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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中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化逻辑认知模式的系统比较分析，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通过终极方法论视角进一步发现，人类之所以整体受制于一贯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感性和理性冲突，都是因为曾经不知道——感性潜意识和理性显意识之间虽然有冲突，但也正是二者之间的冲突同构了人的下意识人生。这意味着，中国传统所谓的知行合一人生即下意识人生，由潜意识和显意识在冲突之后通过同构跃迁而来，因此所谓的终极理性追求，就是有自我意识的人一直在追求以显意识理性对潜意识感性进行绝对控制，直到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同步终极自圆其说为止，便是哲学理论和人性的同步终极成熟，因此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一贯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是我在下意识地通过常识化视角释放自己的终极理性，希望这种终极理性的可直接复制性能在全面普及之前能有效感染更多人。本书将因为下意识人生的常识化而进一步论述清楚，科学认知与哲学认知虽然产生方式不同，但创新产生的结果却相同——共同主导构成人的常识人生，也即无论是科学理论创新还是哲学理论创新，最终都纳入并形成人类的常识认知体系，也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常识化体系，因为人类文明的整个科学化和哲学化进程从来都是同一个混合式的常识化进程。一切认知皆常识，一切已知皆常识，这本就应该是常识，可惜坐井观天的旧思想界却因为过于强调科学与哲学的专业性，所以在理论自信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忽视了对常识概念进行最必要的泛化，从而使知识的专业壁垒一直被隐藏于常识这个逻辑天花板之下。我之所以能在终极方法论视角正确发现和论述清楚这一点，显然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能通过常识化视角循序渐进地落实老子大道至简命题的方法论福利所在，这反过来说明，中西方思想界都误读了老子在《道德经》中对常的表述，因为只要把其中的常译作一切认知的归宿，同时又把常理解成天道所代表的逻辑先在，那么常与道的异名同出的同质同构关系也得以形而上学以明确，这样一来，常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命题一旦获得类道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那么《道德经》的通俗化程度将因此而极大降低。比如开篇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识名”，用两字断句和三字断句就都讲得通了，其中的三字断句因为表述得过于模棱两可，所以导致了道家思想最终被误认为是玄学，如果用两字断句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则即明确了可与非对于常与道的内涵的有无同构关系，这样一来，当我们把常理解成对道的再形而上学之后，不但与后文强名曰道所阐述的语言文字的强名产生机制与机理相呼应起来，这样再结合下文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便可以通过“此两者同出而异名”更好地理解道与常在《道德经》当中的互文表义关系了，因此就更容易理解后面的“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了，比如把如今有终极方法论意义的同构关系理解成“同谓之玄”，把“玄之又玄”理解成再形而上学或形而中学（见插页图＝1），这样再结合《道德经》第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无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我看到的是与形而上学道命题之后与常命题相关的再形而上学，也既基础命题之间基于一致性基础上的概念认知的持续泛化过程，只不过当时的老子受文明局限束缚，只能做基础概念之间的泛化，而人类历史则一直在通过集体下意识在对本体命题做方法命题的泛化，比如古希腊的逻各斯被泛化为今天的逻辑，因此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通过把逻辑重新确立为主观存在的本体之后，逻辑的内涵就被无限放大，从而与逻各斯曾经的本体意义复合，始得哲学命题在基础层面的正本清源，比如柏拉图的理念相对主观，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相对客观，二者简单相加，即可终极自圆其说的主客观双重本体论，可惜任何旧哲学人都缺乏这种勇气，因为把机会留给了擅长用中国传统文化互译西方哲学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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