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佛寺平面布局沿革考
佛寺平面布局的变迁，同佛教徒礼拜对象的转移有密切关系。从印度佛教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佛教的礼拜对象发生过三次转变，即礼拜象征物、礼拜塔、礼拜佛像。起初佛弟子以塔、菩提树、佛座、法轮、佛足迹、佛钵、佛衣以及三宝标志等物作为礼拜的对象(塔表涅槃、菩提树表成道、佛座表降魔、法轮表说法……)。释迦逝世后，各地纷纷立塔分藏舍利，以表达弟子们的怀念和追思。这时，塔是信徒们礼拜的主要对象，处于寺院的中心地位。公元二世纪印度迦腻色迦王执政时期，遗留下来的犍陀罗佛教艺术中才出现了佛和菩萨的形像。那时大乘佛教正在迅速发展，不少大乘佛典讲造像的功德(其中有《造立形像经》、《造像功德经》等)。这一时期，佛弟子由礼拜佛塔转到礼拜佛像。佛像一般供奉在殿宇中，故佛殿又取代佛塔的位置成了寺院的中心。现就我国佛教寺院的平面布局变迁沿革试作小考。我国佛寺平面变迁的几个主要阶段我国佛教寺院从汉明帝时在洛阳城西创立白马寺开始迄至清末，历时一千九百余年，因受信佛人士“舍宅为寺”之风的影响，它的平面布局除石窟寺外一般多采用院落制。但寺院的主体(也可说是礼拜中心所在)建筑，各时期却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塔为主体(不一定另有其它建筑)；第二阶段，以塔为中心，殿为附属建筑；第三阶段，以塔、殿同为中心建筑；第四阶段，以殿为中心，塔为附属建筑；第五阶段，以阁为中心，塔、殿为附属建筑。以塔为主体的第一阶段研究者多不甚注意，其实这是涉及到佛教或佛教思想何时传来我国的问题。按佛教传华始于何时，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现在大家所公认的汉明帝“永平求法说”，这只是指朝廷或官方正式派出使臣赴印求得佛经、佛像偕同西域沙门同来我国的事迹。其实在此之前文献上或考古发掘上已出现过有关塔的记载及其实物。宗炳(375-443)《明佛论》(一名《神不灭论》)说：“道人澄公(指佛图澄，公元232-348)，仁圣于石勒、虎之世。谓虎曰：‘临淄城中有古阿育王寺处，犹有形像，承露盘在深林巨树之下，入地二十丈。虎使者依图搜求，皆如言得。”(见僧祐《弘明集》卷二)慧皎《高僧传·佛图澄传》中也有同样记载。又《高僧传·法和传》中说姚略叔父为晋王(即姚绪)时，于河东蒲坂故老所传古阿育王寺处，凿得石虎银匣，中有佛舍利。掘地既得承露盘、舍利匣，则其处当为古代阿育王寺遗址所在地。依文献记载，凡取名为“阿育王”的寺塔，多指极占之塔寺而言，有的始建年代还在汉前。阿育王塔这个名称来源已久。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敬塔篇·故塔部》以及西晋安法钦译《阿育王传》中均称阿育王塔在我国境内计有九十座之多。道宣在一篇《列塔像神瑞迹》(《广弘明集》卷十七)中曾列有阿育王塔名目十八，《法苑珠林》卷五十一中则云有二十一，可惜现在遗址都很难找到，不知其详。我国佛教寺院与印度的不同。印度没有“寺”这一种名称。佛教的建筑除石柱、玉垣(围绕塔或圣地所用的玉石栏干)、覆钵式塔(梵名窣堵波)外，一般都为石构窟殿。印度塔有造在露天的，小型的则造在石窟殿内(梵名制底)。从文献记载或考古发掘所得的资料来看，以塔为中心，殿为附属建筑，也是我国寺院的早期形式之一。这种形式从汉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中间虽出现过以塔、殿同为中心的布局，但除在石窟壁画上见其形制外，并未见实例。自南北朝末期进入唐代，社会上广建佛寺。据道宣《戒坛图经》所示，殿前之塔已改置殿后，可知唐时的崇拜中心已由佛塔移向佛像。自唐中叶至宋代，由于镌造大佛像之风盛行，寺院即以高大的佛阁作为中心标帜，所以在第四、五两阶段中，以殿阁同为寺院的主体建筑。与此同时，禅宗盛行，“伽蓝七堂”制兴起，佛塔已不在七堂范围之内，这同初期佛寺以塔寺为中心的情况却成了个反比。这个事实说明佛教信仰基本不变，其具体制度常因时空条件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寺院的通称也往往与塔殿配置的演变有关。我国寺院建筑，汉魏以前者亦一如古代印度，因塔藏舍利，为寺的主体，故径称“浮图”或“浮屠”而不称寺。《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说到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此为江南造像立寺见于记载之始。文中所述显系木结构塔，所谓“垂铜盘九重”，为已有刹柱实物之证。寺院的名称也不是某某寺，而是浮图祠。直到佛殿成为寺院的中心建筑，“浮图”一词才专指佛塔了。前塔后殿制实例佛塔之所以建于寺院的中央，是为了便于信徒的环绕巡礼。塔藏佛舍利，故有劝人礼塔之举。《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十一云：“若人以真金，日施百千两，不如暂入寺，诚心一礼塔。”在大乘佛典中不仅有讲造塔功德的经典，还有一部专讲绕塔行礼的《右绕佛塔功德经》(一卷，唐实叉难陀译)，经中记载佛因舍利弗之请说绕塔诸功德，并说绕塔时应右绕，不应左绕。我国佛寺多建大殿，塔则置于殿前(它的平面特征是塔在寺之中轴线上)，故以塔为中心的布局也就是前塔后殿制。在我国初期寺院如官建的洛阳白马寺就造有塔。据寺内的《摩腾入汉灵异记》碑文称：“己巳之岁四月八日，孝明皇帝驾幸鸿庐卿寺……其所阜者，土俗称之‘圣冢’……释迦牟尼真身舍利之塔也。”(见《金石萃编》卷一三○)。前塔后殿制的实例在南北朝时代更多。首先从文献记载上看：《法苑珠林》卷三九《伽蓝篇·致敬部》云：荆州河东寺自晋、宋、齐、梁、陈，僧徒常数百人；殿前塔，宋谯王义季所造。不仅此，即西域亦然，《法显传》述他于隆安五年(401)到于阗(今新疆和田县)时，曾经看到的王新寺“作来八十年，经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雕文刻镂，金银覆上，众宝合成。塔后作佛堂，庄严妙好，梁柱、户扇、窗牖皆以金薄。”此亦前塔后殿制，即塔建于山门与佛殿之间的一种方式。从考古发掘上可看到前塔后殿的遗迹《水经注》卷十六“谷水条”云：“水西有永宁寺，熙平中(据《洛阳伽蓝记》为熙平元年即公元516年)始创。作九层浮图，浮图下基方十四丈，自金露盘下至地四十九丈(《洛阳伽蓝记》作塔举高九十丈)，取法代都(北魏平城，即今山西大同)，七级而又高广之。”此木塔遗址，近已发现并发掘。塔基位于平面呈长方形的寺院中心，寺的四周有夯基围墙，周长1040米，并各开一门。塔基今残存高大的土台，高约八米左右。平面方形，分三层而上，顶上两层在今地面上屹立可见。底层夯基近方形，东西约101米，南北约98米，基高约2.1米；中层夯基面积较小，呈正方形，东西、南北各长50米，高约3.6米；顶层台基系用土坯垒砌，呈正方形，面积约有10米见方，残高2.2米。这与《水经注》所载永宁寺“浮图下基方十四丈”的面积相近。塔的北面即佛殿所在，现犹存有较大的夯筑遗迹。这种前塔后殿、以塔作礼拜中心之风，一直延续到隋末唐初。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的考古发掘报告，近年发掘唐密宗道场西安乐游原上的青龙寺(当地人今呼石佛寺)遗址时，得知它的主院在寺的西部，该院以山门、方塔、大殿为主轴。此外，河南登封的嵩岳寺塔亦如此，不洋叙。石窟塔柱及壁画上塔、殿并重的格局以上仅就平地的木构殿堂而言，至石窟寺院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我国石窟寺的开凿，较多地采用了印度“制底窟”的形式，所不同的是印度制底窟中之塔在我国却变成了“塔柱”式建筑。如公元五世纪的山西云冈第一、第二两窟以及第二十一、第三十九窟诸例，窟的正中间均造塔形柱，方形楼阁式，三层或五层，每层俱作小龛，龛内雕以佛像，供信徒绕塔礼拜瞻仰。此外，位于我国新疆早期的佛寺，依照今日残存的遗址来推测，则大多是一连数个院落，在每一院落的中心有一座高塔，塔的周围是僧房，僧房以外则有高大的围墙。如库木图拉和森林塞姆两千佛洞附近的寺院遗址，远远望去，犹如废城一般，当初规模之大可想而知。不过，还有一个事实也值得我们留意。这就是现存的辽金时代寺院，也每有将塔建在殿前的，如应县佛宫寺、涿州普寿寺、庆州塔子白塔寺、沈阳广祐寺、辽阳广祐寺、浑源县圆觉寺等。又应县佛宫寺东侧的净土寺，在寺山门之后立有高幢式石塔一座，据塔铭所记，知此塔原是辽重熙九年(1040)所立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金大定年间(1161-1189)改建为舍利塔而仍置殿前。因辽代师承北魏，金又学辽，故辽金寺院的平面布置，较少受到隋唐以来中原地区佛寺格局变化的影响。塔、殿并重的东塔西殿或东殿西塔制，在日本可以见到，前者有川原寺，后者有法隆寺。在我国石窟壁画中也能见到这利塔、殿并重的布局。如敦煌莫高窟第61号窟内西壁，画有“五台山图”一铺(五代时作品)。图中的“大清凉之寺”，除山门、回廊、角楼外，佛殿右侧起三层塔·座。《戒坛图经》问世与寺院平面布局的变化唐代寺院的布局，在初唐时期仍遵西域“前塔后殿”的旧制，以塔作为全寺的中心。但自道宣《戒坛图经》问世，我国寺制为之一变，以佛殿作为全寺的中心，形成前殿后塔的布局。据《图经》所示寺院布局为：外门、中门，前佛殿、七重塔、后佛说法大殿(即讲堂)、三重楼、三重阁。如连同旁侧建筑，则正中之佛院即中门内为佛殿，左右有楼各三层；次七重塔，塔东钟楼，塔西经台；北后为讲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塔与殿已经倒置，由前塔后殿制一变为前殿后塔制，塔已处在不重要的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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