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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回到老家西场王夹巷，是在1966年或者1957年。那一年，四姑奶奶带我和哥哥到他们家过了一个暑假。那时候，我表叔刚刚结婚。他那时应该20岁不到，而他的妻子，我们的表婶只有17岁。我表叔是民办教师，他岳父也是教师。作为教师的表叔，教学水平到底如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头脑相当灵活，也很会生活的人。记得大热天，他有时会叫上我一起去叉鱼。而他鱼叉甩出去，十之八九不会落空。我跟在后面干什么？帮他拎鱼。也因此，那个夏天我们在我姑奶奶家，吃的鱼或许比平时在家里一年吃的鱼都要多。我姑爹爹跟我表叔个性就截然不同，相当厚道和本分。他那时大概60岁上下，但已经显得很老很老了，脸上皱褶纵横，一副长寿眉足有一寸长，背也有些驼。在家中，他对姑奶奶唯命是从，总是好好好、是是是，而这样的好脾气在他们那一辈中是相当少见的。他在生产队的大场上养猪，所以，那段时间我将猪看了个够：大猪小猪公猪母猪，我全都见识到了。让我印象特深的另一点是，姑爹爹的母亲那时也已经是80多岁的人了，独自一人住在一间草屋里，眼睛已经瞎了，可还整天摸索着编织草辫子——用麦秸加工草帽的原料。而她的成分据说是地主，因此，她也就是地主婆子——跟那时小说、电影中很有些不一样的地主婆子。我姑爹爹和他几个兄弟的成分则是富裕中农。也因此，我父母当年才会同意我四姑奶奶带我们去乡下。在乡下，我们见到了很多从前在城里看不到的事物，比如说近距离地接触到了猪和羊，并第一次接触到了农村的孩子。这里主要是指四姑奶奶的两个侄孙——四姑爹的最小的兄弟的两个孩子，“三儿”和“四儿”。他们的年龄正好我们兄弟俩相同。在我眼里，他们非常能干：能上树掏鸟蛋，能下河摸鱼，还会挑猪草，很多我们不懂的他们竟然都懂。非常遗憾的是，三儿后来做篾匠，但却因为在脱粒机上脱粒一个大意失去了一条胳膊。此后数十年虽然我去过四姑奶奶家数次，但却没能见到三儿和四儿。因为听说在四姑奶奶的暑假过得很有趣，所以，有一天我姨兄高如和我哥商议着步行去那里。因为怕我小，走不动，所以，他们以上厕所为名支开了我，悄悄走了。他们这次也没有能够走到西场，半路上就精疲力竭，被好心人送回家来。只是在下一个寒假，四姑奶奶将高如接到他们家过了一段日子。四姑奶奶家是在我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我和哥哥带到老家王夹巷的。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是她想让我们认认祖宗吧？可她未必知道我父母的担心：生怕单位有人知道自己的子女依然与成分不太好的家庭存在联系。我父亲的家庭成分是富农。我大伯是被判刑的在“解放战争”中有恶行的人。不过在乡村，并且那是属于文革年代，我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成分歧视。当然，后来我也曾经听说，因为我堂兄王则平给主席石膏像整容——由于时间久远，原来的嘴眼鼻子轮廓不甚分明了，他试图用毛笔勾画清楚，结果弄得主席面目皆非，有侮辱主席形象之嫌，因此，别的生产队有社员试图批斗他，最后是本生产队的人将他藏起来了，让前者的企图没有能够得逞。我堂兄高高大大，一表人才。我以为我个头偏矮的堂嫂，或许就是因为他生得好，加之人也厚道才嫁给他的——他们家是贫农。而就我的感觉来说，我堂嫂也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待我们这哥俩非常好。记得有一天我和我哥发现他们家旁边的池塘里漂着一块山芋，我们试着向河中扔土块，想让那山芋漂向我们。堂嫂看到了，拿起钉耙，到自留地地里刨了几只山芋给我们。而那几只山芋还没有充分膨大。在有过插队经历之后，回想起这一幕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对于农民来说一般是舍不得在粮食没有成熟的时候吃青的。在这里，我们玩得很开心。那时候，我的堂侄还刚刚出生不满周岁，躺在小床上，非常可爱。我喜欢为他摇床，而我堂嫂也不像我姨妈那样，对于我们类似的做法太不放心。我哥哥则喜欢搞一些小小的恶作剧。记得他曾经穿上我堂哥的衣服，扣上他的草帽，从窗下走过，嘴里念念有词：“王则平，上工了！”——他是模仿的生产队长挨家挨户叫人上工的情形。我在灶台后边烧锅不明真相的堂嫂，边匆匆起身边应道：“来了来了！”及到门口，才发现情况不对，彼此相视，哈哈一笑。最为让人遗憾的是，我的堂嫂后来在区医院手术大出血，医院事先对此类情况准备不足，导致我堂嫂死在手术台上。那时正处文革高峰，我堂哥家庭成分不好，所以，也没敢怎么吱声，人死了也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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