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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面的解读，只要思辨能力足够强，就很容易认清，盲目相信形式逻辑而否定形而上学，即选择性排斥辩证法，这实际是任何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人都避免不了的错误，因为只要不能清楚地意识到人的意识理性由显意识理性和潜意识理性同构而来，而潜意识理性与潜意识感性又是完全的同质同构，就会因盲目依赖直观与直觉而犯南辕北辙式认知错误，因为直观与直觉看似不辩证，实际的心理机制都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绝对辩证。正因为不懂任何与意识相关的觉与观都是绝对辩证的，所以这是现代哲学会言之凿凿地反对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为了终极扭转这种集体性认知错觉，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已经发现并系统证明，西方的形而上学与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根本不是同一个学术命题——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是物理学后的再思考，依据的是非终极辩证的形式逻辑，即便因黑格尔和马克思而建立了辩证法，也不具有终极辩证功能，而中国人基于道家思想的深入人心，其阴阳互根的绝对辩证属性早已变成中华文明的文化根魂。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又发现，因为不能说逻辑有逻辑漏洞，所以在不同分支文明都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情况下，自然可以判定，任何旧辩证法都有未曾发现的逻辑漏洞，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把这些逻辑漏洞成因统归于对绝对辩证的逻辑的阴阳互根式同构关系的认知缺失，本章将综合整个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精华，结合唯物辩证法的缺陷对道家三生万物思想的终极辩证机理进行终极常识化解读，并以此彻底打破束缚全人类的多维嵌套结构的多维逻辑天花板。下面结合有终极方法论意义的同构认知，我将通过对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和五大范畴的缺陷解读，给读者提供个体层面哲学常识化转向的全部信心。经过系统分析，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作为唯物辩证法的五大范畴，其中作为第一范畴的内容与形式和作为第二范畴的现象与本质之间，是在共时态静止于横向微观视角下对作为第三范畴的原因与结果之间所内涵的因果一致性所做的基础性解读，因为在第一范畴与第二范畴的诸概念与命题之间，不但有本体论意义上异名同出的一致性，而且在范畴与范畴之间通过方法论的宏观泛化扰动，在辩证思考的结果处又展现出来的，是另一高维认知视角下的因果一致性，按照语言意义递变所展现出来的内在泛化机理，可以将其理解成广义的有多维嵌套结构的因果一致性。有了新的泛化视角，再看作为第一范畴的“内容”，在学术的本质意义上，显然与第二范畴所谓的“本质”具有异名同出的一致性，同理，作为第一范畴的“形式”，其本质是第二范畴的“现象”。反过来再看，作为第二范畴的“本质”的现象是第一范畴的“内容”，作为第二范畴的“现象”的现象是第一范畴的“形式”，宏观而言，这显然意味着第一范畴与第二范畴之间也是一种高维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同构关系，这其中体现着人的认知在方法论框架内由本体论向认识论跃迁的同构规律，看似复杂，一旦解构清楚了，实际却很简单。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哲学与人生才能同步进步于常识化趋势中。这其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虽未就相关命题关联建立同构认知，却建立了异名同出认知，这是一种相对成熟的准同构认知，既是确保中国传统文化人化水平相对最高的逻辑内因之一，又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能够互译中西方思想精华的重要保障之一，因为它与知行合一一起，为笔者提供了关于一致性的基础灵感来源。这样再看作为第四范畴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和作为第五范畴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因为有了前三对范畴基于共时态微观静止视角得以区分开来的对立统一的同构性铺垫，辩证法的辩证深度得以循序渐进地延伸到历时态宏观纵深视角下的动态辩证阶段——在第四范畴与第五范畴之间，也有跨范畴的异名同出的一致性关联，为了终极自圆其说，我们必须把这种跨范畴的一致性关联理解成有内在多维嵌套结构的广义因果一致性，因为在第四范畴的可能性与第五范畴中的偶然性之间，不但有异名同出的一致性，而且二者之间也有互为因果的因果一致性，同理，在第四范畴的现实性与第五范畴的必然性之间，在有异名同出的一致性同时，也有互为因果的因果一致性，这就是因果一致性的多维嵌套结构，源于逻辑的先天多维嵌套结构所展现出来的极端灵活性。综上，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马克思和整个西方哲学界显然没发现这其中的因果一致性，因为一旦发现了，他们就应该认可一贯信奉因果的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和佛学都是哲学，至少都有相对高明的辩证法，然后通过必要的借鉴，就可以更早建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辩证法了，而不是把机会留给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正因为在人的认知体系中，一切皆有因果，而且其中的因果均由自我意识为逻辑起点，所以通过因果一致性关联所建构的整个人的文明语境都具有同构性，具体而言，就是通过语言的自觉运用，人会下意识地在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视角内进行频繁的视角切换，于是基于意会心理机制在语境营造的一致性中对旧有的狭隘语义进行趋向于终极自圆其说的必要泛化，长此以往，遂成标准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语言文法体系。这其中，在唯物辩证法的第一、二、三范畴之间显现的，是在方法论视角下概念与命题之间由低维本体论和认识论向高维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跃迁，这其中体现的是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基于同构关系所产生的一致性关系，这样再看插页图－1所展示的人的认知结构图和人类思想体系同构关系图，就可以比较出来，人的认知结构图和人类思想体系同构关系图是在广义本体论和广义认识论的同构视角下对有终极方法论内涵的逻辑具体运作机理的常识化展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因而发现，人的认知结构图和人类思想体系同构关系图之所以能够并表展示，就是因为人是知行合一的存在，因此导致人的哲学认知也具有知行合一性，这再次证明了中国传统辩证法在人化能力上的相对高明之处。通过对唯物辩证法所内涵的同构关系的创新解读，再把这种创新解读与人的认知结构图和人类思想体系同构关系图以不同视角所展现的人的逻辑认知跃迁规律同构起来，这便充分说明，这张有终极同构意义的表一出现，已然代表哲学开放性的人为封闭，这既是哲学科学化宏观理论创新的终点，而且也是科学哲学化实践的起点，因此基于同构的一致性，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预言，任何科学研究工作者一旦据此打破自身的逻辑天花板，相应的科研效率都会因此而极大提高，比如通过物理世界同构的一致性，就可以直接诱变数学、物理学以及与二者关系密切的化学和生物学之间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至于天下大同，因为人只能自救于自圆其说，所以就让时间提供答案吧。下面我将用自己的阴阳互根认知重新解构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和五大范畴，看看激变的新思想是不是如预期一样的通俗，让我们先从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观点说起。资料显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它的总特征，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都是讲发展的，五大范畴都是讲联系的。现在我就直奔主题，看看旧辩证法不能常识化普及于终极自圆其说的逻辑内因：首先说联系的观点，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这观点看似没什么问题，但其实问题大了，因为终极哲学视野下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也是有同构关系的统一整体，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称这种同构关系为主客观一致性，这种认知缺失，是导致唯物辩证法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关键原因，这个问题不明确，所谓“联系是指事物内部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就难以理解了，因为这其中的“事物”命题是由相对主观的事和相对客观的物同构而来，有显而易见的主客观一致性内涵，但马克思却说“联系是客观的、普遍的，联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没有主观，何以客观？！因此这其中的联系显然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即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谓有同构性的主客观一致性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之所以能诱变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哲学，就是因为我还能把这种主客观一致性心理机制常识化表述为有绝对辩证属性的——客观见之于主观，而且结合插页图－1还可以看到，这个宏观的客观见之于主观可以而且必须具体细分为微观层面的客观见之于主观的形而上学、主观见之于主观的形而中学（再形而上学）和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形而下学。那么伟大的马克思为什么意识不到这些呢？答案就在于他的西方哲学母体在巴门尼德时代就用错误的主观定义偷换了主观存在的定义，用错误的客观定义偷换了客观存在的定义，从而把绝对化的“存在”相对化了，从而导致只要这两个基础命题不能得以正本清源，西方哲学就永远不可能终极自圆其说。正因为马克思显然未能跳出哲学看哲学，所以他也只能被哲学的根本局限所累，因此任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宿命便可想而知了——不持续开展理论革新，就只能在保守中走向没落——关键是，敌对的资本主义政党可以包容其他保守的政治势力，唯独不包容社会主义政党，尤其不包容有暴力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一山不容二虎。其次说发展的观点，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是不断发展的世界，运动是宇宙间一切的存在方式”，这话没问题，但问题出在后面“发展是指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过程，它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发展是客观的，有规律的”，因为物质世界的发展本身是无所谓简单与复杂和由低级到高级的，只是身处局限文明条件下的人基于自身需求认为物质世界的发展具有上述变化特征，正因为这种感知是基于人的主体性而进一步诱变价值观的逻辑前提，所以面对有限必死的个体性文明存在，只有根据主客观一致性思考做到可终极自圆其说于无困于心，文明才有意义，反之则必然引发广泛的虚无主义，因此所谓终极哲学的终极常识化建构，也就是循序渐进解构虚无主义的过程。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如果人能永生，那也就无所谓对世道人生做价值判断了。这让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转而发现，任何动物都会做价值判断，只是没有人的判断深刻而已，所以马克思说“发展是客观的”，对，但不全对，因为他的客观命题是错的，因为发展于人是前面说过的——客观见之于主观的——这其中必须常识化转向的关键在于，对于人的文明存在来说，即没有脱离客观的主观，又没有脱离主观的客观，但西方哲学旧有的客观与主观定义却没有这种基本的同构性认知，或这就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发现和必须正确面对的同生共死的一致性，因为这其中有事关人的主体性通过终极自圆其说而自觉成熟的大问题，不但不是简单的定义错误，而且是人的文明存在知行合一地跨越文明局限的关键性临界标志。最后说一分为二的观点，唯物辩证法认为“唯物辩证法主张全面地看待事物。既要看到普遍联系，又要承认它们之间的区别；既要看到事物运动的绝对性，又要承认事物的相对静止；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又要看到事物的反面；既要看到个别，又要看到一般”，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仅从方法论所代表的观摩过程角度，这些观点绝对正确于真理的常识化发现，但对观摩的结果而言，比如具体指导知行合一的人生，却根本不具有终极意义，因为按照中国传统辩证的“正、反、合”要求，任何西方人按照唯物辩证法指导，都只能在理论上发现真理，却实现不了实践层面的理的圆融。为什么会出现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必然脱节呢？是因为人性有善恶二重性，善如果代表真理，那么恶就代表谬误，人只能活在真理与谬误共同构成的有同构性的理人生中，不可能活在脱离了谬误的纯粹的真理当中，因此人性的终极成熟，只依赖可终极自圆其说地在理认知架构内用真理绝对压抑谬误，而不是杀死或彻底摒弃谬误，因为谬误与真理是同生共死的一致性命题，所以马克思再伟大，西方人不会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圣人，中国人也不会认定马克思是圣人，因为只有普通人的人生才需要圣人的光明指引，所以在根本理解不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的悲剧就是全人类悲剧，因为人类的真正主体是普通人，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根治了马克思的辩证法缺陷，就是根治了全人类的知行合一人生缺陷——从此人皆可因逻辑天花板的终极突破而终极自圆其说于终极主观成熟。下面结合三大规律阐述，为什么融汇了阴阳互根于同生共死的一致性之后，哲学与人生就可以同步终极自圆其说于终极主观成熟。现代唯物主义哲学认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哲学普遍性上达到极限程度。但从建构终极本体论的角度，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哲学普遍性的极限在于“道生万物”、“上帝生万物”、“梵生万物”，所以任何妄称唯物辩证法在哲学普遍性上达到极限，都是不真懂本体论的表现，当然也是不真懂哲学的表现，因为真懂逻辑是人的主观存在本体，是任何人真懂哲学的逻辑前提，因为与理异名同出的逻辑才是人类据以正确认识哲学的唯一工具——不会发掘工具的终极功用，结果就是文明局限的历史一贯延续。这样再看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首先阐述出来的，马克思将其从《逻辑学》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经过巧妙的逻辑变换，使辩证法的规律变得更加清晰而已，但这种变换之所以能完成的原因，却都不明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却补上了这一认知短板——逻辑有多维嵌套结构，认知体系有终极同构性。 唯物主义认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间的联系是一分为二的关系。基本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它是其中的“一”。量变质变规律与肯定否定规律是“二”，用逻辑关系图表示，是这样的形式：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也有道分阴阳的一分为二的认知，但中国人不但不会据此盲目区分规律的内外，而且还会用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藐视对规律进行内外部划分，所以中国人的形而上学从来是绝对辩证的，但西方哲学所谓的形而上学就一定是个旧哲学背景下所难以发觉的翻译错误，因为他们的辩证法都只是看似绝对辩证，实则只是相对辩证，而不是绝对辩证，那么从辩证法是逻辑认知的升华角度，西方文明所一贯依赖的形式逻辑的局部辩证功能就更可见一斑了。明白了终极辩证法意义上的同构的一致性，再看唯物辩证法盲目区分内部和外部规律，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能分而不能合了——终极辩证是能分又能合于终极的逻辑前提。这样再看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重新解读的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能常识化理解一切辩证法的认知局限了，老子建构“道生一”的逻辑内因是有与无之间的同构关系，“一生二”的逻辑内因是阴与阳之间的同构关系，“二生三”的逻辑内因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同构关系，“三生万物”的逻辑内因是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之间的同构关系。这其中，由相对客观的阴阳同构变换洞见相对主观的有无同构变换机理，集中体现于“强名曰道”的强名二字当中，命名行为之所以要用勉为其难的强来表述，实则体现的是借假名真的真假同构变换机理，正因为“道生一”基于相对主观的有无同构而来，“一生二”基于相对客观的阴阳同构而来，那么“二生三”就是由有主客观一致性的主观与客观同构而来，接下来作为观的结果的“三生万物”，自然是由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同构而来，因为主观存在是主观视角的观之果，客观存在是客观视角的观之果，这样一来，人的终极本体论和终极认识论就在老子的终极方法论之下得以终极自圆其说地容为一体。由此可见，道命题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准终极本体命题，是中国文化先贤在认识论层面对世相所做的极限抽象结果，是命题泛化现象达至极致的标志性成果，有终极文明和终极文化意义。通过终极抽象思辨于道生万物这种有准终极本体论意义的准终极认识论和万法归一所代表的准终极方法论，中国传统思辨意义上的道命题天然具备人的文明存在终极自圆其说于主观成熟所必须的主客观一致性内涵——既然道命题天然内涵主客观一致性，那么由道所生的万物的概念与命题当然也都具有主客观一致性，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称之为人的主客观一致性赋能，这是中国古圣先贤可以因概念之间的一致性积累到某个不确定的临界而达到圆融境界的逻辑前提，而西方文明之所以从没有这样的圣贤，就是因为文明之间在文化的人化差距上有大不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导致中国古圣先贤悟道于圆融的那个曾经不确定的临界点，其实是人的概念人生在掌握了所有命题之间的终极一致性之后，所必然引发的一个终极理论自觉自发贯通的时刻。这意味着，任何人的终极自圆其说人生都需要有这样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只不过这必须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的实现从理论上建立了终极打破逻辑天花板的可行性之后才行，这样一来，进入终极文明的社会才能提供最广泛的基础教育环境，让这个终极自圆其说过程在任何正常的个体生命过程内尽快完成。综上，通过由《道德经》主导的中西方思想精华之间的常识化互译，是诱变终极哲学的最佳路径，率先由中华文明诱变终极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道家合流的历史必然，其中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能以政治均势对抗资本主义，是逼停资本主义和其他任何保守的主义继续展示自己的消极性的基本前提。下面借助质量互变规律中所内涵的质与量的关系再谈一谈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虽然任何事物都具有质和量这两种规定性，但哲学所研究的质相对于科学更抽象，可以而且必须在宏观层面忽略不同物质间的差异性，直奔物质之间的一致性而去，而科学却只能在微观层面研究不同物质间基于更微观的一致性基础上的质的差异性。这其中，一旦达到认知极限，就必须用科学哲学将视野进行宏观拓展，既是诱变大尺度科技创新的逻辑前提，也是科学主义者在局限文明条件下据此反噬哲学母体的理论依据，因此科学进步是科技文明的积极性，但科学主义却是科技文明的副产品，是文明一贯局限的消极性再现，必须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予以正本清源，人的文明才能通过语境人生的终极拨冗而自觉走向终极主观成熟。在本书即将结尾的终点，我们再通过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看看人类该怎样通过终极辩证法实现终极主观成熟：首先对立统一规律，说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基本动力，那么这种规律性基本动力与逻辑是什么关系呢？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所谓逻辑，即作为人的主观存在标志的意识，是通过神经进化背后的生物进化的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天然具有基于客观性基础之上的主客观一致性，而人的自我意识产生，不过是反向感知这一切的逻辑前提，依然通过神经进化而来，而承认这种主客观一致性，是人的文明认知的一个必然的过程性极点，只有到达这个极点，人的文明才能彻底瓦解不可知论而实现终极主观成熟，反之则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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