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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已经系统论证了“存在”的绝对性和“非存在”的相对性，明确了二者之间在不同的认知维度的对立统一性，其终极哲学意义在于，在确立人的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的同时，也明确了人用形而上学的强名机制所定义的任何存在都具有主客观一致性，不管被定义的是主观存在还是客观存在。在明确了人的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的同时，明确人所定义的一切也具有主客观一致性，这既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绝对明确，又是对神的人格化存在的绝对否定，因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已经系统论证了，人的主客观一致的主体性源自自我意识的绝对明晰化，也就是人的自我意识源自生物进化。这样一来，当我们利用人类现有的知识体系实证人的主体性与神没有直接关系的时候，一切神话的和宗教的低层次伦理认知就可以以冗余概念的形式从人的知行合一语境人生彻底退场，进而退化成为以娱乐为主的艺术反思人生的素材，具体构成人的历史情境人生的基本元素，服务于人的心境人生的更好成熟。这里把把曾经的宗教伦理定义为低层次的伦理认知，那么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谓的高层次伦理认知是什么呢？答案就是与本体论视角下“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相关的认识论视角下的整体一致性，它的终极伦理意义就在于可以一言以蔽之于一切。通俗地说，就是通过“存在”、“道”和梵这类准终极哲学命题，人可以与一切其他主客观存在现象建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伦理认知关系，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当中的所谓伦理即关系，并不局限于人际关系。能从语境层面对旧命题进行泛化解读，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最终通过广义哲学与狭义哲学的区分走向成熟的关键。以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者关系为例，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之所以能够终极自圆其说，是因为通过这种以一致性为标准的形而上学分析，我不但常识化地意识到广义认识论就是广义哲学，所以认识论相对于本体论具有整体一致性，而且通过本体论同时也是广义方法论的基本构成，方法论和本体论同时也是广义认识论的基本构成，让我进一步意识到，人类文明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发展在循序渐进的有广义方法论意味的因果一致性过程中，所以西方哲学把哲学史源头设定于古希腊，不能自圆其说于终极主观成熟，就成为断章取义地定义哲学的他们的宿命。这样一来，通过对应于本体论的主客观一致性、对应于认识论的整体一致性、对应于方法论的因果一致性，任何人都可以建立起这样一幅人类文明图景——在混沌的有整体一致性的宇宙中央，有一个有主客观一致性的人在用因果一致性把握这个宇宙的存在意义。这样的情景建构能力，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建构之前似乎也很容易，只是在语境层面表述到如此清晰和简捷的程度，就是万万不能的了，因为人类的旧思想界一致性忽略了，人认识和把握世界所真正依赖的，从来是与理异名同出的逻辑，用逻辑而不知逻辑的基本运作机理，就是阻碍人的思想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最后一道逻辑天花板。如今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通过以《道德经》为主导与西方哲学进行常识化互译而来，实际打通的，就是理与逻辑分析所共同依赖的意识的神经活动的基本哲学原理——客观见之于主观之后的主观见之于主观。只要不能将人的理论体系建构在这样一个哲学基本原理之上，任何人，无论是信仰什么辩证法，还是信仰看似实证能力很强的形式逻辑，最终都一定因为无法摆脱对直观与直觉的盲目依赖而不能终极自圆其说，因为曾经对直观与直觉的盲目依赖，是非终极理论成熟的人在局限文明条件下用显意识理性对抗不了潜意识理性的必然结果，因为真正的直觉只存在于生物的细胞膜所控制的物质交换上，所以当直觉与神经意识无关时，那么所谓的直观就只能是非终极成熟的人在局限文明条件下不折不扣的认知错觉了。根据普遍联系下的因果一致性，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多细胞生命的神经系统的进化源头就在于原始单细胞生命对细胞膜的选择理性的进化拓展。以脑死亡和心脏死亡为例，脑死亡是人的显意识理性的丧失，而心脏死亡则最终代表人的生命体的潜意识理性的丧失。由此则不难理解，从对生存环境选择的主动性角度，人的选择性最高，动物次之，植物最次。综上，就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终极文明意义——古希腊文明对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进行了下意识排斥，如果这是常识化辩证视角下的非终极显化，那么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就是通过终极辩证将其进行了终极显化，从而为知行合一存在的人的文明能大同于终极和谐提供了最准确的逻辑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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