对兼济天下的人文情怀的具体落实，又体现出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道认知赋予中华文明在形而上学方面的敏锐性，只要能够常识化解析清楚，当然具有全球化的普及意义。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作为意识的基本构成的一维，人的潜意识理性来自于人体的细胞感性感知能力，以同时内涵的潜在理性构成并主导人的本能人生，这样就可以常识化发现，人之为人后，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的意识只有显意识和潜意识两种，根本没有所谓的无意识和下意识，因为从语境的一致性角度，无意识的人只能是死人，而下意识则只是显意识与潜意识交错冲突之后的模棱两可的认识论表述，不但直接代表认识论视角下语境人生的非终极成熟，而且亦直接等于人的文明局限的逻辑内因。经过这样解读，意识的本体论属性才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一分为二的本体论表述相合，由此可见，只有通过《道德经》与西方哲学进行常识化互译，才是诱变终极哲学的最佳理论创新路径，因此上说，中国传统的“道生一，一生二”具有终极本体论意义，懂了，才算真懂形而上学，然后才能进一步正确地深入理解哲学的思想真谛，不然，就只能像从来不真懂形而上学的像西方哲学一样，用频繁的转向来修正哲学史起点认知的错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西方文明虽然极端倡导理性，可惜在哲学史起点处的认知错误的自圆其说不能决定，他们即便有心克服自己的学术傲慢，但实际却根本不能，因为这是他们依据形式逻辑固执地确立狭义哲学起点为哲学起点的报应——只要不能在概念层面建立狭义哲学与广义哲学的正确区分，与哲学史起点相关的内生性傲慢就注定了西方文明必然在自负当中没落的历史必然，因为人的文明水平直接与不同文化语境的自圆其说水平相当，所以经过深度融合之后，中华文明重新超越西方文明就有了足够的历史必然性，通过常识化视角，很容易知行合一地解析清楚。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只有将前提批判推进到终点，人类文明才能在常识化的人之初认知中诱变终极哲学，因为只有明白了本体论视角下显意识与潜意识对立统一于认识论视角下的下意识，世人才能明白心理学基础理论必须重写的必然性，因为自从有了清晰的自我意识之后，人的文明存在就一直在用显意识理性对抗潜意识理性，并试图消除曾经的潜意识感性混沌给人带来的恐惧感，同时运用人的主观能动性极力寻求人的意识作为生物现象永恒存在主导力量的全部可能性，这也可以常识化地表述为人对人的物种被动灭亡的下意识抗拒，已经到了主动寻求终极解决方案的临界时刻。结果因为有无意识这样冗余概念的干扰，所以旧哲学和旧心理学把如此简单的心理机制表述得过于深奥与繁复，于是终极自救无望的许多人抵抗不住心理压力的折磨，崩溃于显意识向潜意识的彻底投降，这就是社会越进步，抑郁的人越多的逻辑内因，所以我一直认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可以对单纯心理层面的抑郁症具有绝对立竿见影的疗效，因而一旦社会整体实现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将很难再有人得抑郁症。事实证明，心理学表面发达的西方文明，不但并未带给西方人以内心的真正平和，反而在广泛的心理医生和宗教伦理共同干预下，至今仍无法平复他们现实人生的内在不安，甚至在社会化水平最高的西欧国家出现了自杀率全球最高现象，这就是物质人生与精神人生失衡现象，应该只有通过与哲学常识化转向相关的语境拨冗才能解决。这样一来，希望大家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对意识现象的常识化解析，能充分认识到旧哲学和旧心理学认为人在睡眠和梦游时呈无意识状态的荒谬了——把一部分曾经不能自圆其说的潜意识错误地定义成无意识了，是相关理论创新者不顾及语境的一致性的理论自觉程度不高的表现。至少相关文献的中文翻译向我传达的是这种错误信息，因而当每个人都能常识化理解自己所处的文明局限与语境的内在一致性认知不能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一致性之后，再常识化理解了冗余概念的反复创造与淘汰与文明局限的因果一致性之后，应该有更多人会积极投身于个体层面的哲学常识化转向。这样再看旧哲学和旧心理学一贯不能自拔于常识性错误，还难以纠正的原因，显然与西方哲学语境虽然在认知层面设定了逻辑概念，却从来不能用终极本体论正确定义逻辑，直接相关，于是当巴门尼德基于非终极性认知自以为理性地抛出具有“存在‘非存在’”意味的错误命题时，就注定了其他以哲学为名的任何思想，至今仍在用线性思维错觉对人的哲学认知在辩证逻辑层面的主客观一致性进行不自觉的肢解，从而导致任何盲目相信西方哲学的人都实际处于错误的理性直觉追求中，因为终极理性的人的世界里，一定没有权威存在，当然没有可混淆视听的权威生存的空间。但其实，从意识的产生机理角度，人的所有认知都是辩证的，根本没有非辩证的直觉和直观心理机制存在，因为任何非终极认识论意义上的所谓直觉与直观，在本体论意义上，都实际呈现的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辩证思辨过程，这才是人作为主客观一致性生命存在的真正意识运作机理。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逻辑的多维结构之所以难以被常识化地发现与掌握，是因为在客观见之于主观的辩证思辨过程中还隐藏着一个主观见之于主观的认知过程。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语境没有明确的主观与客观概念区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明确区分了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但一直基于无法具体解析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也就是形而下学是低层次的形而上学，在微观层面与形而上学具有不可分离的因果一致性。正因为这其中亦体现中西方思想精华之间的终极互补性，所以当这个认知过程以更微观的心理机制被我发现之后，前面的客观见之于主观就可以进一步明确细化客观见之于主观之后的主观见之于主观，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道生一，一生二”的内在逻辑机理，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因此把细分的客观见之于主观明确为感官的感性感知过程，把主观见之于主观明确为神经的理性认知过程。正因为不能像我一样通过常识化视角辩证厘清人的生命存在具有主客观一致性，所以无法建构终极本体论的西方哲学界，只能自诩高明于脱离本体论而卖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尴尬，从而为不可知论的大行其道提供了畸形的理论温床。这样的西方哲学，因为无法终极自圆其说，所以无法帮助任何人直接全部摆脱思想先天分裂的困扰，这其中当然包括那些大哲学家本人，所以在局限文明条件下，世人只能不能自拔地生活在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中，因为缺乏终极本体论依托，他们即便发现了，也根本不敢直言——任何感性感知都内涵潜在理性，所以不注重因果的西方文化体系缺乏类似中华文明的知行合一诉求。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通过错误定义主观和客观而系统偷换了主观存在和客观存在的概念和定义，因此导致西方文明在语境的基础概念层面存在先天缺陷，只能通过频繁的哲学转向对自己的认知体系进行循序渐进的修正，直到与中华文明的深度融合，才能通过互译中西方思想精华而发现这种先天缺陷的逻辑内因，顺便把整体人类文明带向终极主观成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